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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一季”音频课。我是宋洪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上节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讲了法家以及法家的前驱人物和主要代表人物，本节中我们要主要介绍韩非子的身世命运和他的主要思想。

韩非子的身世命运是应该我们去重点了解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文献和资料非常有限，我们对于韩非子的身世命运的了解，只能通过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及《韩非子》这本书里的有关的记载来了解。我现在就大致介绍一下韩非子其人其事。

韩非子的身世

韩非子是韩国的一个贵族，《史记》里记载他是诸公子，诸公子应该是韩王庶出的儿子或者是庶出的孙子，也就是说要么韩非子的父亲是韩王，要么他的爷爷是韩王，总之他是韩国的贵族。

▲河南省禹州市浅井镇小韩村村头的韩非子故里景观石

韩国在战国末期的列国格局之中——战国七雄里是最为弱小的，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是所谓“四战之国”，就是它四面都有强敌，而韩国又很弱小。这样的话，“韩国的前途和命运究竟何在？”成为韩非子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韩国的王室成员，他希望韩国能够富强起来，不希望韩国被其他强国所灭掉，所以他在思考韩国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强大起来。

但是韩非子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口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结巴。心理学上有一个所谓补偿反应，就是说缺什么，然后他有一些特异才能在其他方面体现出来。韩非子不善言说，但是他在另外一个方面——“善于著书”方面是得到了一个补充。他善于著书，一方面得益于他非常关注现实，不断去追问和思考，同时也与他早年时与李斯一起跟随荀卿（荀子）学习的这一段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他跟荀子一起学习，就会了解到很多历史，了解到很多思想，但是他并没有接荀子的儒家思想往前走，用郭沫若先生的说法，韩非子其实是荀卿的叛徒——荀子思想的荀卿。他其实是更多地继承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甚至老子的这思想。

韩非子对于荀子思想方面有继承有发展，但是在根本的道路、根本的政治观念层面上来说是与荀子是有很大的区别。

韩非子善于著书，写了很多有关时政的一些文字，想让韩王知道，试图让韩王能够接受他的观念，然后富国强兵。所以他数次上书韩王，我们在《韩非子》里可以看到很多篇章，他自称“臣”，这些篇章其实都是上书的内容。

但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政局被奸臣所把控，韩非子上书根本就是递不到韩王那里，韩王根本就不信任他，也不会采用他的观念。所以他是处在政治边缘状态之外。处在政治边缘状态之外又关心政治，所以他的那种孤独和愤懑之心是可想而知。所以韩非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篇章叫《孤愤》，孤愤就是孤独和愤懑。在这篇文章里他指出来说，法术之士（他自称是法术之士）与当权的这些忠臣是“不可两存之仇”。所以他对于当时的一个韩国的政局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的著书住了很多篇章，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比如说像《五蠹》《孤愤》这些篇章就辗转传出去了。

▲韩国魏国图 ，图片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有一次就传到了秦国，传到当时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秦始皇的案桌上，当时秦王看了《五蠹》《孤愤》之后，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一样，拍案而起，说了一句话：“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当时李斯就在旁边说“此韩非所做”（意思是：这是韩非子写的）。秦王当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就是下令发兵攻打韩国，声言要见韩非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秦国的大兵压境的时候，韩王被迫无奈，于是就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

所以韩非子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里，第一次有了一个参与政治、能够去为韩国利益去效命的机会，他走到政治舞台之上。

大家都知道他为人口吃，到了秦国依然是通过上书的形式去劝诫秦王嬴政，目的是告诉秦王嬴政，你要去打真正想跟你一决雌雄的赵国，因为赵国最强大，赵国在长平之战之后一直想着要报仇，所以你要去打最强大的赵国，不要去打跟你小兄弟一样的又弱的又不对你构成威胁的韩国。所以韩非子是要保存韩国。同时韩非子在秦国的时候还指责当时秦王的一个宠臣姚贾。韩非子说姚贾是出使他国，到他国之后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使得秦国的国际环境改善，所以就指责他。所以李斯和姚贾就趁机一起结合起来，说韩非子是“终为韩不为秦”（意思是：韩非子到秦国来，他最终目的是为韩国，而不是为秦国的），所以我们现在不如找一个理由把他投到狱中得了。

