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霍布斯彻底颠覆了主宰整个中世纪的政-教关系格局，系统论证了世俗国家的正当性，利维坦以绝对君主主权权威为轴心，对内树立和平，对外合群自保。与此同时，霍布斯也发现，这种人造的利维坦本身就隐藏着导致其走向崩溃解体的力量，即动乱和内战。而在洛克看来，这种绝对国家必然潜藏着因统治者篡权而导致权力异化的危险，这就使洛克式的革命获得了正当性，也成为卢梭公意论和人民主权学说的基本前提。可以说，18世纪基督教世界在政治上面临的突出挑战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盛，平民势力（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在政治上迅速崛起，致使传统的以贵族为基础、王权为轴心的政治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而在贵族-王权秩序无法从容吸纳新崛起的平民诉求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这一时代难以遏止的浪潮。革命的永动机一旦开启，便形成自身的动力机制。而发生在18世纪末叶的两场“姊妹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前后相继，彼此呼应，共同勾勒出西方现代政治史的独特景观，两场革命不仅是陷入全面危机的基督教世界破旧立新的关键事件，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事件，其影响所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历史走向，其余续直至21世纪的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两场革命的流风余韵，其意涵格外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革命者之后需要立法者，革命者志在破坏，而立法者意在建设，推翻旧制度之后，如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是树立麦迪逊式的代议共和秩序，还是卢梭式的人民共和秩序？是建立自由的代议共和制国家还是平等的人民共和制国家？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两相参照，为托克维尔反思旧制度探索新秩序，提供了绝佳的历史素材和理论灵感。贵族社会渐趋没落，社会结构日趋抹平的民主社会继之而起，正是从汉密尔顿、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党人”的共和立国实践中，托克维尔看到基督教国家建立新的自由共和秩序的可能途径，洞见到新生的美利坚国家蒸蒸日上的崛起势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兰西民族却长期陷入革命式内讧漩涡，无法自拔，曾经的大法兰西帝国，至托克维尔时代，却风光不再，江河日下。也正是在美国借助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征程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发现了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内核的“新教伦理”，这种伦理集中表现为入世禁欲式的俗世修行，以及作为平衡财富欲求过度膨胀的精神杠杆。而这一杠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失落，正是韦伯所洞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一轮更深层危机的依据。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课程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新世界的宣言”。这一单元将围绕帕伯琉斯、托克维尔、韦伯三位思想人物展开，依次聚焦《联邦党人文集》《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学术与政治》四个文本。而贯穿这一单元的政治史轴心，正是美利坚国家从诞生到兴盛，终至更深层文化危机的来临。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后期的一百年时间里，美利坚国家乘势崛起，最终成长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宰制力量。而美利坚国家在未来的成败利钝，无疑牵动着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兴衰浮沉。

18世纪的美利坚立国，是整个西方精神传统的集大成“作品”，古希腊哲学、罗马政治理论、基督教神学、启蒙主义，在美利坚人的立国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系统发扬。基于此，美利坚国家在新世纪的兴衰成败，不仅可以作为我们透视整个西方政治文明传统内在张力的“窗口”，而且可以作为我们中国人审视中华文明国家前途命运的“借镜”。

读帕伯琉斯《联邦党人文集》，我们这里采用尹宣先生的中译本（《联邦论》，译林出版社）。

《联邦党人文集》的文本特征

《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程逢如先生主持翻译的中译本标题采“文集”字样，这一译名给读者的直观印象是：这是一部众多文章的结集，其中85篇文章分别出自三位作者之手，他们是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尹宣先生为了将三位作者与后来的“联邦党”区别开来，中译本标题采用《联邦论》（同谢叔婓译本），同时去掉“文集”字样，这一标题在客观上凸显出《文集》的整体感。我们若对照原书标准版（Jacob Gideon，1818）标题The Federalist，其中并没有许多流行版本标题常有的Papers字样。而且，三位作者当初一致采用的笔名是“帕伯琉斯”（Publius），其动机显而易见，正是意在突出三位作者著述主旨上的一致性。可见，《联邦党人文集》从一开始即作为统一的政治行动和一部完整的政治著作来筹划的。

“帕伯琉斯”，这一笔名取自罗马共和国父普布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意为“人民敬爱之人”。普布利科拉曾参与旨在推翻王政的共和革命，曾与布鲁图斯一道担任罗马共和政府的同僚执政官，并先后四次当选执政官，此人武功盖世，智慧超群，为新生罗马共和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在《平行列传》中，普鲁塔克对普布利科拉的勋业推崇备至，将他与雅典立法家梭伦平行列传。有关普布利科拉的行迹，我们在前面关于普鲁塔克的系列课程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借用罗马史上著名人物的名字作为笔名，这在美利坚立国一代那里并不罕见，支持新宪法的汉密尔顿等人采用“帕伯琉斯”，而与联邦党人展开笔仗、质疑甚至反对新宪法的“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采用的笔名诸如：“布鲁图斯”（Brutus）、“加图”（Cato）、“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多那图斯”（Denatus）、“阿格里帕”（Agrippa）等等，可见，罗马政治史成为美利坚立国者们现实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美利坚立国一代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对新生的美利坚国家所承载的文明使命的自我期许。

