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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余治平教授。上节中我们聊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一节我们要谈一谈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

“罢黜百家”不全是因为董仲舒

一般学人或社会大众都会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归结到董仲舒的头上，以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的一次重要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的统治者所尊奉，长达两千年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实际上，《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记载的董仲舒提议的原话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把“罢黜”、“独尊”的罪名全都归之于董仲舒，在历史事实上未免显得太牵强了，成立与否，还是一个值得考辨的问题。

甚至就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不是出自董仲舒之口，也是值得怀疑的。“罢黜百家”的首先出现，是在《汉书·武帝纪》中。我们现在董学界，有学者指出，仅仅作为一介书生的董仲舒，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的建议也不会如后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对皇帝治政发挥出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退一步分析，董仲舒的对策，如果真的得到了武帝的欣赏和器重，按理皇上也应该把他直接留在身边，以供垂询、资政之用，最差也应该在中央朝廷里赏赐一个官职，而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江都相”，即一个侍奉藩王的事务总管。

就在董仲舒对策的五年之后，同样因对策而引起天子兴趣的公孙弘，立刻就被“召入见”，“拜为博士”。一下子就把公孙弘招到皇帝面前，我想见见你，然后还把他拜为博士，留在皇帝身边。元朔五年，又任其为宰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这是大任啊，委以大任。所以相比之下，董仲舒的政治待遇算是最一般的了。

一直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倒是那些极富战略眼光的包括皇帝在内的政治家们。早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就向武帝建议，应该罢黜那些治申、商、韩、苏、张之言的贤良。也就是说，把研究申商之说，即申不害、商鞅之说，韩非子、苏秦、张仪这种学术的，这些贤良给罢黜掉。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了“五经博士”，于是，儒学才迈开了官方化与尊贵化的步伐；与此同时，皇帝也开始信奉行向来为儒家所提倡的巡猎、封禅、郊祀、改制、乐府等一套礼仪法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田蚡为相，罢黜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一律排斥于正统官学之外，并优礼延揽了一批儒生进入朝廷治政。至此才初步完成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

武帝时代，是否将儒学定于一尊，依然有不小的疑问。只是抬高了儒学的地位，将之确立为帝国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历史事实表明，这一运动在主观的出发点上并不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导致出废除儒学以外的各家言论或禁绝其它学派发展的灾祸，并不像后人所想象得那么可怕。相反，还应该说，继秦火之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又获得了一次更为长足的发展。即使在两汉经学最为盛行的时侯，儒学以外的各学派的学术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载录，当时研习诸子的人物、著作，在数量上仍相当可观。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依旧活跃于学术界，根本就没有被灭息或被禁绝。

汉武帝是众多影视剧钟爱的角色，图为电视剧《汉武大帝》（2004年）剧照

董仲舒的用意是否只在于建议朝廷仅用儒家一种学说来作为帝国的指导意识形态，而不应该同时用众多学派作为舆论导向来扰乱民众的视听呢？儒学以外的其它学派虽然在官学当中丧失了独尊、垄断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在民间、在社会上获得流传和进行研究，它们可以以“私学”的形式存在着，并获得发展。所以尊儒并不等于设立“宗教法庭”，也并不就是狭隘的剪除“异端”。跟宗教迫害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实，儒家自身就不乏宽容、大度的精神气质，董仲舒本人“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以儒学融合、化解阴阳、法、道等诸家思想而形成自己的天学体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儒学国教化

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么董仲舒的提议，把儒学定于一尊，成为国家宗教。汉王朝特别是皇帝，为什么会接受他的建议？这里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时代的需要。

汉朝自刘邦建汉以后，它的意识形态管控始终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政治上大一统了，但是思想上、文化上并没有实行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管理还没有摆上真正的议事日程。高祖刘邦马上取天下，是靠军事靠武力取胜的，但是对于庙堂治天下还没有充分的准备，他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拿过来当成夜壶来使用，嘲笑儒生无用。但是经过叔孙通改变朝仪之礼，为朝廷建立一套礼仪制度以后，高祖改变了他的态度，对儒家开始刮目相看。

