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走出中世纪，我们来到文艺复兴时代（Renaissance）。

在西方精神大传统中，所谓文艺复兴，主要表现为14-16世纪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和再生，在这一时代，古学的复兴绝不仅仅在于满足时人对古代的好奇心，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它代表着一种返本开新的精神运动，其面对的直接对象正是迁延近千年的基督教传统。这一精神运动首先发端于意大利，继而弥漫至整个欧洲，以文艺复兴作为新的起点，可以说，整个西方大传统从此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伴随着个体自由人格的觉醒，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也开始成型并不断强化，人们更为直接的关注对象开始从先前“上帝之城”忏悔式的灵魂救赎，转向生动活泼的世俗生活，从沉思精神性的心灵秩序转向肉身性的政治秩序的重建，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世界，开始让位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理性世界。与此相应，人的天才和创造力得到空前的发扬，艺术领域有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文学领域有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古典文化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彼此结合，开启了一个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历史进程，为此，大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指出：“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佛罗伦萨）称得起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专制的城市里属于一家一姓的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所勤奋研究的问题。那种既是尖锐批判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作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就这样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的策源地，但也像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策源地，而且盖世无双地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72）无论是在史学写作还是政治理论领域，马基雅维利可以说是其中的当然翘楚。

马基雅维利：生平与著述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1469年5月3日生于佛罗伦萨，父亲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Bernado Machiavelli）是一位法学博士，执业律师。马基雅维利从小受到系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十二岁即娴熟掌握拉丁文，嗜读西塞罗和李维的著作。马基雅维利父子生活的时代正值美第奇家族（Medici）主导佛罗伦萨政坛的时代，父子俩目睹了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兴衰浮沉，而尼科洛的个人政治生涯也与该家族的起落绑定在一起。

▲ 马基雅维利画像

正是在马基雅维利出生的同一年即1469年，“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de Medici “the Magnificent”, 1449-1492）开始主政佛罗伦萨，直至1492年，洛伦佐长子“不幸者”皮耶罗（Piero de Medici,1471-1503）继位，1494年，科西莫（1389-1464）时代通过列强之间权力平衡维持的意大利的脆弱和平，越来越难以为继，以那不勒斯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一方，以米兰公国和法国为一方，围绕米兰公国领地继承权发生争执，法国军队远征那不勒斯，途经托斯卡纳地区，对佛罗伦萨构成直接威胁，皮耶罗为了结法国人的欢心，试图献出比萨要塞，此举引发众怒，皮耶罗被放逐，政权落入多明我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anarola，1452-1498）之手。1498年，萨沃纳罗拉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开出其教籍，并于同年5月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将萨沃纳罗拉焚尸示众。同年6月，马基雅维利得到执政团任命，担任副秘书长职务，同年7月，担任“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军事事务，也是在1498年，佛罗伦萨与教皇和威尼斯结盟，对抗米兰和西班牙的联合势力。

从1499年开始，30岁的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先后出使皮翁比诺（Piombino）、弗尔利、法国路易十二宫廷、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 1475-1507）。在伊莫拉的宫廷，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私交甚笃。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对切萨雷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推崇备至，将他奉为新君主的典范。英国文学家毛姆（William S. Maugham，1874-1965）《彼时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以生动的文学化笔法，将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带之间带有传奇色彩的交往形诸笔端。

1504年，马基雅维利写作《论佛罗伦萨军队的组建》，提议组建国民军，取代雇佣军，作为共和国的保卫力量，该提案于次年得到执政团采纳，1506年成立九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民军的组建和训练事宜，马基雅维利本人还出任该委员会秘书，同年，马基维利著《论军事力量的目的》，1508年，马基雅维利被派往比萨，督战他所组建的佛罗伦萨国民军围攻比萨，次年大获全胜，这无疑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关于雇佣军的弊害和组建国民军的必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有专章论述，而他关于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方面的系统论述，则集中于《兵法》（《论战争的艺术》）一书。从1499年至1512年，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和军事上可谓如鱼得水，丰富的政治实践，加之个人敏锐的洞察力和理论的想象力，这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也成为马基雅维利之后政治和历史著述的绝佳素材。

