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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齐白石花了2000银元，买下北京跨车胡同15号院。在北京居住7年，换过6次住所的他，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直到1957年齐白石去世，3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这里。

▲齐白石与家人在跨车胡同内合影（成人排名左起：齐白石、胡宝珠、家旭）

在齐白石最后一个儿子齐良末的印象里，齐白石是个特别自律、规矩的老头。他个子很高，但一生没有驼背。他穿的长衫，袖口翻起来，里面的内衬一定是雪白的。他饭量很小，喜欢清淡口味。他画案上的东西很多，但每一样都整理得整整齐齐。

晚年齐白石每天的生活就是画画、刻印，早饭之后便准备纸笔开始作画。他行笔极慢，每画一张画就像盖一幢建筑。他的画纸可能是求画者送来的，所以齐白石需要先用很长时间看纸本身，然后下笔将画面主体画完，再将这张画挂在北屋北墙的一根铁丝上。这时他会坐在那条用湖南竹子做的躺椅上，一边捏手一边看，一边考虑如何进一步做颜色和结构上的处理。有时他也会在躺椅上眯一会儿，醒来之后从墙上将画取下来继续画，然后挂起来再看，再画。

▲躺椅中休息的齐白石

1927年，晚年的齐白石迎来了另一个机会。从巴黎归国的画家林风眠执掌了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慕名拜访齐白石，请他担任国立艺专教习。当时学校设在西京畿道的西边，是一所玻璃房顶的洋学堂。距离跨车胡同很近。齐白石说：“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在郑重所著的《林风眠》传中也有记载说，林风眠在课堂上为齐白石准备了藤椅，下课后又亲自送他到校门口。第二年，林风眠辞职南下，徐悲鸿接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但仅待了3个月也辞职南下了。

根据学者张涛的考察，齐白石刚加入北平艺专时经济上已经有了保障，所以“撩拨他内心深处是否愿意接受教职的天平尺度，可以说完全由校方的诚意深浅所决定”。也正因为齐白石从徐悲鸿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欣赏和尊重，在徐悲鸿南下后，齐白石画了一幅《寻旧图》表达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画中写道：“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在《答徐悲鸿并题画寄江南》这首诗中，齐白石说：“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从诗里可以知道齐白石已经把徐悲鸿视为知己。此后两人书信往返不断，徐悲鸿几次在信中执意请求齐白石接受续聘，继续在国立北平艺专授课，齐白石也听了他的建议，1933年再被聘为中国画系教授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

▲齐白石与徐悲鸿（右一）、吴作人（右二）、李桦（左一）合影

以农民木匠画家身份在国立艺专任教，齐白石对此颇为得意，他说：“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飏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这段教职经历后来还给齐白石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认可。

当时任职于同一学校的同事，捷克斯洛伐克画家、收藏家齐蒂尔回国后，将齐白石在内的中国艺术带去欧洲各国办展，此外徐悲鸿以中国政府名义在欧洲举办的展览中也有不少齐白石的作品，两人都将齐白石视作中国北方最具有革新思想的艺术家，这也使得齐白石在欧洲的声望有所增长。

尽管齐蒂尔是以西方现代运动的方式，去认识当时在北京画坛还有些寂寞的齐白石，但他向欧洲观众展示的齐白石却已经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领袖。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当张大千拜望毕加索时，毕加索画室中有他临习的齐白石的画。张大千曾回忆道：“毕加索的大画室遍地都是东西，好乱……我一坐下他就捧出了五大本他的作品，他说他也学中国画，请我看看他的习作，要我老老实实不客气给他意见。一本总有二三十张吧，他画的多是花卉虫鸟，我一看就知他学的是齐白石，他虽然有笔力，但外国人画我们中国画，办不到所谓‘墨分五色’层次互见，他下笔后的墨色浓淡难分。”为了让毕加索画好中国画，张大千还送给毕加索好几支日本精制的中国毛笔。多年后，毕加索甚至送了一幅齐白石风格的《草上刀螂》给张大千开中国餐馆的义妹费尔曼，那幅画“完完全全是齐白石的路子”。

张大千对齐白石的艺术也相当肯定。他曾对书法家王壮为比较齐白石与吴昌硕，张大千说：“吴昌硕与齐白石两家的画，若一定要比较问谁的更好，则我回答是齐的更好”。他的这种好感可能来源于齐白石的一次指教。有一次，张大千作画时，画的蝉头向下附在柳条上，齐白石把张大千悄悄拉一边说，蝉在树上，头都是朝上的。张大千后来在青城山观察，每只蝉的确都是头朝上的，他对齐白石观察世界之深非常佩服。

