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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重审》下:我们是否冤枉了袁世凯

作者:马伯庸

2020-01-07·阅读时长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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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这本书重点不在于探讨到底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而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历史复杂性实际上就等同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宋案重审》下:我们是否冤枉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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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咱们今天接着讲《宋案重审》这本书。

前面讲到,这本书主要就是以详实扎实的史料证据,对宋案相关的谜团和猜想做了十分详细的梳理和解释。

尚小明老师是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的,他对细节上的研究做的非常详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且就这一分材料,他也要仔细地去考证其可信度,这是才是历史研究该有的态度,也是这本书最值得称赞的一点。

这种态度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它不只在学术研究中有用武之地,我们平时说话做事,也要用这种态度:少一些想当然尔的脑补,多一些稳扎稳打的事实,有了事实,一切才有了基础。 

就像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父母转一些题目耸人听闻的文章,动辄发布一些“惊人的事实”云云。许多人看到这样的内容,第一反应大概是:真是吓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但如果是接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看到这个,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消息来源可不可靠。某专家宣称某某食物有害健康,那这个专家到底什么身份?他的论断是否权威?消息来源确认了之后,咱们再来分析他说的养生之道靠不靠谱。

所以这种讲求事实的严谨态度,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历史研究,它也是一个生活态度。

一、确凿可信的材料来源

这本书里面,尚老师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武士英被当场拿下,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立刻突袭了背后主使应桂馨的住宅,从中搜出大量往来电报底稿,它是宋教仁刺杀案中核心的材料。

尚老师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考查了一下这批文档落到过谁手里,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流传过程。他用了很多当时报纸上的材料,证实这些电报底稿是被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局拿到的。

在这批材料中提到了一个细节。总巡捕房认为这批文件关系重大,由总巡捕长亲自拿着钥匙,把这批文件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面,这把独一无二的钥匙被总巡捕长挂在身上,其他人不允许进入这个办公室。

除此之外,巡捕房还特别派了一个印度巡捕,每天晚上站在这个办公室外面,彻夜看着,生怕人进去,甚至早上打扫房间的人都不许进,一直等到这批文件移交给中方。

移交给中方的时候,这个保险柜上面贴满了封条,有法租界的封条,英租界的封条,还有检察厅的封条,洋务局的封条,把文件封得密密麻麻。

移交的时候,每打开一个封条做一次记录,每拿出一个电报,上面做一个编号,每去开一个柜子,在毁掉火漆的时候都要提前给大家看。

后来等到国民党这边拿到这批文件之后,担心这批文件被篡改或焚毁,决定再留一份副本。当时没有复印机,他们用铜版纸把它印了一批出来,额外保存了几份,最后还拿照相机拍了一批,作为影印本和照相材料留下来。

尚小明老师据此做了一个结论:这批材料非常可靠。因为它从搜集这些东西,到移交给相关方,整个过程无懈可击,极其严谨,不存在篡改、被偷拿或者是被销毁的可能。 

而且他还说,电报底稿很难被篡改,因为它除了发电报的人以外,电报局还存着一份,你可以把收到的电报烧了,改了,但电报局却进不去。想要把一个关键的电报消灭掉,必须得消灭三回,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这批材料从发现到搜集到保管到整理,都非常可靠,尚老师在确保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之后,才开始用他们再分析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二、武士英暴死之谜

既然是做推理,那么就肯定涉及到大量的细节,这本书最好玩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把所有能穷尽的材料都搜集到了。咱们都知道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监狱里突然毒发身亡,这件事件的始末,居然也被他找到了。

整个毒发过程被调查官员写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武士英被关到监狱里以后一直很正常,每天送进八个馒头吃六个,还剩俩——细节细到这个程度。

有一天武士英突然说自己身上有虱子,需要晒一晒,监狱的检察长就把他身上的手铐脚镣都去掉,衣服扒光,连被子一起去晒。

到了中午的时候,给他拿了一碗干饭,但是武士英没吃,后来晚上又换了一碗稀饭,他就吃了一半,这个时候监狱的人就开始犯嘀咕了:这个人会不会病了?武士英身份敏感,绝对不能让他病了或者病死,监狱立刻找人来观察他的身体状况。

狱医诊断过后,判断武士英有可能身犯热症,还有痔疮。再次询问了武士英之后,他说他每天晚上身上忽冷忽热,像是疟疾的症状,大便也非常干燥,不太正常。医生就给他开了点蓖麻油,还有治疗疟疾的金鸡纳粉。

既然他有病在身,衣服又都拿去晒了,监狱就没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到了那天晚上六点的时候,他忽然喝了一碗粥,喝完后就把那粥碗扔在边上。

