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图，了解更多课程信息

丰子恺的孙子丰羽在谈到爷爷的绘画时，特别强调了贯穿他一生的《护生画集》，丰羽说：“如果说在漫画中能看到更多生活中的丰子恺，在‘护生画’中，则是另一个更内省的、更警世的丰子恺。”

什么是《护生画集》呢？

《护生画集》的诞生，其实是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一个约定。1918年秋，刚满40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是弘一法师。当时浙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很担心，他怕李叔同的行为会给学生们带来影响，因此专门开会宣布禁令说：“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

可禁令归禁令，李叔同还是在学生中间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的学生中至少有两人遁入空门，丰子恺也在1927年成为了一名佛教居士。

这一年，丰子恺30岁，他觉得自己人到中年，失去了青春时的热情，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他陷入了自我认同的悲观中。他画了一幅名为《三十老人》的自画像，画中的自己头发稀疏，疲惫不堪，丧失了热情和能量。这个时候，他跟姐姐丰满一起皈依“佛、法、僧”三宝，成为居士，弘一法师为他们主持了仪式。

1928年，皈依佛教不久的丰子恺画了50幅“护生画”，来纪念弘一法师50岁的寿诞，纪念他出家10周年。50幅画都由弘一配诗文，他选用了很多警诫大众勿杀生、勿食肉的段落，用安详平和的书法风格写成。

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约定，从第一卷起，《护生画集》每隔10年绘制一集，每集增加10幅画与诗，直到1979年弘一法师百岁诞辰时，将在第六集中绘制百幅画作。完成这6集，总共需要50年。最终丰子恺在1975年去世前画完了共450幅“护生画”。

“护生画”的每一幅都不复杂，讲的都是普世的价值观，比如爱护生命、平等、仁慈等等，李叔同与丰子恺所追随的佛法，并不是个人的解脱和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刚健的佛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丰子恺研究者张斌说：“6部《护生画集》，一共画了45年，其实内在是一个整体，丰子恺将这个心愿贯穿在整个生命中，对他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也将弘一法师给他的影响贯穿了整个生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丰子恺带着全家开始逃难。在逃难过程中，他一直与好友、哲学家马一浮保持着书信联系。从两人的信函中，可以看出两人非常深厚的情谊。他们经常使用佛教术语，在人生和艺术方面互相给予慰藉和帮助。

战争，不仅对马一浮这样一位认为精神文化就能救国的哲学家提出了挑战，也迫使始终保持中立的丰子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离开浙江之后，丰子恺辗转历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6个省份。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未曾看到过的大山大水，这些陌生的风景触动了他，他开始画人物风景画。

1942年，丰子恺受邀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立艺专举办个展，此前，他的作品并未在传统艺术殿堂里展出过。当时专科学校的校长是著名画家陈之佛，他邀请丰子恺一家从贵州搬到四川。抗战期间，丰子恺一直在重绘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画作，再加上漂泊路上的一批新作，到1946年，他已经累计创作了两百多福作品。他从其中选出一些展出，并答应感兴趣的买家的订购，重新绘制了一些他们喜欢的作品。这些画作最后集结成了《子恺漫画全集》小开八卷本，于1945年出版。

丰子恺在他第一次个展的自序中写道，尽管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在杂志中刊发，但直到展览摆在面前时，才感到有必要在固定场所为特定观众展出作品。他还说，他的漫画容易复制并深受编辑喜欢，全国各地几乎都能看到他的画，连花生米的包装纸上都有。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这是丰子恺的一个重大转变。之前在上海、杭州时，他的画作多是小幅的、黑白的，以出版为主，日常生活是他绘画素材的来源。逃难开始后，他开始画稍微大一些的彩墨画，明快的色彩逐渐成了另一大特点。虽然一路颠沛流离，生活艰辛，也历经了战争的残酷，但凡此种种在他的绘画中反而体现得不多，他仍然尽力在绘画中传达乐观的态度。

▲丰子恺 大道将成 设色纸本册页

自始至终，丰子恺都画漫画，但他的风格有别于典型的讽刺漫画，他的画不带刺，不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子恺漫画·战时相》里收集的黑白小画，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气氛最为紧张的，画中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正在奋力逃难，却不知自己紧紧背在身后的孩子早已身首分离；母亲遍体鳞伤，却仍抱着婴儿哺乳。他画在战壕里谈天的士兵和送丈夫出征的年轻妻子，还画过一幅《警报做媒人》，画中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警报声中躲在一个僻静幽美的山涧中，享受着难得的、私密的爱情。在战争的冰冷残酷中，丰子恺总是努力寻找着那些人性的温情。

1949年，丰子恺是以他惯有的闲适态度走进新社会的，这一年他已经52岁。过去的丰子恺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远离的态度，只要生活条件许可，他就毅然决然地摒弃所有世务，赋闲在家。

▲晚年的丰子恺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开始担任很多职务，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如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