1512年9月，在西班牙军队的支持下，被放逐在外的美第奇家族返回佛罗伦萨，大议事会被取消，共和制度垮台，马基雅维利苦心经营的佛罗伦萨国民军被解散，同年11月，马基雅维利被撤职，在缴纳了一大笔保证金后，马基雅维利被判处国内流放一年。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513年2月，一起针对美第奇家族的谋杀案暴光，在阴谋者的名单中，马基雅维利的名字赫然在列，他随即被投入监狱，遭到酷刑折磨。同年3月，“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乔瓦尼·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1475-1521）当选教皇，称利奥十世（Leo X），佛罗伦萨举国欢腾，为此，佛罗伦萨实行大赦，马基雅维利也因此得到释放。

赋闲在家的马基雅维利开始撰写他的旷世杰作《君主论》，一方面试图通过写作以浇仕途遭遇挫折的心中块垒，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动机在于，希望《君主论》有幸得到当权者的垂青，使自己官复原职，从而施展个人政治才华和政治抱负，正如当年遭到流放的雅典海军将领修昔底德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迫离开罗马政坛穿梭乡间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撰写《论义务》。在1513年12月10日写给友人弗朗西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1474-1539）的信中，马基雅维利对自己在农庄的日常生活以及写作状态，做了格外生动的描绘，他说自己一度百无聊赖，天不亮便起床，用粘鸟胶捕捉画眉，因感觉这样的消遣可鄙且怪诞，便中途放弃。他日出而作，与森林里的伐木工攀谈，话题无非是些细碎的关于他们自己或邻居的家长里短，在与木材贩子交易过程中的种种恶作剧。

马基维利这样写道：“离开小树林，我就去泉边，然后去几处我布置了鸟网的地方。我在胳膊下夹一本书，或是但丁的，或是彼得拉克的，或是某个二流诗人的，诸如提布卢斯、奥维德等人。我读着他们的爱情，想着自己的，这些遐想让我得到片刻的快乐。然后，我顺路走向客栈，跟过路的人聊天，问问他们村子里有什么新闻，听听五花八门的事情。我观察人类，观察他们形形色色的爱好和幻想。在这之后，就该吃饭了。我和家人吃一些这个贫瘠的农场和我微薄的家产所能提供的事物。吃完以后，我就回到客栈，那里有店主，同侪还有一个屠户、一个磨坊主、两个烧窑工。在一天余下的时光里，我和他们在一起，自甘下流，玩牌下棋。这些游戏造成了数不清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谩骂，我们时常为了一分钱吵得不可开交；吼声甚至在两哩外的圣卡夏诺都听得到。沉溺在这些琐事里，我一扫心中块垒，不再埋怨我的命运；我甘心受这种欺凌，就是想看看，命运女神如此待我，会不会感到羞愧。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我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天生就适于食用的。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在四个钟头里，我丝毫感不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但丁说过，已知道的东西不等于学问，除非把他记录下来；他们的谈话对我大有助益，我记下一切，写成一本小册子《论君主》（De principatibus，原标题是复数，即《论形形色色的君主》）。在这本书里，我尽我所能专研这个主题，探讨君主国是什么，它们有哪些类型、如何获得、如何维持以及如何丧失。如果我的任何幻想曾给您快乐的话，这本书想必不会令您失望。它还应该受到一位君主，特别是一位新君主的欢迎。……我希望我们现任的美第奇君主能起用我，就算他们让我从滚石头干起也行。到时候我若不能获得他们的眷顾，我就只好怨自己了。他们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十五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钻研治国的技艺，谁都会乐于接受一个能从他人失败的代价中汲取丰富经验的人服务的。”（《书信集》，页510-1）然而，无论马基雅维利如何言之恳切，丹心一片，怎奈时运不济，他力图重出江湖，再展宏图的愿望，最终化为水中泡影，而《君主论》本身却以其“内容的新颖和主题的重要”，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里程碑著作。

