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剑晖

对于潮州及潮汕地区，我是一个 “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 ”是因为我是正宗 “潮人 ”，不仅对生我养我的潮汕平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而且对潮汕的美食和工夫茶情有独钟。“陌生 ”是我从小便离开家乡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以后又长期居住广州，极少回到家乡，所以对潮汕的风土人情、习俗礼仪，尤其对博大精深的潮汕文化，实际上是一知半解，缺乏深层的认知。《欹枕听潮音》一书给我补上了一课，使我较全面地了解潮汕的人文地理和文化渊源，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

《欹枕听潮音》以潮州为中心，其文献资料也以潮州为主，其他市县如汕头、揭阳、饶平、澄海、普宁虽也有所涉及，但不是主体。这样的编选思路是有讲究的。因为在一般的理解中，潮州就是潮汕的代表。历代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如韩愈的《祭鳄鱼文》、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蓝鼎元的《潮汕府总图说》、林大钦的《廷试策》等，都与潮州有关系。还因为，“潮学 ”一开始是以 “潮州学 ”命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改名为 “潮学 ”，涵盖汕头、潮州、揭阳，以及惠来、汕尾等地级市的地理、历史和人文。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或者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潮学 ”或潮汕文化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何意义和价值？这是我读了《欹枕听潮音》之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潮汕文化之所以区别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化与荆楚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拓殖；二是诗性地存在。这是它独特的地方，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先说 “边缘拓殖 ”。“拓殖 ”是一个生物地理学概念。它的原义指植物的繁殖体在一个新的地区萌发、成长并繁殖后一代的过程。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拓殖一般指开辟荒地、扩充发展，并将居民迁移到新地居住。而在本文，笔者理解的 “拓殖 ”的内涵和外延，应有四个层次：一是开拓疆域，敢于冒险，不愿故步自封；二是发展商贸，有着强烈的商品意识；三是信守誓约，既重利也重义；四是山海交融，包容创新。在我看来，正因潮汕的 “拓殖 ”文化有这四个层次的内涵，所以在地理上，它虽处 “边缘 ”，地处广东省东南边陲，属于 “省尾国角 ”，但因其背靠大南山和大北山，南临太平洋，加之数百公里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带来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这就有利于从 “边缘 ”进而“拓殖 ”，也便于从 “边缘 ”看“中心”，挑战传统文化的糟粕和固化的思维。而这一切，除了地理环境的原因，皆因潮人有着超越别地的 “拓殖意识 ”，即梁启超所说的“风习异，性质异 ”，“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 ”。

由于有独立之想和进取之志，这样潮人也就敢 “为天下倡者 ”（梁启超语）。这在开拓疆域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据史料记载，早在隋唐，潮人便开始了海外商贸活动。宋明时期，海上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尤其是明代，潮商船队更是叱咤汪洋。虽然其时朝廷实施海禁，但潮人敢于突破海禁，甚至发展海上武装船队，不但与朝廷分庭抗礼，还开启大规模的南洋移民拓殖。他们以澄饶和南澳一带为贸易基地，私造双桅大船，私带武器和大宗商货，以数以百计的大型船队纵横于南洋和印度洋沿岸，与“番船夷商 ”进行贸易。潮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表明潮人的祖先不但依赖海洋繁衍生息，也依凭海洋走向世界。

清代以后，潮人海外拓殖的重心从商业贸易转向开发南洋，在开通了 “粤东海洋总汇 ”樟林港口之后，成千上万的潮人乘坐着红头船，唱着 “天顶飞雁鹅 ……收拾包裹过暹罗，去到暹罗牵猪哥 ……海水迢迢，父母心袅 ”的民谣漂洋过海。这里，哀怨的歌词可以不论，艰辛的过程可以忽略，重要的是这是一曲曲高扬生命意识的交响诗，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南洋乃至欧美文明对接的大合唱，也是敢于冒险、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拓殖精神最为直观的写照。就这样，在清代到上世纪之初，潮人浩浩荡荡漂洋过海，到南洋的堤岸、麻六甲、星加坡、盘谷、暹罗等地开荒种植。据记载，仅一七八二至一八六八年，乘红头船抵达暹罗垦殖创业的竟达一百五十万人。当然，也有许多潮人从当苦力、雇工、小贩做起，最后成为著名的潮商。

