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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中山大学开学，陈寅恪在家中接待了刚考入中大的本科新生们的拜访，这对今天的大学教授也并不常见。陈寅恪兴致勃勃地问大家，有多少人是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少人第一志愿报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打趣地说没去北大也没关系，因为那里的教师“是我的学生”。陈寅恪给了学生们两点建议：一是学好古文和外文，打下阅读基础；二是要锻炼好身体，否则会半途而废。

1956年，可以说是陈寅恪人生最后二十年最愉悦的一段时光。学校对这位定居广东的史学大师提供了尽可能好的待遇，《中山大学学报》为陈寅恪等人设立了“特级稿费”制度，陈寅恪也处在相对旺盛的创作期，接连刊发了五篇论文，校内仅有的两辆小汽车之一可供他随时调用，对于极少出门的陈寅恪来说，这更多是一种礼遇象征。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居住的二层红色小楼四周，附带独立的数千平方米的草坪，古木掩映，曲径通幽，自成一体不受外界打扰。即使对校园历史一无所知的访客也能够凭空间的独特性判断出，只有最重要的人物才有资格住在这里。这就是东南区一号，陈寅恪生前居住过近20年的地方。

▲中山大学中的陈寅恪故居

如今故居仍专门用于纪念陈寅恪，没有做其他用途。小楼旁边是一条著名的小路，学校为方便视力微弱的陈寅恪散步，在这条路上铺设了特别的白色水泥，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陈寅恪在夫人唐筼的陪伴下在这里散步。

▲陈寅恪夫妇在散步

陈寅恪的学生、如今已经90岁的胡守为教授回忆，以前上课就在小楼二层半开放的回廊。因为行动不便，陈寅恪的研究、上课都在家中进行。站在二楼通透的回廊上，一块小黑板和十几个座位就放置在这里，旁边高大的棕树触手可及，阳光照在眼前开阔的草坪上，景致十分安宁。

▲毕业典礼上胡守为等人与陈寅恪的合影

陈寅恪的课虽名气大，但从从来不拥挤，学生一般书从几人到十几个人，偶尔有其他教师来旁听。他从不点名，不记考勤。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只有胡守为一人。他来了之后，陈寅恪却让他等一下，特意上楼换好长衫，然后对这位本科生说，胡先生，咱们上课吧。胡守为说，他对近70年前的这一幕记忆犹新，后来他自己成为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始终优先保证给学生上课的时间。

作为历史系与中文系的双聘教授，陈寅恪轮流讲授白居易的诗与唐代史的课程。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上课“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每一节课从不重复自己。真的是如此吗？说到这一传闻，胡守为笑着解释这是后人的臆想，“在大学里教过书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陈老师也做讲义，说明他每学期讲的是基本一样的”。

不过，在陈寅恪人生中的最后二十年，并非都是这样的好时光。就在1956年这些和睦场景前不久，发生了著名的“陈寅恪拒绝北上”事件。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的决定是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研究所，由三位最负盛名的学者出任所长，其中上古史是郭沫若、中古史是陈寅恪、近代史是范文澜。对陈寅恪的任命因为他要求“不谈马列”而取消。

随着档案的披露，此事的内情渐渐被人知道。陈寅恪对前来谈判的学生汪篯亲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表达得十分明白：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在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注：指毛泽东、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二条要求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过于“骇人听闻”，长久以来很多人都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学者陆键东说，他在中山大学保管的陈寅恪人事档案中见到了这份文件原件，深受震撼。档案中的文件是汪篯亲笔写下的，显然当时了抄录两份，一份带回北京，一份留在中山大学存档。汪篯将答复带回后引发的反应以及后续沟通过程，因档案未完全开放不得而知。不过陈寅恪与北京方面保持了体面的来往。此后，北京方面再未邀请过陈寅恪北上。

陈寅恪作为著名学者，自然被各方争取，一直到1949年9月，国民党“战时内阁”的教育部长杭立武、财政部长徐堪还曾专程到岭南大学，希望陈寅恪能离开大陆，只要到达香港，10万港元和新洋房即刻兑现，但这仍被陈寅恪拒绝。陈寅恪曾这样解释说，何必离开祖国。 1949年陈寅恪一家乘坐由上海出发的“秋瑾号”客轮，抵达广州渔珠码头。直到1969年逝世，陈寅恪再未离开过广州，这也成为他79年人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中大延续了对陈寅恪的特殊照顾，除在各个方面给予最好待遇外，继续允许他除上课外不参加包括政治学习在内的其他学校活动。

更难得的是，1952年陈寅恪物色到一位非常合适的助手，她就是黄萱。当年已经42岁的黄萱出身于华侨富商家庭，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后，黄萱正式成为他的助手，每天来到陈寅恪家中，替他查资料、根据口述进行笔录写作。后来学校要求提交的对黄萱的工作鉴定意见中，陈寅恪这样写道：“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陈寅恪与助手黃萱在创作《柳如是别传》

