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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一季”音频课。我是宋洪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上一节我们跟大家一起讲解了韩非子的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原理,在这一节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韩非子及法家的一个历史影响。

说到韩非子及法家历史影响，可能首先大家映入脑海的法家与秦朝二世而亡的关系。传统的一个说法来说，从汉儒开始，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贾谊《过秦论》里就在讲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是什么？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董仲舒也说，秦的灭亡是跟用商鞅是用韩非子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我们就要知道汉儒的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这里我们一定要区分一种思想与一种秦朝政治二世而亡的这种关系问题：一种思想，它是具有条件性和理想性的，而秦朝在执政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按照法家的真正的原理去做事情，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

秦二世灭亡的原因

一个原因：我们知道秦朝的意识形态建构主要还是一个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比如说尚六尚黑尚水，都是根据阴阳家的理论来论证他的政治正当性，所以在他大脑里其实想的是阴阳家的东西。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史记·秦始皇本纪》

而法家的形而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道法同构、天下大治、吏民、确立公正的原则的这些所谓法治精神，其实在秦朝的统治里并没有真正看到。但是秦朝继承了法家的轻罪重罚的一些观念，所以在政策和措施上来说是受到法家的影响。但是在观念层面上来说，其实阴阳家的东西对秦朝的影响更多一些，并没有接受法家的观念。

法家并没有真正成为秦朝统治的意识形态，所以秦朝二世而亡，法家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不是主要的责任。

与其说秦朝是运用法家而灭亡，不如说秦朝执政的理念和措施是背离了法家的基本的原则。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涉及秦朝灭亡过程，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法家如何来看待秦朝灭亡。后来在晁错，还有桑弘羊（前155年？ —前80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时期政治家、理财专家、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官至御史大夫）在《盐铁论》里都揭示了一点，说秦朝二世而亡不是亡于法家，而是亡于秦朝的奸臣和昏君，即赵高和秦二世。

所以如果法家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会认为秦朝二世而亡也是要批判的，不仅不是跟法家有关系，反而是要受到法家的批判。

所以秦朝二世而亡的关系与法家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但是2000多年以来我们下意识判断说法家是“可行于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法家是容易带来亡国和暴政，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

法家为何延续不绝？

有一个问题：历史上法家被骂了2000多年，为什么法家还顽强地存在了下来？

在历史上我们会看到好多有为的政治家，比如说曹操、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甚至近代的曾国藩，他们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法家的倾向。以至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说是形成了一个所谓“阳儒阴法”的现象。

在汉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西汉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汉宣帝。汉宣帝当时教育他的太子——也就是说后来的汉元帝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在这句话里，其实揭示出来的是“霸王道杂之”，所以汉宣帝往往又被人称为是法家，其实他是带有一定法家倾向的皇帝。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骂法家，为什么？因为尊儒之后，从汉武帝之后，大家都在提倡儒家的仁政，提倡儒家的德治学说，借此来树立一个政治正当性。所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是采用了儒家的。

但是他们又要悄悄而去关注法家，比如说诸葛亮让刘禅读《申》《韩》（指法家两个代表人物申不害、韩非子的著《申子》和《韩非子》），后来好多皇帝像宇文泰（507年—556年，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宇文部后裔，汉化鲜卑人，南北朝时期西魏杰出的军事家、改革家、统帅，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亦是北周政权的奠基者）都要去关注韩非子。为什么？这个历代有一些解释。

比如说南宋的陈亮（1143年—1194年，原名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有个解释说：儒者能废法家之言，而不能废法家之用。

章太炎进一步说儒者“自耻无用”，意思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用，因为治国和儒家所强调的那一套政治伦理、道德是两回事情。

这里面其实揭示出来的是我们一开篇讲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家进入到政治，揭示出了政治，虽然他们有理想主义要去改造政治，但是在他们“揭示政治”这一块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后代的君主他们要如何治国，必须要了解政治是什么。他们了解法家的对于政治的揭示之后，为什么不回到法家，为什么又要去提倡儒家？而是形成阳儒阴法的现象。其实可以用马基亚维里的一个观点来加以解释。

马基亚维里说：一个政治家永远不要受道德所约束和阻止（意思是说：就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永远不要受道德所约束），但是你永远要装作有道德。意思是：你不能够公然的去为被某种道德原则，但是你在提倡某种道德的之下，在政治领域你还是按照政治的原则去做。

政治的原则不是按照道德的原则去做的，政治的原则是按照利益均衡权力的这样一个对抗，诸如此类一些问题去进行的。所以是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但是作为执政者不能公然违背道德，为什么？因为涉及形象。这个形象是对于执政来说是有用的：这形象正面就容易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形象负面大家就不会认可。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阳儒阴法的现象，为什么会形成？就是因为儒家并不能够真正帮助或者提示执政者如何治国，而法家可以。

当然为什么执政者又不放弃儒家？是因为儒家可以为执政者提供一种美化和圆饰他们自身形象的一个问题。所以法家虽然被骂，但是在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着的，并且是被奉为一个经典。

《韩非子》不像有些人说是第一本禁书。不是这样的，法家在历史上没有成为禁书。帝王他们都很重视这一方面。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情况。

近代对法家思想的反思

到了近代以来，法家有一个复兴的倾向。虽然在古代大家都在骂法家是亡、暴政的工具，应该为秦朝二世而亡负责，所以法家的历史名声很坏，执政者在用法家的时候都是悄悄的，不能公然去说，所以他们在表面上还说自己是儒家。

但是在近代以来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像章太炎、梁启超、常燕生（1898-1947，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陈启天（1893—1984年，男，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公开去提倡法家，然后主张要复兴法家，并且要为法家辩污、为法家正名，把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君主也应该守法这些观念都发掘出来，并且主张法家对秩序的追求，用强制力来实现国内秩序，这些都是在政治领域颠扑不破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复兴法家？因为在当时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他们来打我们，很快就把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给打败了？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认为他们很团结，他们是一个民族，而我们是分散的，我们是个王朝，我们还不是一个国家，老百姓不爱国，而他们是爱国、爱认同他们那个国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想一下，如何让中国的老百姓也来爱国，愿意为这个国家付出，进而去实现一个内治外强，就是对内社会得到很有效的治理，对外我们能够实现富国强兵。

如何让老百姓来爱国？这个时候就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就是我们是一个民族，然后让老百姓来认同，认同的是爱国心。法家这边始终有一个思想，由一个圣人或者是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来主导这一切，让老百姓去为国家、为民族去奉献自己的力量，然后通过一种国家的认同，然后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够有效地对抗西方的民族国家。

所以在这里就是带有一个国家主义的倾向，像梁启超、严复他们都认为法家是可以为努力建构民族国家而努力提供一种思想资源的，所以能够解决当时中国对外的一个外患问题。

法家的法治是不适合现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就是现在民主法制有一个民主，民主就是由民众来监督和行使法治，并且法治是对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的一个保障，法是对于对公权力的约束，对下是对于民众利益和权力的一个保障。

法家两千多年前提出一些措施已经过时了，我们要扬弃；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政治原理或根本精神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比如说如何进入政治思考、政治出路，他们思考政治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认识政治是什么，如何去为政治确立起一种规则。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在思考的问题。

本节有关韩非子及法家的历史影响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本节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之中看到，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我们要跟大家简单谈一谈如何读韩非子及法家文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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