《联邦党人文集》第一作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时年仅32岁，制宪会议期间作为纽约邦代表出席，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纽约国王学院。独立战争期间，20岁刚出头的汉密尔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副官。1781年约克镇战役期间，汉密尔顿担任总指挥，以其勇武果敢著称于世。1789-1795年，担任华盛顿政府财政部长，创建合众国第一银行和信用体系，期间由他拟定并提交国会的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成为早期美利坚国家工业立国的奠基性文献。汉密尔顿允文允武，无论是在政治实践领域还是理论贡献方面，均有非凡的建树。1804年，汉密尔顿在与政敌决斗中中剑身亡，享年仅49岁。2015年，百老汇音乐剧演员作曲家兼制作人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透过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汉密尔顿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搬上音乐剧舞台，无论是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音乐剧《汉密尔顿》已然成为一部不朽的经典。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

《文集》第二作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时年36岁，代表弗吉尼亚邦出席费城制宪会议，并留下了会议全程辩论的现场笔录《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Notes of the Debat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尹宣 译），成为研究美利坚开国历史和立国思想的重要文献。麦迪逊曾先后担任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大陆会议代表、联邦众议员，杰弗逊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1801-1809）。1809年，麦迪逊当选美国第四任总统。1817年任职两届期满后，麦迪逊还参与创立弗吉尼亚大学，并担任该校校长。

《文集》第三作者约翰·杰伊（John Jay, 1745-1829），时年42岁，律师出身，曾任职第一、二届大陆会议通讯委员会，主导1777年纽约邦宪法的草拟，之后还相继担任纽约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一道出席1783年《巴黎条约》的谈判，之后，杰伊还担任邦联国会治下的外交事务秘书（国务卿的前身）。华盛顿总统任内，杰伊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789-1792）。

《联邦党人文集》中85篇文章中，有51篇出自汉密尔顿之手，麦迪逊29篇，杰伊中途因为身体状况欠佳，最终只贡献了5篇。从《文集》本身的文本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整个《文集》的“序言”，即通过新的共和宪法草案，实现北美十三邦合众为一的紧迫性、必要性，以及作者们的写作动机；第二至第五十一篇聚焦政府组织的一般原理；第五十二至八十四篇依次分别讨论联邦国会众（52-61）、参（62-66）两院、合众国总统（67-77）、最高法院（78-83）以及回应反联邦党人所主张的《权利法案》（即后来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是否必要（84）等问题；第八十五篇是整部《文集》的“结论”，与开篇“序言”呼应，重申批准新宪法将带来的好处，指出，新宪法尽管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妨在实践和经验中，不断检验，扬长补短。

《联邦党人文集》两种语境

阅读《联邦党人文集》，读者需要将其置于如下两种语境当中考察，方有望对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作品，达成较为系统且深入的理解：

语境一：《联邦党人文集》应被置于西方2500年文明史视野中阅读

《文集》是一部凝聚西方2500年理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集大成作品，它融汇西方古今政治史（经验）和政治思想史（理论）于一体，八十五篇中有十篇直接讨论古今缔造政治秩序的正、反经验。古希腊政治哲学、古罗马混合政体理论和近代以自然法、基督教神学、契约国家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都在美利坚的缔造过程中得到系统总结和充分发挥，政治科学与立法技艺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系统对接。公民德行、立法者的技艺、“新罗马”、“新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自然法和自然神祗、山巅之城、特选民，等等，构成美利坚人自我认信的有机部分。作为罗马主神殿的卡皮托山（Capitol Hill），被挪作国会山的官方名称，脱胎于古罗马元老院（Senatus）的参议院（Senate），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能否摆脱罗马共和国的盛衰循环，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联邦”（perpetual Union）？被立国者们视为自己肩负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罗马人的未竟事业将在美利坚人这里最终完成。国玺正面两则拉丁铭文：“Annuit Coeptis”（神助吾业）、“千秋伟业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脱胎于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和《牧歌》中的诗句。