1953年，陈寅恪开始了对《再生缘》的研究，更多的精力用来关注明清的历史。从早年利用多种文字对中亚历史进行研究，到魏晋至隋唐的中古史研究，再到晚年主要通过文学作品研究明清史，他进入了人生治学的第三阶段。陈寅恪这样自述研究《再生缘》的机缘：“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而据历史学家汪荣祖的看法，这不过是陈寅恪惯用的自我谦虚的词语，实际上他对弹词这种文学形式很早就有兴趣，将它比作是中国的史诗，《再生缘》正是他认为的其中最杰出的作品。

陈寅恪更为感兴趣的是《再生缘》的作者，清代女子陈端生。他不仅认为陈端生的艺术成就直追杜甫，而且一再同情她反抗“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赞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类似的主题，将成为贯穿他晚年研究的线索。

《论再生缘》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许多海内外的亲朋故友感到欣慰，因为陈寅恪仍在创作着。孤身一人在广东、与熟悉的学术环境的分离让陈寅恪的孤独感开始积蓄。学生刘桂生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那是他又从岭南转入清华大学以后，与同学回广州游览，顺便看望老师。陈寅恪问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工字厅前面的那棵紫荆树开得怎么样了？”工字厅是清华的主建筑，刘桂生完全没注意过那里有一棵树，答不上来，陈寅恪的神情多少有些失望。刘桂生感慨：“老清华的一草一木，他一直记在心里。”

▲刘桂生教授

1957年“反右”开始了。因为言辞谨慎，陈寅恪未被定为“右派”，中山大学对他的认定在“中中”和“中右”之间摇摆。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风暴及历史学界的“厚今薄古”运动，仍然波及到陈寅恪，毕竟他的“目标”实在太大。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点名陈寅恪，校内外除了在理论刊物上发表长文批判陈寅恪学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还有人编排打油诗进行讽刺，说他：“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学生胡守为回忆，1957年、1958年这一轮批判确实构成了陈寅恪心态和生活上的转折，不过最直接刺激到他的是部分学生的过激行为，他们贴出“大字报”说他“误人子弟”。胡守为说：“这四个字彻底伤透了陈老师的心，从此他再不开课了。”自1925年回国在清华教书，陈寅恪作为老师的生涯就此结束。

待风暴平息，校领导和部分批判参与者曾几次登门道歉，劝陈寅恪继续开课，都遭到他的拒绝。从这以后，陈寅恪更加深居简出，除了一些多年的老友外几乎不再接待客人，不仅康生途经中山大学想要拜访被以“身体不适”拒绝，他甚至不再接待师生的春节拜年，与自己楼下的邻居、此前曾多次诗词唱和的中文系主任王季思一家也“极少往来”。

他在主动“边缘化”的同时又成为人们的好奇谈资，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曾在一份文件中向学校党委汇报情况说：“环绕陈寅恪有各种荒诞传说：如说斯大林与英国女王拍电报问候他的健康，再如说他能背诵全本《资治通鉴》之类。”乃至高中的孩子们都对陈寅恪议论纷纷，争论他懂得的究竟是哪几门外语。东南区一号里的陈寅恪，成为校内一位神秘而不可接近的人物。

陈寅恪晚年把自己沉浸在了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的撰写中，这也是围绕历史上一位奇女子展开的书。钱牧斋与柳如是分别是明末重臣和青楼女子，二人结下姻缘，改朝换代后，柳如是劝钱牧斋一同自尽殉国，钱牧斋退怯了，钱牧斋降清后循例北上后又称病而归，二人最终一起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钱、柳二人在历史上始终受到负面的评价，陈寅恪则穿越层层史料的迷雾，通过对他们诗歌的考查，复原了二人活动的原委，尤其是柳如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第一章《缘起》中，陈寅恪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变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他曾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痛哭的知己王国维是效忠于清朝的大学者，柳如是则是反清复明的弱女子，陈寅恪所要强调的是始终潜藏于民族历史中的精神力量，而无关于具体的某朝某代或某种身份。

创作的过程相当困难，此时陈寅恪已经完全无法阅读和写字，全靠助手黄萱的帮助，他自己称这样的过程为“瞑写”。陈寅恪每天早上见到黄萱会说“你终于来了”，因为前一晚思考的内容要全部硬记下来，所谓“憋得十分难受”，文章的反复修改也很麻烦。1962年雪上加霜的是陈寅恪在家中摔断了腿，股骨骨折，从此几乎不能下床，历史学家汪荣祖称为“天欲废寅恪，而寅恪不甘自废”。