当时秦王就采用了李斯和姚贾的这样一个建议，把韩非子子打入大牢。打入大牢之后，当时李斯又悄悄地送去毒药，逼迫韩非子在狱中服下毒药，所以韩非子最终的命运是客死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子的死因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王充的，说是“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论衡•虚祸》)，似乎是李斯嫉妒韩非子。因为司马迁《史记》曾经记载说，早年的时候李斯与韩非子是“斯自认不如非”，所以现在是嫉妒：韩非子到秦国来了，李斯害怕韩非子对于李斯构成威胁，所以他就要除掉他的政敌——潜在的政敌——韩非子。

但是从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会发现韩非子到秦国去其实是为了“存韩”，而不是为了谋求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在这个时候韩非子之死，在根本上来说其实是秦国东进的一个既定战略，与韩国（最为弱小）的利益之间冲突的结果。

▲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图片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所以韩非子之死是在秦东进的战略之下，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除非他放弃维护韩国利益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显然韩非子是没有放弃这个立场的，所以他的死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他的悲剧命运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是有关韩非子的身世命运。

韩非子的重要思想主张

讲完了韩非子的身世命运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下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我概括成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趋利避害的人性论。

关于韩非子的人性论，大家以前的一个通常说法认为韩非子都是主张性恶论，其实韩非子对于人性没有一个善恶的判断。这一点与荀子是完全不同的。他只对于人性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描述，说人性都是好利恶害的——追求利益、避免自己受到损害，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

这样一种心理之下，我们就要去承认和以这个心理、人性为基础、前提，去思考如何去面对这个现实，加以治理，所以他推出了一个信赏必罚的法治观念。

人们追求的利益，如果追求利益、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是符合国家所需要的那种利益的话，他就让你去追求，还鼓励你去追求利益，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利益驱动机制：他鼓励人们去追求利益，然后用奖励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于利益的诉求。用一种必罚的形式来解决国家不想要你出现的一些行为。不想要的行为就用很严刑峻法的方式来对你进行惩罚，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一看要受到那样的惩罚，就不会去违背这个规则，进而把法治的这样一种规则与人性的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

当然在这里我要指出来一点，在韩非子那个时代，他的信赏必罚法治论是指向富国强兵，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他主张“利出一孔”。我们知道追求利益是多样的，我们获得利益的方式和途径其实也是多样的，但是韩非子或者是整个法家都有这个特征：你追求利益必须是我给你设定的这种获得利益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奖励耕战。

你要从事农业，战场英勇杀敌，当兵当农民，然后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这种方式是鼓励的；但是你要经商，他不禁止，但是不鼓励。所以他其实是对人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不允许去做自由选择的。

这和我们现代的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当时他要服务于一个富国强兵的战略。但是在法治里边一些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带有一定普适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正当性的。       

第二种观念就是与时偕变的一个历史观。

以前我们说谈到法家历史观念的时候，我们总是爱用进化史观来讨论。

其实法家的历史观念不是进化，因为我们看不到他说“历史是在不断从低级往高级发展”这样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强调历史在变化，所以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蠡》），意思是：随着时间或者是时代的变化，事情也会发生变化，对应的措施也应该有所变化。在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之下，他一方面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另外一方面又承认应对历史变化的方案也要不断变化。一个著名的寓言——守株待兔就是韩非子所讲的。

就这样的一个原理、历史观念之下，他就可以推导出一个顺应时势的变法论：时代变了，我们应用于现实的治国方案也要变化。所以他直接指向的是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一种治国方式——礼治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所以他用法治、客观、公正的、上下尊卑贵贱“一断于法”的这种方式来治理，然后打破世卿世禄，以军功、以功劳来授予官职的方式来治国，所以这样一个理念就全然跟以前的理念不一样，所以是有一个变法的观念在里面。

