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新雨

“齐泽克现象 ”，当然是指其席卷全球、褒贬不一的理论影响力。即便在中国，自从二 ○○二年《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被翻译成中文，十余年来齐泽克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数量之多和速度之快，就在世的海外学者而言，罕有其匹，也捕获了很多年轻的读者，掉到齐泽克的 “兔子洞”里出不来。按照齐泽克曾经的说法：“我已经有一顶帽子了，但是没有兔子。”意思是说他已经有了正确的批判性理论，却没有合适的现实性方案。齐泽克的帽子下面到底能不能变出兔子来？年轻读者们对齐泽克的阅读既可以看成一次类似爱丽丝漫游仙境 —对真实与幻象之境的理论穿行，也是一次冒险的寻 “兔”记，因为，如果 “没有兔子 ”，帽子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齐泽克的 “视差之见 ”是通过阐述柄谷行人对康德主义 “视差之见 ”的判断来完成的。柄谷通过对康德二律背反的激进阐述反思了 “视角 —相对主义认知 ”模式，认为康德通过二律背反的论断说明无论是正题还是反题，其实都是视觉偏差，是需要直面差异暴露出来的现实，因为单凭视角的位移并不能解决普遍性之外的 “他者 ”问题。相反，“康德在追求普遍性时一定要引入他者，而这个他者不是在共同主观性或共通感上可以与我同化的对象。这个他者并非神，而是超越论式的他者。这样的他者并没有带来相对论主义，而是只有在此普遍性才能成为可能 ”（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 —康德与马克思》）。不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关系，而是不可化约的先验的 “他者 ”存在，使得基于主观主义视角认知之上的视差分裂和对抗不可调停，“实在界 ”是不能被 “象征界 ”把握的黑暗之地，它通过 “视差 ”裂变和对抗的方式 “凝视 ”主体，一如美杜莎的眼睛。这个客观主义的裂隙本体论其实就是齐泽克的 “兔子洞 ”，他的所有理论都是沿着这个裂隙突进的。

可以说，齐泽克是反 “文化研究 ”的文化研究，他在三个层面进行了颠覆性的工作。第一个层面是电影研究领域。他把电影看成是穿透 “象征界 ”的现实之虚构的通道，即现实是虚构的，而电影是打破现实、窥视“实在界 ”之“真实 ”的方式。第二个层面是当代意识形态批判方面。后现代主义把自我意识界定为主体分裂的产物，是“大他者 ”的铭刻，因此主体是在被表征之后的剩余。主体与 “主体化 ”是两个概念，主体永远大于 “主体化 ”，那个大于的部分就表现为 “缺失 ”，因此主体就是象征缺失的所在，是“空”，而不是 “漂浮 ”。齐泽克针对性地严厉批判西方文化研究的经典表述：身份认同政治和多元主义文化。认同政治出现在后现代主义否认 “元叙事 ”之后，也就是取消了 “大他者 ”的存在。而作为象征界的 “大他者 ”的崩溃，使得个体无法在 “大他者 ”中通过注册而建立自我，这导致了风险社会的降临以及碎片化的 “小他者 ”的兴起。

齐泽克提出的解救方案是 “作为实在界的行动 ”，即潜在的主体的出现，它依赖主体对自己的非主体化。这就抵达了齐泽克的实践层面：一种后撤的策略，即从根本性的政治抵抗中退却。因为在他看来，左翼的文化研究其实是放弃对根本性的资本主义全面反抗基础上的合谋，所以他著名的口号是：Don’t act，Just think（不行动，只思考）。这里的 think其实就是齐泽克手中的帽子。think作为 “实在界 ”的“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却像爱丽丝的漫游一样，只能在梦里发生，或者说只能在他的书本里发生，这也许就是他写书奇快的动机，他把自己视为 “实在界”的代理人了。即便是他对列宁的援引，也多停留在 “列宁主义姿态 ”之中，停留在历史 “偶然性 ”打开的 “空间 ”，列宁成为 “实在界行动 ”的代理人，一如他自己。不过，这样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既是去历史化的，也是去政治化的。正因如此，齐泽克理论大厦的 “幻象 ”也最大程度地暴露出来，他的 “客观主义 ”的“视差之见 ”欠缺历史的维度。“历史 ”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他的表情包，最显明的表现就是他援引的历史材料，或者著名的笑话串烧，基本上都从属于西方冷战史视野下的价值观。对这些历史通货杂耍般的征用，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他的流行。所以，他对考订史料本身没有任何兴趣，即对历史叙述本身并不关心。他把自己变成 “实在界 ”，他的标志性的笑话群落则是围绕着他的 “象征界 ”。“实在界 ”是没有历史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所有学术战略都只能依靠退却到 “无”或“空”的“实在界 ”，“无”中生有。