陈寅恪的治疗方案是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派出了3位护士轮班倒24小时照顾他，再加上进口药物、食物等的补助。“三年困难时期”刚过，这位“养尊处优”又不能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古董”的特殊待遇再度激起群情不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甚至有高级干部也表示不理解，一直告状到主政广东的一把手陶铸那里，陶铸驳斥：“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陈寅恪执着地把最后10年的学术时光投入到《柳如是别传》的撰写中，这是否值得？后世学界一度有不小的争议。历史学家余英时的看法是，《柳如是别传》代表“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阶段发生了一次跳跃”。这个被陈寅恪本人称作“心史”的研究阶段，所要做的已不再是简单复原史实或回答一些学术问题，而是真正尝试进入两个三百年前的人的精神世界，因为偏见的缘故后世史料多有错谬，唯一的“大门”就是他们本人的诗作，这也必然是一次史学方法的创新。

余英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认为陈寅恪在进入晚年的明清研究之前更多倚重的是考据，但考据只能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得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这是陈寅恪“历史的想象力”充分展开的结果，“这种想象力当然不是胡思乱想，它是基于史家对于人性和人世的内在面所具有的深刻了解，因此它必须深入异代人物的内心活动之中而与之发生共鸣”。

现实中孤独的陈寅恪在其他的时空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他在书中留下了这样的字句：“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4年《柳如是别传》完稿，但他未能在生前看到著作的出版。

学者陆键东说，陈寅恪享受了中国现代史上对一个知识分子空前绝后的照顾，然而就在特殊照顾达到高峰的1963年，陈寅恪夫妇常常抱头痛哭。陆键东说：“陈寅恪享受着所谓最好的待遇，可是两夫妇却在为人生的悲哀而哭。陈先生是否哭‘国事’我不敢肯定，但是陈氏是哭自身、哭一生的不幸，哭‘业将不传’‘文化将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细节说明陈寅恪的精神世界，与平常众生迥然不同。”

胡守为现在回忆起最后几次与老师的见面，至少1964年陈寅恪仍在积极地思考。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陈寅恪见到胡守为，他对此事十分高兴，并且说“我们再不需要‘保护伞’了”，“保护伞”指的是苏联。

这与1961年9月1日吴宓拜访陈寅恪后记下的日记中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态度一致：“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然而随着时局的风暴继续酝酿，人们无暇自顾，陈寅恪这位“文盲叟”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音信缥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当时已经调任北京的陶铸向广东省发回数条信息要求保护陈寅恪，但他仍被“请”出了东南区一号的住宅，黄萱和3个护士也被遣返，仅保留1位必要的护工，这毫无疑问加速了陈寅恪病体的衰弱。

据目前的回忆材料，陈寅恪生前未被直接批斗，但学生刘节曾说愿代老师挨批并表示这让他感到“无比光荣”，有人据此推测至少有打算批斗陈寅恪的计划。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当时校内多数人已去了干校，他临终的情形已变得十分模糊。只有官方报纸的讣告显示出，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人，陈寅恪去世时还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的尊严。妻子唐筼，于一个月后因心脏病去世。

陈寅恪1969年逝世后，许多同事、学生都没能第一时间知道消息，过了很久以后才辗转得知。陈寅恪的下落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都不清晰。1970年，陈寅恪的表弟、身在台湾官至“国防部长”的俞大维曾撰文回忆陈寅恪，但他既不知陈夫人和三个女儿身在何处，也无从得知陈寅恪究竟是否还在世，只得感叹“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甚至在1971年中山大学革委会的一份文件中，校内有人认为他还活着。

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陈寅恪50年代的学生蔡鸿生说，当90年代的一轮“陈寅恪热”到来时他感到疑惑，当时的漫画家形象地画出了“盛况”：小孩子都去翻书架上的《柳如是别传》，可那是一部超过1200页的以文言文写成的艰深著作。蔡鸿生说：“陈寅恪的重大关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现世功利。作为一代宗师，其脱俗求真的表现形式，难免‘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共存，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对于陈寅恪的解读，蔡鸿生希望人们更多关注他的精神史、学术史而不只是生活史，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纯粹的学人。

▲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蔡鸿生

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的末尾，陈寅恪又反复提及他为王国维撰写的挽词，他说不知道清华校园里的纪念碑是否还在，如果有人嫌那个碑文做得不好，打掉再做新的也没关系，因为：“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撰文/刘周岩 田钟灵

注：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1061期文章改编：

《陈寅恪:史心与人心》，刘周岩

《动荡时代的世家公子》，宋诗婷

《书斋悠游的黄金十年》，艾江涛

《游学欧洲》，张星云

《王汎森：〈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史学实验》，刘周岩

《何处可容身：历史与现实》，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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