第三个是稳定优先的秩序观。

在先秦时期，我们知道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就是秩序混乱，如何恢复秩序的问题；另一个主题是秩序混乱之下，所谓连年战争，涉及一个正义缺失的问题。

正义和秩序这两者之间其实都要兼顾，但是在法家这里强调正义不是不重要，因为战争会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伤害，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首先把秩序稳定下来。

当时秩序是如何混乱的？是因为周天子式微，权力无法控制诸侯，所以想要重新恢复秩序的话，就要加强君主的权力，让君主能够去控制这些诸侯。后来这些诸侯国都变成了郡县，就不再让你分封了，就把分封的制度全部变为一个君主统治之下的郡县制度。

在郡县制度之下和封建制度之下有一个不同，就是封建制度之下的国君诸侯，位置是世袭的，但是在郡县制度之下，你要做太守、郡守都是是按照军功、能力来的，不能够世袭的，并且都直接听命于中央的模式结构，完全不同。目的就是能够重整秩序，打破东周以来的诸侯做大、周天子式微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这样有效地应用于当时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第四点思想主张就是富国强兵的社会观。

韩非子主张的是要富国强兵，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列国纷争的前提之下，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人利多，我也力量大，别人就会来臣服于我，你要利寡的话，你就臣服于别人。

所以在一个“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这个时候不是讲强调谁的道德最高尚的时候，而是强调谁的实力最强大的时候，谁强大谁就会拥有主动权，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富国强兵。在当时富国强兵的一个方式和手段就是崇尚功用，什么东西都是要去考虑有用，没用的东西他就会排斥，有用的东西他就会去极力去提倡。

所以他呈现一个很极端的贬低道德价值，所以你看儒家、墨家、道家这些观念，其实在他法家看来都是无用的，所以在《韩非子·五蠹》篇里他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于这些儒家、墨家、道家的一些观念他都不认可，而是崇尚你有没有用，能够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既定战略。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耕战。所以耕战在冷兵器时代是最有用的，就是军事和农业是最重要的。同时对于商业他不是灭商，而是采取抑商，抑制过多的人去从事商业活动，因为商业活动只是负责流通，而不管生产，在当时的话他最主要需要的是生产。所以就是要把商人地位给压到最低，但是你真要去从事商业的话，他也不会对你打击，他只是在舆论层面、国家层面来说，对商业是有所抑制，比如说给你税收这些方面是有加大，让最少的人去从事商业，绝大多数人应该去从事耕、战这两个职业，所以这样的话都指向一点，就是要富国强兵。

第五点思想主张往往是大家所忽略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好像认为法家的所有的主张都只是指向富国强兵这一极端功利的目标。

但是法家有自己的政治情怀的，这种政治情怀就是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天下大治的理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有一个很核心的理念：趋治避乱。治永远比乱要好，所以天下大治的话就是天下有序，天下有序的话就符合天下人的利益，所以有这样一种理想。在这种理想里，从短期来看法家的法治或法家的政治思想是为了富国强兵，是为了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重整秩序。在这过程之中，它有很多类似战时主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但是这些政策措施里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内涵——就是赏善罚恶，还有善恶观念，惩罚的一定是恶，得赏的一定是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百姓，所以“终在利民”这样的一个价值诉求。

整体来说，我们对于法家的思想主张要有以上的判断，尤其最后一点。承认和不承认它，对于我们法家的思想的认识和评判，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如果不承认它，我们就会去批判法家；但是如果承认它，我们就会对法家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因为法家的文献里这样的内容是大量存在的，我们以前往往认为他不代表法家的思想，其实这些文献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他们也揭示出来法家在整个先秦诸子里他们有个共同点。司马谈说“务为治者也”（《论六家要旨》），意思是也都是为了天下大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是共享的一个价值理念：天下大治，终在利民。

本节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本节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看到，下一节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讨论为何法家人物都是悲剧命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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