到了凌晨一点,看守听见他喘气粗重,赶到之后,武士英说他有点心绞痛。看守们安抚了他一下,说一会儿就好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气息渐衰,已经死了。

在这篇报告里,整个过程都记得非常详细,最后还做了一个详细的尸检,并认为这个人不像是被毒死。因为他们把肝、肺、肺管、咽喉、大肠都剖开看了,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 

如果是中毒的话,死之前肯定上吐下泻,根据看守的证词,武士英当时表现得很正常,最多就是喘气喘得多了。

后来这个报告又拿到医院,找专门的独立的医生去检查,报告结论都认为这并非毒杀。

有一家报纸报道此案的时候,说武士英是中毒死的,因为他的肠子上黏着一片磷脂,怀疑武士英是把火柴磷片撕下来放到嘴里,因此中毒而死,但是据尸检报告指出,当时什么都没查出来,武士英他不抽烟,他也不可能去问人要烟,也不可能有人给他火柴,所以这是一个谣言。

尸检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武士英死于急性肺炎。因为他之前有疟疾,又不停地咳嗽,所以说他的死亡可能真的就是赶巧了,而非之前公认的,在监狱里被毒杀身亡。

当然这种结论不受阴谋论者的欢迎,大家都觉得凶手死的这个时机太巧了,不可能这么巧,一定是有什么蹊跷。

武士英到底是毒发身亡还是肺炎死的,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但是从种种尸检报告可以看得出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肺炎发作而死。 

三、应桂馨刺杀悬案

买通武士英去刺杀宋教仁的关键人物应桂馨,他花了一千大洋,跟武士英的结果却很不一样。他最终下场是典型的政治性结局。

事发之后他也被逮捕了,但是紧接着二次革命爆发,他趁着兵荒马乱,买通了监狱的看守逃跑了。跑了以后还是大大咧咧地过日子,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后来有一次,《神州日报》报道了一件事。1914年的时候,警察在一个妓院抓到了应桂馨。这个人又嫖妓又抽大烟,半夜的时候还大唱大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应桂馨气焰极其嚣张,他自称民国首功,杀宋教仁的功劳非他莫属,政府即将授予他上将之职,还要发一大笔钱——这么一个大人物,在这儿玩关你们什么屁事,赶紧给老子滚开!

咱们可以想象:你要是袁世凯的话,听到这话是高兴还是生气?

两天以后,1月19号的时候,应桂馨从北京坐火车去天津。当时有两个侦探以保护他为名与他一同出发了。

这个细节被《申报》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火车开到一半的时候,车头忽然传来喧哗声,说是头等客车上有人被刺毙命,所有人听到之后都向头等车厢涌去。

陪同的两个侦探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说他们是有事暂时离开了头等车,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应桂馨倒地身亡,周围一片狼藉。

当时最先冲进头等车厢的是在餐车用餐的外国人,他们看到死者身穿灰白色的长褂,脚踩西式的皮鞋,长褂上沾有新鲜的血。凶手使用的凶器是一柄猎刀,刀口长六寸,锋利无匹。整个车一片狼藉,杂物散乱,地上有个破碎的白瓷茶壶,皮包上还有刀口。说明应桂馨死前与杀手发生过一场搏斗。

到了天津之后,应桂馨的尸体就被匆匆运下了火车。后来警察调查一番,不了了之结束了。

凶手是谁,到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是很明显,这是应桂馨口出狂言给自己招来的麻烦,最终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武士英有可能是正常死亡,但应桂馨是妥妥的被人刺杀而死。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就很好奇了:你这五百多页考证完,到底杀宋教仁的是谁?

这个涉嫌剧透,我就不在这儿跟大家说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结论并不是“谁杀了谁”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历史事件就像咱们的真实生活一样,很多时候,它的过程远比结局更重要。

我们看这本书重点不在于探讨到底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而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历史复杂性实际上就等同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咱们抛开历史,回到生活:夫妻俩吵架了,两个人都说过不下去,一个人要看球赛,另一个人不让他看,为这一件小事吵得天翻地覆。

咱们作为朋友去劝架:看个球赛怎么了?这种劝说是没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件事的重点根本不在于看球赛,一定是这两个人在夫妻长期的同居过程中,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逐渐由爱意转为不满,不满转为怨恨,最后因为看球赛这件小事爆发出来。

咱们要是从看球赛去劝,根本就不解决实际问题,整个因为球赛吵架这件事只是这个漫长的关系演变过程的一个结果而已。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生活的现实性。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关心事件的结果,而是要追溯它的前史,看到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捣到它的根儿,才能解决问题。


《宋案重审》

作者:尚小明 |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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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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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朴实刚健,情绪多变,事少食烦,低调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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