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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痕旧影的研究新意

作者:读书

2020-02-07·阅读时长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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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繁之

傅斯年说 : “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晚清民国政要、社会影响人物、前辈学人的函札、日记、电报、公牍,逐步发现,作为历史材料运用于人物专题、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甚或政治史研究,有其独特之价值及优势, 尤其之于细节, 别具视角。研究者可借此贴近了解所关注对象当日之生活圈、 交谊圈、 交集圈,戚友往来、公牍往还、上传下达、人际脉络,甚或身体景况、心灵细微及相关贯连,即有可能借此将关注对象所牵涉之史事、现象及人物日常居恒、进退出入、史事前后、彼此因果、相关系连,“体贴”并大体“复原”出来,增进研究者之“历史感” (进或“历史现场感” ) ,使研究者知世论人, “读其文而想见其为人” ,进而对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境遇、社会政治、彼此系连,有较清晰之认知与了解,或可做到所谓“了解之同情” 开启研究新层境。

《大道 :百年名人翰墨集萃》(以下简称《大道》 )收入函札、手泽一百零三件,之前曾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均属近年于大小拍卖行所流出,引发大家关注者。所涉人物或为民初政元,或为“五四”风云翘楚,或则享誉海内外。这些人都引领一时风气,至今推为政学各界重镇,时间则跨二十世纪上下半叶,可以说这些手迹,均件件珍贵。如书中所收陈独秀写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的《 〈科学与人生观〉序》手稿,现在平心去看,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均意义非凡,值得深思。诸家之不同,在观念,在立场。问题迄今依然是好问题,不一定要有答案。

比如,本册所收蒋介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致张其昀函。关于此函研究,要了解蒋氏此函的起因,系张其昀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组织成立“私立中华学术院 ”,以之等同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并创立 “弘士 ”“哲士 ”“议士 ”等名类延聘学界精英,企图与 “中央研究院 ”分庭抗礼,由此引发争议,而被蒋氏斥责 “虚设名位 ”,“甚愿吾兄对于中华学术院之进行能即停,并收缩劝捐行动 ”。同时,也要认清张氏此次行为的背后,有一九五七年他与胡适的 “中研院 ”院长之争,有深层及长期以来的南高(按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 ”)、北大之别,并不仅仅是单纯行事不当而招致的 “诟病 ”。张其昀始终认为 “中研院 ”受胡适等 “北大派 ”长期把持与控制,几次角逐院长之位不成,遂有此举。这里既有行事不当引致风评,也有内在学术理路、观念之别,有严以分野的立场问题。此处涉及的,即章开沅《历史研究,要细节,不要 “碎片化 ”》一文所指出的,局限于函札、手稿、日记、电报、公牍的研究,或多或少会不免偏重于细节,流于历史研究之碎片化的问题。章先生言:“特别是近现代史,公私档案、报刊书籍乃至各类未刊文献之繁多,简直难以想象。这些客观条件,极其有利于个案研究,有利于从细节上再现历史情境,然而却大大增加了宏观把握的困难。同时,由于学术理念的进步,人们愈来愈重视社会史与群众史的研究,特别是下层群众的研究,而许多此类研究又属于起始阶段,这样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视角 ‘细化’的权重。”(《北京日报》二○一二年九月十日)此话诚然。面对这些研究材料,既要有于所关涉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同时亦要有对史事细节的钩沉与精审考订,要能大中不遗其小,小中以见其大。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大道》所收信函,不少为历史关键时刻的重要文献,历史价值及研究意义均不可估量。如黄兴致何成浚三函,是黄兴生前最后时光所写,内中既有对政局的剖析、忧心、判断,也有对国家、共和前途的展望和建议,兼及自身近况,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许多可讨论、可研究的问题,对于后世了解和研究黄兴其人,及此一时段政治、国民党史(如“大小孙之争 ”等),均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功用。此类再比如胡适一九六○年七月在伯克利为余小仙题句,胡适致美国《时代》《财富》《生活》三大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R. Luce)英文函底稿,以及熊十力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致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牟宗三、张丕介函(此函收入《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等,于相关研究,均具无可替代之史料价值,可供讨论研究者甚多。诸事皆成云烟,然往事并不如烟,此均为记。

书内不乏二十世纪著名书家手泽,对于了解及进一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文化史,亦别具价值。如书中所收林长民的书法作品。过去学界及书法界对于林氏的书法讨论不多,近年坊间迭见,多属大字,下笔洒落,品格不俗。此幅是他赠给金巩北(民国北京画坛盟主,即王世襄先生舅父)的行书八言联,极是精工。王僧虔《笔意赞》: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此件或给人如是感觉。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

“林长民塞上惊魂 ”亦记:“康南海作《广艺舟双楫》,以评书家自命,曾和伊峻斋(立勋)说:‘你们福建书家,却只有两位 ……’伊峻斋以为他自己一定占了一个,那康圣人从容说:‘一个是郑苏庵(按即郑孝胥),一个是林宗孟(按即林长民)。’”可见当时人即有之评。

文字者,民族精神之所赖以寄托,而历史实为国家文化之所由以表现。《大道》所收诸品的集中出版,相信当会促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的新研究、新问题,也会促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由这批材料起,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新认识。

(《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曹向东、杨永平编著,上海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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