第三个层面是对赛博空间的批判。在建立于 “大他者退却的时代 ”的前提下，齐泽克提出了 “三宗罪 ”：主体在进入赛博空间后与语言的“叙行性 ”断裂；主体幻象与现实的界限消失，幻象失去了隐秘的空间，导致欲望解体；网络文本的表面意义与潜在意义的距离消失，导致文本意义丧失。这三个判断当然还是建立在拉康主义的实在界 —象征界 —幻象界的关系上，不能说没有洞察力，但是今天赛博空间的发展却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比如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重合的趋势在加强，以主权、律法（版权）、资本等为代表的 “大他者 ”正在强势进入虚拟空间。也就是说，今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溢出了齐泽克理论所能捕捉的 “视差实在界 ”。

就此而言，齐泽克却是清醒的，他在二 ○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接受中国新媒体 “欧罗万象 Euro Scope”的访谈时这样说：

包括超级计算机在内的各种控制形式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可以用于预防犯罪等。但我只想问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谁来控制那些控制者？……我不满西方的地方在于，当你谈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就开始批评中国。中国确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而采取了某些措施。欧洲的情况表明，西方的数字控制确实表现得要谨慎克制一些，但谨慎并不能掩盖我们陷入全方位控制的事实。我的朋友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对我说，谷歌就是一个企业版本的国家安全局，与美国各政府部门是深度整合在一起的。

…………

现在让西方很不安的一点是：中国过去只是世界工厂，加工那些由西方设计和创造的产品，代表性企业是富士康。如今中国想要自力更生，有自己的原创产品，这就似乎触动了西方的敏感神经。因为他们明白，当下掌控了数字世界几乎就等于控制了真实世界，西方显然想要确保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的企业。这也是让我感到虚伪的地方。

齐泽克的这些话，确实很难从他既有的著作中推导出来，而且他谈论中国的时候，也并没有再使用 “实在界 ”之类拉康主义的理论话语。我感兴趣的自然还是他对中国的评价：

我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只有两大真正的经济奇迹可言。一是中国，我虽然也常批评中国，但它的奇迹却是难以想象的，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实来看，假如我们承认，如今的某些领域里依然需要私人资本，那就不能只是批判它们。需要清楚地划定其活动范围并告知对方：这是你的活动空间，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按游戏规则玩。这就是中国的经验 ，虽然它也面临难以解决的腐败问题，但西方的左派甚至连一种恰当的实践形式都还没找到。这是左派尚未解决的问题。

追随齐泽克的读者们大概无法想象他会如此谈论 “中国经验 ”，不过，这正是齐泽克 “视差之见 ”有意思的地方。当齐泽克承认中国的发展“难以想象 ”时，他说他是 “现实 ”的。这个 “现实 ”该如何用他的“视差之见 ”理论来解释？坦白地说，“中国的崛起 ”及其脱贫的举国努力，对中国人来说也同样是超越 “想象 ”的。在此意义上，作为 “他者 ”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压抑在 “实在界 ”中的 “客体 ”，它的 “凝视 ”挑战的不仅是齐泽克，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十年前，我们可能想象今天的网络青年亚文化把中国称为 “我兔” 吗？二○一五年的动漫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在网络社区受到年轻人热捧，“我兔 ”已经成为中国的自我 “表征 ”。齐泽克的理论帽子下面，能翻出作为中国的 “兔子 ”吗？就此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齐泽克意义上“事件 ”，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 ”，事件以回溯的方式决定自己发生的原因或理由。《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可以看成中国年轻的网民们试图通过 “历史叙述 ”来回溯性构建 “事件 ”的努力，如何评价这样的努力是一个问题，但是它作为 “事件 ”的铭刻，已经存在。

是的，我们有了作为事件的 “兔子 ”，但是能够变出兔子的帽子并没有织好，兔子还藏身在爱丽丝漫游的 wonderland（兔子洞）中，“事件 ”还处于回溯的过程中。爱丽丝的动物世界中小鹰雕（Eaglet，刚好是美国的象征）曾在开会时嚷嚷道：

Speak English! I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half those long words, and I don’t believe you do either!（说英语 ! 这些词儿都挺长，我连一半都没听懂，而且我相信你也没听懂！）

这语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特朗普总统 “推特治国 ”的画风。特朗普大概不会去读齐泽克，尽管是英语的，“龙虾教授 ”彼得森都说读不懂。然而，在中国的 “兔子洞 ”里，我们该如何让齐泽克们听懂中文呢？当中国的 “小兔子 ”们说，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究竟该以怎样的 “视差之见 ”去褒贬？中国青年的网络爱国主义或者说 “民族主义 ”是属于回避创伤的 “幻想界 ”，还是属于被不断排斥却不断返回的 “实在界”？

当爱丽丝追着兔子掉到深深的兔子洞里，听见挂着怀表忙着赶路的兔子先生说：“哦，我的耳朵和胡子呀，我迟到了！”

是迟了，但到了。爱丽丝和齐泽克都听见了兔子的自言自语 /自我激励。有时候，听比看更重要，因为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听是 “视差 ”之外的存在。

（《遭遇 “视差之见 ”：齐泽克与文化研究》，戴宇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