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文/刘周岩   郭子介

学界公认的“甲骨四堂”中，郭沫若接触甲骨最晚，既非像罗振玉、王国维在早期就搜集、占有甲骨材料，亦非像董作宾亲自参与殷墟发掘，但他凭借在史学观念上的革新，后来居上，为甲骨研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与傅斯年、董作宾等年龄相仿，同为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一代，知识结构与思想气质均大异于传统中国文人。1929年郭沫若开始甲骨卜辞研究时的处境相当特殊，此前他公开反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的郭沫若之所以用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并非仅仅出于“闲情雅致”，也不同于史语所考古组诸人的专业学术行为，而是与其自身整体的文化和政治抱负相关，所以入手角度颇不寻常。郭高度肯定罗、王等人已有的甲骨研究成就，但也提出：“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古文字一流人物，缺少科学的教养，所以对此绝好史料，只能零碎地发挥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