1515年前后，马基雅维利加入了一个由贵族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组成的“奥里切拉里小组”，因该小组经常活动的地方在佛罗伦萨的“奥里切拉里花园”（Orti Oricellari）而得名，小组主持人是佛罗伦萨绅士科西莫·鲁切拉伊（Cosimo Rucellai）。

马基雅维利于1519年前后完成的另一部代表作《论李维罗马史》，据说正是在科西莫的属意下完成的，而科西莫也是该书的题献对象之一，而马基雅维利于1520年出版的《兵法》一书也是题献给科西莫的，该书采用西塞罗式的对话体例，对话中的提问者之一正是这位科西莫，而对话场景也是在奥里切拉里花园。据马基亚维利说，科西莫本人才德品行冠盖群伦，可惜英年早逝，致使其满腹经纶、八斗才华付之东流，无以造福众人，既是马氏在为友人深感惋惜，也是马氏对自身处境的自况。马基雅维利明言，《兵法》一书正是献给自己深深爱戴的这位友人的，将科西莫作为对话者，也作为对这位友人的哀思和追念，在《兵法》开篇，马基雅维利这样写道：“我决定对这次谈话做一番回忆，俾使参与过谈话的科西莫的朋友们能够更加逼真地回想起他的才智，而使那些错失了这次良机的其他人士深憾惋惜，并从一位当代杰出人物的寓意深刻的言词中学会不仅有益于战争，同样也会有益于平民生活的许多东西。”（《兵法》，页7）

▲ 提图斯·李维画像

《论李维罗马史》与《君主论》主题彼此呼应，相互烘托，如果说《君主论》是写给实际上在位的君主们看的，那么，《论李维罗马史》则是给那些潜在的君主们看的。在该书“献函”中，马基雅维利说自己力图摆脱以往著作家的俗套：“他们习惯把自己的著作呈献给君主，因野心或贪心而不辨是非，该谴责的劣迹恶行不思求全责备，反而赞美对方德质俱备。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选择献书的对象不是君主之辈，而是具备君主才德的出类拔萃之士；不是授我官阶、荣誉与财富之辈，而是力所不能及却心有余之士。”（页2）不难看出，这既是对《君主论》主题的呼应，也是马基雅维利的自嘲。《论李维罗马史》在体例上是对罗马大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59 BC-17 AD）《罗马史》前十卷的注疏，但在主题上却自成一体，从《论李维罗马史》，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既能“我注六经”，又能“六经注我”，而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主题正是罗马从建城到统一整个意大利，后者也是《君主论》全书主旨归趋所在。

1518年，马基雅维利创作黑色喜剧《曼陀罗》（La Mandragola），在该剧“开场白”中，马氏对自己当时的创作心境有如下描绘：“他（作者）只能用这些空想奇思/给他苦涩的日子添加点儿乐趣/在那惨淡境地里/他可不能改妆易颜/因为他被禁止/展现其德性的方方面面/他劬劳的努力也没个偿报。”（《曼陀罗》，页7）《曼陀罗》最初刊印时的标题为《卡利马科和卢克蕾佳的喜剧》，马基雅维利自己在私人通信中曾将其命名为《尼洽老爷》，1524年刊印版才最终将标题确定为《曼陀罗》。该剧首演是在1518年狂欢节，并以其严谨且荒诞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而广受时人赞誉。1520年，应教皇利奥十世的邀请，该剧在教皇宫廷上演。也正是在1520年年底，马基雅维利接受佛罗伦萨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1478-1534）和教皇利奥十世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史》，并1525年完成。1523年，朱利奥继任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1478-1534），而《佛罗伦萨史》正是献给时任教皇的，在该书“献辞”中，马基雅维利坦承自己实话实说，既不虚美，更不隐恶，秉笔直书，力戒阿谀之词。