潮汕的拓殖文化不但十分看重智慧的力量，而且特别讲究和推崇诚信，比如近现代以来流行于潮汕地区的 “侨批 ”，就承载着一种诚信，一种古典式的契约精神。而传播 “侨批 ”的那些 “批脚水客 ”，就是一群既卑微又高贵，有着高度虔诚与诚信的潮人。他们生存在社会底层，只是略通文墨，却视信誉为生命，且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操守。这样，不论是他们经手的有“护封 ”和文字的侨批，或者只是一种口头拜托，全无凭据的口诺，他们总能将侨批完好无损地送达接批人。有时，为了将一封错批或死批送达，一代又一代的批脚传递接手，送批不下百次。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古典的，一种有形或无形，仅凭承诺与托付而畅行天下的契约精神。而这种契约精神的背后，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支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最朴实的坚守，以及孕育于或质朴或粗粝的日常生活中的理想和梦想。旧时代这些像珍惜生命一样守护着这些侨批或口诺的 “批脚 ”，他们那种重诺守信、坚守执着与开拓冒险相辉映的精神，既体现了拓殖文明、海洋文化的特色，也是潮汕文化精神的彰显。

如果说边缘拓植彰显的是潮人敢于冒险和超越的一面，那么，追求闲情逸致、讲究诗性的生活方式则是潮汕文化精神的另一面。的确，很少见到一个地方，能如此地将豪放与精致，华美与内敛，开拓冒险与诗性地感受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诗性的存在，在潮汕 “工夫茶 ”和美食两方面，体现得特别突出。

潮汕的 “工夫茶 ”可谓闻名中外，为潮汕的一大文化特色。从茶质、茶具到用水、烹法，均大有讲究，且无所不用其极。潮汕地区不但家家户户品工夫茶，饭前饭后离不开茶，甚至贸易往来，生意场上，一见面即献茶，而且喝茶时讲究 “品”字，心态放松，闻杯识香，此乃风雅遗韵、闲情逸致的体现。

潮汕的美食，同样是一绝。特征是注重养生，淡而有味，善于搭配，讲究原汁原味，而且善于以小搏大、化腐朽为神奇，螺蛳壳里做道场。比如一枚粽子，白莲香菇栗子白果各一，咸蛋黄各半还紧随鹌鹑蛋一对，肥肉瘦肉各一片相生相伴，在众物边上，还有一只虾潜伏，而红豆沙则让众物井然有序排列。可谓味道丰富，繁华似锦。潮汕人以他们的智慧和巧手，借助一枚小小的粽子，融进一部潮汕美食山海经。不独工夫茶、美食，潮汕的刺绣、加工工艺和农艺，其精细也是出了名的。正因潮汕人善于学习创新，且注重细节，精益求精，兼之深谙享受生活、感受生命的诗性生活方式，故此才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潮汕文化。

我认为，潮汕这种地处边缘，却敢于大胆拓殖，渴望超越，同时又拥有 “工夫茶心态 ”的文化精神，不但是独特的，而且有着不容忽视的现代意义。这种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潮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比如它的内地移民史，贬官文化，考古中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潮剧，潮瓷的生产及外销，等等，都不仅仅是地域性的人文现象，而与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二是它的海外拓殖经验以及侨批史，对于当今的 “一带一路 ”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三是时下正在大力倡扬和谐社会、生态文化建设，而潮人的这种诗性生活方式，可视为一个样本。因为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 “乡土中国 ”，而“乡土中国 ”讲究情感维系、血缘延续、文化传递、道德化育、生活质量、审美品位等，而潮汕文化与潮人精神，在上述诸方面均为有益之津梁。（《欹枕听潮音》，张培忠编，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