不仅如此，一些跻身于文化界又有雅好的政要也开始与齐白石建立起友谊。“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就与齐白石有书画来往。远在南方的徐悲鸿，一边为齐白石编选画册并作序，一边代齐白石向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求诗题字，后来于右任与齐白石书画交游更多，他为齐白石的画集诗文提名，还不厌其烦地为齐白石题写了五六幅墓碑铭文，即使有败字也没有弃用，而是请齐白石自己选用，可见两个人的交情非常深。

正是与这些名人的交游，齐白石的艺术与画名被推到了新的高度。但他始终保持着平民的骄傲。齐白石刻了一大堆印章，有“鲁班门下”、“木人”、“寻常百姓家”、“星塘白屋不出公卿”、“吾草木众人也”等等，他都堂而皇之地盖在画上，以表明自己的平民身份。

在那几年中，他卖画教书，刻印写字，收入很可观。1932年，齐白石想起自己已经快70岁，风烛残年，没有多少日子可活，加上他当时最得意的弟子瑞光和尚圆寂，不想再孜孜不倦地为衣食劳累，便画了一幅《息肩图》，他题诗说：“眼看朋侪归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钱，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齐白石画这幅画时，本想从此休息，不再笔墨劳累，却事与愿违，因为慕名请他画画的人越来越多，他只得靠双手，照常工作，还刻了几方印，有“老为儿曹作马牛”、“苦手”、“有衣饭之苦人”，自我解嘲。

▲“三百石印富翁”1.3x3.8x3.6cm 1919年

当时，假冒他的姓名造假画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因此不敢收藏他的画，也常有买画的人请他鉴别真假，有的还请他加写题记，他有点不胜其烦，给别人的一本册页写题记说：“予之画，从借山馆铁栅门所去者无伪作。世人无眼界，认为伪作，何也？”朋友中也有人叫他白画却不给润格，这使他厌烦，他写过一诗说：“去年相见因求画，近日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他向来不愿意与其他人多做周旋。

他与北平名士的广泛交游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而中断。随着战事不断发展，北平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此时齐白石的画在日本已经很有权威，因此慕名求见他的人很多。他们有的设宴相邀，有的赠送礼物，目的无非是想和齐白石拉上交情，随时要他作画刻印。

齐白石刻过一方“老岂作锣下猕猴”的印章，他想了个看起来不拒绝实际上是拒绝的办法是，不分昼夜，把大门紧紧地关着，门上还加了一把大锁。如果有人拜访他，在门口拍他的门环，先有女仆问清楚来的人的姓名，齐白石再亲自出来，在门缝中看清是谁，如果齐白石不愿见这个人，就由女仆回复说“主人不在家”。那时，齐白石家既没有卫生设备，又没安装自来水，每天上门送水和淘厕所的人来，也须经过他亲自开锁才能进去。齐白石锁门拒客，引起很多人不满，有人说他性情乖僻，不近人情，却不知这其实是他的深谋远虑。

1937年9月，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去世，齐白石去灵前行礼，这是他自北平沦陷后第一次出门。到了1939年，他干脆在大门上帖上告示说“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然而战争时期物价上涨，为了维持家庭，他又不得不在“停止见客”旁边补写一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之后又补充说“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1943年，他最终在门上贴上“停止卖画”4个大字。

战争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齐白石开始用心为自己的画、诗和印筹划编辑出版，但齐白石的立传愿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实现。第一位为齐白石撰写年谱的人是胡适。胡适在《齐白石年谱》的序言中说：“民国三十五年秋，齐白石先生对我表示，要我试写他的传记。有一天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激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此时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刚刚结束在美国的研究和讲学回到中国。事务缠身的胡适又找来好友黎锦熙一同整理，最终完成《齐白石年谱》。

胡适说他“很喜欢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叙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样感人力量。齐白石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他没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这或许就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此欣赏齐白石，甚至还亲自为这位“乡下老农”作《齐白石年谱》的原因。其实，如果把胡适这段描述齐白石文字特点的话改成齐白石的绘画语言，用来概括陈师曾、林风眠、徐悲鸿等对齐白石绘画的称赞，也是适用的。