但是即便这样，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儒家并没有定为独尊，而是黄老之学，继续成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一直到文帝、景帝时代，依然是黄老之学的天下。那么到了武帝时候，建汉已经60多年，靠近70年的历史，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意识形态管理，或者说“思想大一统”，就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对策的这么一个背景，就是在政治大一统完成之后，必须完成思想的大一统，地理疆域的统一也必然需要文化的统一。“天下一致”成为人心向往，“百虑同归”已成为时代趋势。董仲舒就说过，“百乱之源皆出嫌疑”。因为你主体思想不统一，意识形态理念不专业，导致了百姓无所适从。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整合天下人心，提出“推明孔氏”，要把孔子之学抬高到一个非常尊显的地位，以让人民有所宗奉。

“天人三策”，严格意义上来说，董仲舒不仅仅是一个儒家学者身份，他也是儒家官员，是儒家和皇帝的一次政治配合。如果谈合作可能还有点牵强，因为合作是平等的双方，不可能是一尊一跪，一高一低，对不对？我觉得是，皇帝有需要，然后董仲舒恰逢其时，对症下药，能够结合时代，结合皇帝的需要，及时进言。尊儒，抑黜百家，表彰六经，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如果不是汉武帝，董仲舒早10年或者早20年提出这个建议，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所以巧就巧在，董仲舒遇到了汉武帝，汉武帝也遇到了董仲舒。在董仲舒之前，有历代儒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倡议。比如说从叔孙通开始，到陆贾，到贾谊，一批又一批的具有儒家知识背景的政客、政治家对儒学的呼吁，时机成熟，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了所谓的“国教化”。

儒学国教化，还没有宗教化。我去年刚刚在《江海学刊》上发了一篇文章，就讲董仲舒，他的学说怎么样就成为一种“国家宗教”，怎么样被历代统治者所信仰，就是通过我讲的“教化中国”。“教化中国”这个词非常重要。中国古代没有一神教，但是他以儒家教化的方式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经典可依。

人的生活有东西指导，他就会踏实，它就取代了一个神性的主，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或者真主安拉那种东西，代替掉，我不需要你一个莫名其妙的、在我之上的、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一个神仙、上帝。孔子是活人，只不过是死人，对吧？是我们的祖宗。孟子、董仲舒都是历史上有过的这个人，他们说的有道理，我就相信他。儒家通过“教化”这个东西让所有人相信，指导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你不需要神那个东西。他通过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圣王同构，圣人的圣，王就是皇帝，王是政统，正统和道统的统一，所以你不要外求了，找我就行了。这就导致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大一统”历史的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

政教合一，圣王同构，官师合一，它的弊端就是容易导致思想禁锢，容易导致政统对道统的欺凌。我皇帝说了算，你们那些知识分子，你们儒家的那些道统，在我面前都被粉碎掉，让所有知识分子都跪着，让你道统屈服于政统。那么，在孔子那里，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君要像君的样子，对不对？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到了荀子那里，“从道不从君”，遇到矛盾了，遇到冲突了，我宁愿服从道统，我不听你皇帝的，先秦儒家就有这个气魄。到了董仲舒这里，他要强调“以天制君”，用天来限制你君王，你君王尽管是天之子，但你也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为非作歹，要以天制君，用天来限制你，用“天人感应”来制约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限制王权，不让你皇帝胡作非为。

它的弊端就是什么呢？“政教合一”以后，导致道统就没有了，道统就萎缩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听皇帝的，所有的学者都要听政客的，导致了王大于圣，官大于师。这么一种格局的出现，是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发展的。长期以往下去，形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传统，其实有碍于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这就是它的一个负面的效应。

好了,这个问题，我先讲到这里，下一节我将继续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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