这时，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丰子恺对新社会新体制还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但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他所热烈拥抱的艺术在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我们无法知道丰子恺在面对新社会时有过怎样的疑惑或彷徨，也无法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方式的，总之，从此他以另样的姿态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1951年，丰子恺在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表示要积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多多创作为生产服务，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美术音乐作品。”

当“文革”来临时，丰子恺这个一生与世无争、乐善好施、行路怕伤蝼蚁命的艺术家也依然在劫难逃。他被定为“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他的家被抄没，文章和画被宣判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

他的诗“晚岁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正是他身处厄运时的真实写照，然而，丰子恺的内心仍有一片净土。他白天接受批斗改造，低头认罪，但只要有机会，他就在第二天凌晨4点起床，利用早上的两小时，在微弱的台灯下，悄悄地读书写字作画，继续从事他视同生命的艺术。

他多次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无其他愿望，唯有求吾所大欲——退休家居”。在残酷的折磨和迫害下，丰子恺终于病倒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然而在病中，他的艺术生命却得以复苏，他的精神得以解放。在病中，他阅读小说诗词，临摹碑帖，又徜徉在写文作画和翻译的艺术世界里。

1971年秋，丰子恺完成了最后一套绘画作品。这70多件画作是他自1969年以来秘密创作的，他交给了学生胡治均，作为多年来赠给胡治均的300多件作品的替代之物。胡治均是上海市电力公司的干部，在40年代就认识丰子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和追查，在万般无奈时，从珍藏的老师赠画中选出10多幅，藏到领袖像和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条幅背后。剩下的300来幅，他觉得似乎是定时炸弹，随时会被抄出而带来极大麻烦，这些作品与其让别人毁掉，不如自己动手。

一天凌晨，他带着一大包画稿来到江边，含泪将其沉入江底。这个时期，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文革”的动荡仍在持续，人们依然生活困难，但丰子恺决定尽可能给胡治均重绘失去的作品。于是,不顾病体虚弱坚持作画，叮嘱胡治均每周来一次。每次丰子恺总会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让他藏好回家再拆,每个信封内装着一两幅画。周周如此,从不间断。

不到两年,胡治均的存画已有70多幅。1971年秋的一天,丰子恺送给胡治均一个亲手糊制的大信封,上面用铅笔写着“敝帚自珍”4个大字。令人奇怪的是，丰子恺选择这个经典之语作为最后一本漫画集的题目。这4个字来源于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曹丕的《文论》。虽然当时丰子恺的艺术被外界贬低，但他用这4个字宣告，他和最亲近的朋友仍然珍爱自己的漫画艺术。他在给儿子丰新枚的信中最早谈到这件事时说，因害怕被查出，就和儿子约定在以后的所有通信中用“语录”两个字代替“画”字。

这些“无用的画”并非是丰子恺晚年仅有的作品。据丰一吟说，在动荡的年月中，父亲经常给陌生人作画。他坚守佛教中“结善缘”的信念来与人打交道，家人担心这样的慷慨迟早会带来麻烦，但他说：“爱我画的，爱我字的人，总是爱护我的。爱护我的人，总不会是坏人吧！”不过，乐善好施也并未掩盖他的讽刺精神。

▲丰子恺的《岁月》是为12岁的女儿丰一吟画的画像

1972年12月，经过官方调查，澄清了加在丰子恺身上的各种罪名和不实之词。1973年年初，丰子恺终于可以离开上海了。这是7年来他首次离开这座城市外出旅行，他决定利用这难得的自由，首先去自己艺术生涯开始的地方——杭州。

在胡治均的陪同下，丰子恺探望了83岁的姐姐丰满。丰满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这是姐弟俩在杭州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在一起待了几天，动情地回忆往昔的时光，但杭州这座湖光山色之城已经改变了许多。餐馆里供应的东西很少，丰子恺一行连最有名的西湖醋鱼也没吃到，路上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拥挤不堪。

丰子恺来到苏堤附近的蒋庄马一浮的旧宅，想进去看看时，却被禁止入内。“文革”爆发后不久，年老失明的儒学大师马一浮被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赶出了住宅。这位84岁的老人随后不久在杭州旧城中凄凉离世。虽然丰子恺从马一浮的侍者口中得知老先生“圆寂安详”，但在写给儿子的信里，丰子恺说：“马一浮可惜不早死，在‘文革’中被迫迁出，死在城中陋屋内。”这件事让年迈的丰子恺感到悲凉。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在上海去世。3年后，他被平反。

除了是一位画家，为何说丰子恺还是音乐教育家、装帧设计师、翻译家？他在文学、音乐、翻译等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下一节，我们将为您讲述。

撰文/薛芃

注：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1012期文章改编：

《丰子恺的人间情味》，薛芃

《画外丰子恺》，张星云

参考资料：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澳】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著，贺宏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转发下方海报

与更多人一起

分享12位文史大家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