《佛罗伦萨史》全书计八卷，马基雅维利似乎在刻意呼应修昔底德八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从主题线索来看，如果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背后隐含的是雅典城邦内讧这一贯穿始终的伏线，那么，贯穿《佛罗伦萨史》始终的主线，正是佛罗伦萨城邦内部的分裂甚至内战。《佛罗伦萨史》以西哥特人入侵并洗劫罗马开篇，又似乎在暗讽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为了天上的国，奥古斯丁毅然抛弃地上的国即罗马，而马基雅维利反其道而行之，在灵魂的救赎和祖国的危亡之间，他毅然选择拯救祖国。《佛罗伦萨史》时间跨度一千年，以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1449-1492）因患病英年早逝作结，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洛伦佐的突然去世成为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灾难的开端：“整个意大利失去了他（洛伦佐）的建言，活着的人束手无策，既无法满足也不能制止米兰公爵的监护人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野心。因此，洛伦佐刚一离世，那些罪恶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不消多时，既然斯人已逝，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罪恶滋生蔓延，整个意大利毁于一旦，并且至今仍然满目疮痍。”（页401）失去洛伦佐的佛罗伦萨，俨然当年失去“第一公民”的雅典，雅典的这一不幸使得希腊人结束分崩离析、人人自危的战争状态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而洛伦佐的离世也使统一意大利进而实现意大利民族的内部和平的前景茫茫无期。

1526年5月，美第奇家族政权被推翻，佛罗伦萨恢复先前的共和政制，马基雅维利再度燃起重返政坛的希望，终因自己之前与美第奇家族的密切关系而未能得到新政权的共和政府的青睐，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基雅维利当年之所以被美第奇家族罢官，正是由于他之前与共和政府过从甚密之故。在《君主论》“献辞”中，马基雅维利曾慨叹自己“多么无辜地受着命运之神的巨大的不断的恶毒折磨呵”！而对政治人来说，如何透过自身过人的德行（virtú/virtus/virtue）驯服变幻无常的命运（fortuna/fortune），正是马基雅维利著述最为核心的理论关切。

1527年6月21日，罹患急性腹膜炎的马基雅维利黯然离世，第二天被安葬于佛罗伦萨圣克罗切（Santa Croce）教堂，三部代表作《论李维罗马史》《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相继于1531年至1532年出版。马基雅维利临终前遗言称，自己宁肯下地狱跟古代伟人们一起谈论政治，也不愿上天堂，与那些祝福者和道德高尚者为伍。在马基雅维利心目中，拯救祖国永远高于灵魂救赎，在《关于语言的对话》（1515/1516）开篇，马基雅维利即明言：“每当我有机会荣耀我的祖国，不管对于我是多大的负担和艰险，我都甘愿践行，因为人生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责任了。依靠祖国，才有人的生存，才有命运和自然所赋予人的所有幸福。祖国越崇高，个人的使命也就越重大。一个人在思想上和作为上与祖国为敌，即时源于自己受到不义对待，也有充分理由视为弑父之罪。”（页397）这俨然修昔底德笔下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的回响。而对政治人来说，祛奸除恶、拯救祖国这一迫不得已（necessità/necessity），使得某种程度的邪恶手段成为必要，面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恶，规劝必须辅之以强制，法律必须以军队为后盾，先知必须掌握武装，王道背后需要霸术的支撑。早在1521年5月17日致友人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的一封信中，马基雅维利这样写道，佛罗伦萨人“喜欢一个将要教诲他们天堂之路的布道者，而我会喜欢找一个将要教诲他们走向魔鬼之路的布道者。……我相信，上天堂的真正道路，是先熟悉下地狱的道路，以避免下地狱。”（《书信集》，页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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