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某公司内上班的女性

文/郜超

乌托邦之旅

嘉倩出发了，前往冰岛的旅途很漫长。午夜在香港转机，再飞往巴黎，睡眠很浅。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飞往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登机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匆匆而过，嘉倩遇到一位76岁的老奶奶，她刚刚结束在巴黎的行程，因为冰岛航班便宜许多，准备从那儿转机回美国。老人的伴侣已不在世，但她仍然坚持独自旅行。嘉倩笑出了眼泪，她自顾自地向老人诉说：“我才26岁，但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我梦想成为作家，但是连开始的勇气都没有。”“在中国的生活一团糟，辞职后做的项目烂尾了，我病倒了，然后也分手了。”

在国内，嘉倩刚刚和同龄的丈夫离婚，也放弃产下腹中的孩子，她告诉我：“前夫非常传统，认为女孩子相夫教子就好，他还说我这样的女生和他分开是没有未来的。”嘉倩随后买下那张前往冰岛的单程机票，以技术人才工作签证来到冰岛定居，这本来是计划中的蜜月旅行。

对于刚到冰岛的嘉倩来说，这个国家宛如一个“乌托邦”，曾让她失意的婚姻在这里突然无足轻重。在冰岛的第二天，嘉倩在雷克雅未克主街看到一位牵着儿子的孕妇，攀谈时得知，孕妇没有结婚，腹中的胎儿是现任男友的孩子，而且两人就要分手了。嘉倩告诉我：“在冰岛不论家庭还是公司，都会支持这样的单身母亲。”婚姻在这片土地上显得过时，冰岛三分之二（67％）以上的婴儿是未婚父母所生。“‘家庭破裂’这个词很糟糕，这意味着您一旦离婚，有些事情就要破裂了。”带着三个孩子、有两任伴侣的冰岛人阿斯蒙多蒂告诉媒体，“但这根本不是冰岛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想要的生活。”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为这份自由提供了可度量的指标。报告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健康四大项得分。在2020年度最新报告中，冰岛男女平等状况的总体指标连续第11年蝉联世界第一位。其中“政治权利”和“经济参与”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识字率”“高等教育”“两性出生率”等二级指标也位列世界第一。

冰岛人并未因此自满，新的困难和举措层出不穷。即使“男女同工同酬”指数已位列世界第一，今天冰岛女性的平均收入仍然比男性低15％左右，他们计划在2022年彻底消除这项差距，并已在2018年进行立法，对所有25人以上企业的违规行为规定了强硬的罚款。另一方面，政治权利也并非天赐，2016年，冰岛历史上最为性别平等的议会产生，48%的国会议员由女性担任，天平似乎已经归零；仅一年后，2017年冰岛议会中的女性议员占比又掉回38%，在那一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冰岛的“议会女性指数”排名从第一降至第20位，两性的政治平等并不稳固。

1980年，冰岛和欧洲第一位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

争取平等的同时，冰岛女性也放弃了一些两性交往中的“优待”。嘉倩的第二任丈夫是冰岛人，约会时嘉倩明白了冰岛女生的“不容易”。当时她正在红十字会做义工，她问一位女同事：“我要不要主动约他呢？对方会不会不珍惜？”同事感到莫名其妙：“你想他就主动约他呀，否则男生会消失的。”有一次两人还在礼节问题上产生了小分歧，她告诉丈夫，为女生开门、让座是一种很平常的绅士礼貌，得到的回应却是，这在冰岛可是大忌，因为女性会觉得被小看了。嘉倩发现，和政治权益、经济地位相比，这些对传统习惯的变革，才是建立稳固的性别平等的源泉。

如今的生活令嘉倩感慨起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的小说《革命之路》中女主人公艾普莉的结局。书中艾普莉想去巴黎开始新的生活和事业，而丈夫则想留在美国求得升迁。在争吵无果后，艾普莉选择了自残性的流产，最后死在医院。嘉倩将来打算写一本小说，不会给艾普莉这样的结局，“艾普莉应该在巴黎成为一个很棒的剧场演员，她会过上想要的生活”。但嘉倩也明白，冰岛女性所经历的“革命之路”，远比她所想象的“happy ending”要复杂而漫长。

革命之路，经济之选

在雷克雅未克市郊一位农场主的小儿子埃约尔松眼里，冰岛女性地位的分野始于他父亲的青年时代。“爷爷在世时还经常说，女人应该留在家里。”埃约尔松今年27岁，因为小时候母亲在雷克雅未克市区工作，父亲已经全职在家中照看农场，他在5岁以前都由父亲带大，他开玩笑道：“这在冰岛很平常，我从小和他在一起，父亲都快嫌我烦了。”

在女性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70年代，埃约尔松的父亲还在念高中。1975年10月24日，全冰岛90％的女性展开罢工，首都地区一半女性参与了运动，反对将女性视作辅助劳动力，随意地召回和遣返。罢工使冰岛经济陷入停滞：学校、托儿所、商店和工厂纷纷关门歇业。由于当时报社的打字员通常是女性，连报纸都无法打印。男人们要么在家里发呆，要么自己带孩子去上学。夜晚，女人拒绝在家做饭，一位当时就在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者回忆道：“街上弥漫着烤肉烧焦的味道，男人们正在尝试自己下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