《五月花号公约》（1620）通过“圣约”（covenant）建立公民政治体（civil Body Politick）所折射出的“圣约神学”，而《独立宣言》开篇即诉诸“自然法则和自然上帝”，将洛克式的自然权利观念宣示为北美独立于宗主国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彼此组建政府，统治者统治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治者的同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笔下分崩离析、内耗不断的希腊，马基雅维利笔下国与国之间彼此虎视眈眈、战乱不已的意大利，古代雅典群众式广场民主的昏聩，在政坛野心家操控之下陷入持续的破坏性党争难以自拔……这些都成为联邦党人资以镜鉴的历史教训。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吕库古、罗马的罗慕路斯和努玛，被联邦党人奉为立法家的至尊典范。可以说，美利坚作为政治民族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而作为文化民族，美利坚民族正是整个西方文明于现代世界别开生面的产物。

语境二：《联邦党人文集》应被置于北美从《五月花号公约》至南北战争200年的建国历程中阅读

托克维尔曾指出：“美国是唯一可以使人看清它的社会的自然而顺利成长的国家。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州的起源对各州的未来的倾向。”（《论美国的民主》，37）1607年，第一批英国移民在北美建立定居点詹姆斯敦，1620年，五月花号移民船上的清教徒在登岸前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建立普列茅斯殖民地。之后陆续有马萨诸塞（1628）、马里兰（1632）、纽约（1664）、卡罗莱纳（1669）、宾夕法尼亚（1682）、新泽西（1702）、南卡罗莱纳（1720）等殖民地相继成立，这些殖民地通过特许状，享有对本地事务高度的自治权，各殖民地星罗棋布，互不相属，俨然各自为政的小共和国。而在宣布独立后，各邦纷纷制定本邦共和宪法，到制宪会议前夕，北美已有十三部宪法，这里俨然共和政体的“试验场”。正是之前各殖民地长达150年的殖民地相似的治理经验，使得英属十三殖民地能够联合起来，揭竿而起，发动针对宗主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3）。而各殖民地丰富的共和宪法实践和理论，成为1787年费城制宪者们讨论设计新的联邦共和宪法的基本素材和经验蓝本。

《独立宣言》（1776年）宣布切断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一切政治联系，从此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1781-1789）成为将十三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共同宪章，“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一联盟的正式名称、作为联盟协议机构的国会（Congress），正是在《邦联条例》中确定的。邦联国会实行一院制，由各邦派代表组成，在联盟事务中，每邦各有一票表决权，邦联国会休会期间，日常事务委托“各邦事务委员会”（A Committee of the States），重大事务必须有九个邦一致同意。《邦联条例》宣称联盟永世长存，但由于联盟中央缺乏独立的财政、军队以及独立的行政，所有事务均要依赖同盟各邦的意志，致使整个联盟头足倒置，尾大不掉，其性质与现今的欧盟颇为相像，联盟所掌握的权力手段根本无法确保联盟一致行动的目标。1786年，由于经济萧条引发的马萨诸塞自耕农起义即谢斯起义，正是对《邦联条例》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巨大挑战，邦联国会在这次“压力测试”面前的笨拙表现，成为1787年费城制宪的重要契机，而制宪会议最初所得到的邦联国会授权仅仅是修改《邦联条例》。然而，55名修例代表在费城经过近四个月（5/25-9/17）的闭门讨论，最终拿出的却是一部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宪法草案要正式生效，必须得到至少九个邦的批宪大会（Convention）的批准，眼见反对新宪法的声音此起彼伏，汉密尔顿动员麦迪逊和杰伊加盟，先后在纽约邦的四家报纸上发表85篇专论，对新宪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措置做了系统的解释，同时极力说服舆论支持拟议中的宪法。这85篇论辩文章在纽约邦最终批准新宪法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无法对证。但《文集》作为政治理论经典，本身获得了超越时空对恒久的生命力。新的《合众国宪法》通过一整套极富几何美感的精巧设计，在大邦与小邦、南方蓄奴邦与北方自由邦之间暂时达成了某种权力平衡。然而，随着西部拓殖地的开发，新州不断加入联邦，围绕蓄奴问题以及国会席位分配，南、北之间的争执渐趋白热化，美利坚国家面临新一轮更为严峻的宪法危机，最终酿成一场空前血腥的内战。而只有经过内战以及之后对南部经济社会伤筋动骨的“重建”，现代美利坚国家的缔造过程才算最终完成，这一过程先后持续一百年的时间。

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汉密尔顿即作出如下设问：“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强力，建立政治制度？”显而易见，在美利坚国家的缔造过程中，理性并未最终取代强力，法制背后离不开刀剑的支撑，面对针对利维坦的颠覆力量，武力无疑是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最后屏障，联邦党人的“笔杆子”将“枪杆子”暂时搁置了70年，依然没有摆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铁律。林肯成为继华盛顿之后再造美利坚共和的“第二国父”，可谓实至名归。读者若能将1787-1788年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政治论辩与1858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彼此对观，相互发明，对于我们理解美利坚国家的基本特性和内在矛盾，将大有裨益。

好的，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讨论联邦党人的新政治科学。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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