1994年9月5日，张海迪参加第六届远南运动会气步枪射击比赛（老北摄/视觉中国）

冲突年代的青年楷模

1980年前后，经过数次重大调整，“上山下乡”运动悄然落幕，上千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镇，等待就业，各寻出路。此时的张海迪还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住在县城文化馆一排三间平房的西屋里，晚上忙着背单词、看小说，白天去城关医院做临时工，为人针灸。张海迪自己也是一名病人，她是在5岁时被查出患有脊髓血管畸形，根据医生的说法，这可能跟当时儿童营养供应不足有关。血管畸形很快造成血肿，压迫脊髓，随后，在成长过程的数次手术中，张海迪失去了6块脊髓板，两根肋骨，以及胸二椎以下的全部知觉。她的脊椎是“S”形，一侧胸腔外是软软的，如果没有轮椅的扶手或被人扶着，她甚至无法支撑自己坐稳。

张海迪并不是聊城人，而是出生于山东省会城市济南，其父张坦夫曾是济南市文联副主席，其母毕江桥则是济南文工团的一名话剧演员，张坦夫夫妇共有三个女儿，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排行老二。张坦夫在“文革”开始时被打成“右派”，1970年获得平反，成为下乡知青带队人，和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在村里驻扎了3年，直到1973年才调入莘县县城，担任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海迪也随父来到县城。

张海迪第一次被报道跟张坦夫的职务并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最早发现张海迪的《山东画报》记者李霞的回忆，她有一个朋友是张坦夫的同事，李霞偶然听这个朋友说起过，有个叫张海迪的姑娘，身残志不残。1981年10月下旬，李霞到莘县采访，住在县招待所，听到几个服务员议论一个叫“玲玲”的姑娘，病得厉害。无意间打听，李霞才知道，“玲玲”就是她听说过的张海迪。服务员对张海迪的关切，引起了李霞的极大好奇，半个月后，在另一次采访中，李霞跟同行聊起“玲玲”，同样引起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的好奇，两人决定一起去采访张海迪。

在前后两次共计十多天的采访过程中，宋熙文认为，张海迪有可能成为典型。他观察到，张海迪虽然没有上过学，却接受了非常积极的家庭教育和书本教育。宋熙文举了个例子，说自己第一次到张家，刚跟张坦夫寒暄，还没有表明采访原因，张坦夫就向张海迪介绍，“这位宋叔叔是新华社记者”。宋熙文后来了解到，这是张家一贯的传统，表明张海迪在家里是受重视的，从来没有因残疾而被歧视或区别对待。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张海迪成了一个乐观要强的姑娘，并在下乡前自学了中小学课程。

下乡后，张海迪没有被动地等待照顾，而是率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认字，为他们演奏手风琴，还自学了针灸，免费为当地村民治疗。宋熙文后来分析，张海迪的医术未必多高明，但在当地当时的医药卫生条件下，这件事让她和当地老少村民打成一片，有木匠免费为她设计了轮椅，孩子们则天天推着她到处玩。因此，在张海迪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当地村民的坎坷命运，这段农村生活在她生命里留下的是明亮的底色，她甚至记得，自己会和村里的小姑娘互相骂娘吵架，吵完很快就和好了。

当然，张海迪也有过消沉的日子。1973年，张海迪跟随父亲到了莘县县城，周围的年轻人纷纷当兵、上大学或被招工，张海迪却四处碰壁，找不到出路，一度准备自杀，连遗书都写了，但后来又在强烈的求生愿望中挺了过来。在莘县县城期间，张海迪开始自学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向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中学老师学习英语，自学德语、日语和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练习绘画和琵琶，学习之余，她还找机会在医院、皮毛厂做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