当年先后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教授的林风眠和徐悲鸿，后来在中国掀起了新美术教育的浪潮，从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到1937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以及“二徐之争”对中国画未来的讨论，齐白石全都缺席了。他始终处于大潮之外，难以加入自觉的知识分子之列。他不参加画派，也不发表言论，除了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样的变法心得，很少对中国画学表达态度。

中国艺术随着抗日战争转向写实主义，“受到革命的民族主义激发的艺术”被视为佳作，这使得徐悲鸿推行的写实主义最终成为主流。徐悲鸿看重齐白石的就是后者对传统绘画的大胆变革和画中真趣。1946年徐悲鸿北上，重组北平艺专，第二年2月再次聘请齐白石为名誉教授，1949年后齐白石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徐悲鸿主导下的国立北平艺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的主要力量。李可染、吴冠中、李苦禅、张仃、董希文、叶浅予、滑田友、王朝闻等一批教员心中只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他们的领导徐悲鸿，另一个偶像便是齐白石。

▲李苦禅与老师齐白石

1949年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受冷落阶段，齐白石直接上书毛泽东，开头便写道：“某自七岁牧牛，十几岁为木工，卅岁学作画刊印，六十岁后因乡关有兵事，避乱来北京，以卖画刊印作活计。今已九十岁，还在人间，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

齐白石深知自己农家出身的身份，之后还主动提出，将老家的200亩地和房宅捐献出来，真是充满了农民的智慧。此后齐白石不断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关照，工资问题直接获得了解决，最终达到了“文艺标准特级”，成为与徐悲鸿持平的美院工资最高者。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齐白石与周恩来亲切交谈

1953年他被中央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1954年在故宫举办了“齐白石绘画展览会”。这些光环最终让他成为艺坛泰斗。

▲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在北京举行，齐白石进入会场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即便荣获了各种荣誉，齐白石在世时的润格依然很低。1945年，许麟庐拜齐白石为师，1951年在齐白石的提议下，他们在东单东北角西观音寺胡同西口开办了新中国北京第一家书画店——和平画店，这间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三块店招牌匾分别出自齐白石、徐悲鸿和陈半丁之手。当时画店经营的书画中80%是齐白石的作品。直至晚年卖画齐白石也不漫天要价，而是按照创作材料的成本、劳动时间和难易程度定价。

画店经营了两年后，许麟庐向齐白石提议，将他的润格从5元一尺涨到10元一尺。当时他的画比陈半丁、萧谦中还便宜，比很多年轻画家的画也便宜。傅抱石一张三尺的画要卖40元，齐白石一张三尺的画才卖15元。面对涨价的提议，齐白石当时很犹豫，沉默了半天，最后对许麟庐说：“麟庐啊，我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言外之意，如果涨钱卖不出去怎么办？幸运的是，最终涨价了，画卖得依然很好，齐白石才放心了。

1953年是齐白石最高产的一年，那一年他画出600多幅作品。晚年齐白石创造力极其旺盛，80多岁时，每天早起至少要画七八张，90多岁时，也还是每日画四五张。可以看出，晚年的齐白石在绘画上是上瘾和兴奋的。对他来说，一团正在晕开的墨被他的笔缓缓推送，比时代要紧。在他身上，从没有艺术家的特殊与清高，他始终是谦卑本分的。

“雅与俗”“艺术与商业”“能品与逸品”，这些艺术圈永恒的矛盾，被这位满怀童心又刻苦勤奋的老头儿有意无意中解决了。他始终是个再本分不过的农民，凭本事吃饭，卖画糊口，就像他奶奶说的，字纸要能在“锅里煮”。这个诉求，他一生没变。至于尊师重道，不贪财，不务名，不阿世，不走官路，这是他本性忠城老实，往高了说，就是谨守旧道德，在那个年代，许许多多明白人就这样过了一生。

撰文/张星云

注：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1003期文章改编：

《齐白石：真有天然之趣》，张星云

《巨匠是怎样生成的？》，张星云

《齐白石地理：乡居与远游》，艾江涛

《齐白石与王闿运的“湖湘江湖”》，刘周岩

《齐白石的1919》，吴洪亮

《谁收藏了最好的齐白石作品？》，薛芃

《白石老人自述》背后的人，朱雯卿

《齐白石与王闿运的“湖湘江湖”》，刘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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