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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老舍配合新时期建设写了很多作品，但大多流于配合宣传，精品寥寥。尽管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耀，但却陷入了创作的困境。直到话剧《茶馆》的完成。《茶馆》的写作是在1956年秋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文艺界暂时松了绑，也将老舍从写作困局中拯救了出来。

▲1954年5月，老舍夫妇在自家小院里赏花 

《茶馆》

1957年1月，老舍在《人民中国》杂志用英文发表《自由与作家》一文，他大胆的提出：“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他批评作家协会，认为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但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不是一个衙门。有衙门就有官僚主义”。他对于宣传性的写作提出抗议：“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更加尖锐的是，他对某些领导干部也进行了抨击：“有些政府干部热情有余却成事不足，他们只想让创作服从于命令。”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老舍开始了《茶馆》的写作。当时他最先写了一部宣传宪法的剧本——《人民代表》，时间从清末一直跨越到了解放后，主人公为秦氏三兄弟。第一幕戏就设定在一座茶馆里。焦菊隐、曹禺等读过剧本后，觉得通过茶馆这个场景可以写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大戏，建议这个戏就叫《茶馆》。对此，老舍开始有点顾虑，但很快动兴奋起来，他表示“马上写出来”。焦菊隐的建议，改变了剧本“配合宣传”的命运，使老舍重新回到了融于血脉的“旧时代”中。

《茶馆》一剧很有气魄，上场人物多至70个以上，开口说话的就有大约50个。全剧共三幕，分别写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军阀混战及40年代后期这三个时代。与《龙须沟》不同，《茶馆》中的王掌柜是一幕比一幕日子难过，悲剧色彩也一幕比一幕浓。用三幕大戏，老舍为旧时代送葬。其时代感与文化韵味，已大大超出了老舍长期遵循的“新旧对比”模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由于对旧生活的熟悉，老舍甚至能够指导演员动作。由此在这部戏的排演上，他具有了一定的主导权。清末满人充满种种小玩意的生活习惯、北京的世俗人情，都是他极为熟悉的文化。他深刻体会到其中的悲剧意味，不再像写话剧《春华秋实》那样，听任四面八方的意见，跟着不断地修改。最精彩的部分，依旧是老舍最熟悉的第一幕。曹禺曾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变法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

然而艺术的春天太短暂。

《茶馆》首演是在1958年的3月29日，正值“反右”尾声与“大跃进”时期。政治风向再度收紧。在《茶馆》上演前的审看阶段，人艺内部已经受到了压力。原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回忆，意见主要集中在三点：一、为资本家秦二爷翻案；二、为以松二爷为代表的遗老遗少鸣冤叫屈；三、宣扬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茶馆》上演了49场，于当年7月10日停演。极“左”的政治氛围已不再允许这部戏的存在了。

▲1958年3月29日北京人艺彩排《茶馆》后，老舍与导演焦菊隐、夏淳（前排右二、右一和右三）及演员于是之（前排左二）等一起讨论剧情 

饰演王掌柜的著名演员于是之后来回忆，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当时直接来到了人艺，召开党组扩大会，对《茶馆》进行批判。他谈的是“关于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刘芝明批评剧院领导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他质问：“《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

7月10日当晚，恰好有一位苏联戏剧专家彼德罗夫来看《茶馆》演出，由老舍、梅兰芳陪同。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他安排的。演完这一场后，《茶馆》经历了第一次停演。

随后，报纸上开始了对《茶馆》连篇累牍的批判。认为这个戏没有真实地、全面地揭露各个历史时代的本质，没有把反动派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贯穿到整个剧本之中，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更没有揭示出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垂死挣扎的“纸老虎”的本质；结尾3个老人的自悼，根本算不上“给旧时代送葬”；作者在塑造与对待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时，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大量的负面意见甚至批判，老舍一概没有理睬。

但《茶馆》要重新上演，就必须加政治“红线”。老舍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说：“我同意加强红线。咱们还是‘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的好，要我来加强红线真有困难，因为我没有那种生活。”然后一拱手说：“那就拜托诸位了。”为了加强政治红线，人艺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由夏淳、于是之、童超、英若诚等人组成。

第一幕加进茶馆茶客对老百姓砸教堂和谭嗣同讲维新的同情；第二幕，加上了五四运动学生在茶馆门口演讲，时代挪到了五四运动前夕。第三幕，继续加强学生运动的分量，全剧最后以常四爷贴革命标语而收尾。

1963年，加了“红线”后的《茶馆》再次上演。但老舍内心不愉快，但他又不能说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戏。于是之回忆：“演出前，连排两次、彩排一次及一次首演，老舍先生都去了，他没去后台，也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戏虽然重新上演，但他心里很别扭。

▲1960年，周恩来在春节联欢会上与老舍交谈 

7月7日，周恩来在出国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告诉焦菊隐等人：《茶馆》这个戏没有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说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在戊戌变法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他说完这个意见后马上叮嘱了一句，不要去传达这个意见，以免说不清楚，他要亲自去告诉老舍先生。

《茶馆》第二次上演，也只演了53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表“大写十三年”的讲话，提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以前的戏不要去写也不要去看，所有的题材被限制在新中国13年的范围内。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茶馆》这部戏，人艺不敢再演了。它被长久的封存起来，直到1979年重新上映。

残篇《正红旗下》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老舍已年过60。他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由作家的意识，重新回到了心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长篇小说热，他批评说：“我们的文字还显粗糙”，“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他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林海雪原》“起码可以删减几万字”。

▲1952年5月，在北京参加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的代表们合影（前排左二齐白石；二排左三梅兰芳；后排左起老舍、郭沫若） 

在许多场合，老舍开始公开反对传声筒式的文学作品。他苦口婆心地说：“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话剧中的对话是依照一定的剧情而产生的，不是绕着圈子把所有的口号与宣传大纲都放在里边的对话，离开剧情便成为演讲”。文学不能用政治词语堆砌，没有人看。

在《茶馆》的“偶然”成功后，老舍突然重新认识了自己。他发现突击性的“深入生活”并不能让他写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他依旧写不好工人、党委书记和战士。每个作家必须亲自去掘“自己的那口井”。

终于，在1961年底，老舍打开了自己心头那口尘封了60多年的“井”。他以自己的“家传”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老舍最早考虑写“家传”，是在1934年之前。他写了《小人物自述》，1937年8月发表了四章近两万字，但由于战争而终止。再次想捡回这个题材，是在1949年回国前，他给赵家璧写信，详细谈到了自己归国后的三个写作计划，都是历史题材。其中之一，便是“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他自己的历史”。但当老舍终于提起笔时，已经又一个10年过去了。

“家传”题材在老舍心中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之久。那些刻骨铭心的人物、事件、场景、风俗、玩意儿、人情世故终于可以顺势倾泻而出。对老舍而言，就像一壶多年陈酿，等到了开坛的时候。

“我”的出生、洗三、满月以及旗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大姐的公婆及丈夫、姑母、福海等旗人的行为做派和文化心理，一幕幕娓娓道来。这其中也渗透着对满族衰落的苦涩与深切反思。他在小说中强调，这些内容不是“有意记下来的”，“它们是自自然然地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

与此同时，政治空气也开始放松，作家又迎来的一个短暂的放松期。1962年3月，广州召开了文化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1961至1962年之间形成了一个文艺界的小阳春，创作气氛再度活跃起来。

老舍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他为数不多的日记中，广州会议是最详细的一段，他几乎把每个人的发言都做了详细笔录。他的情绪是亢奋的，甚至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在会议上，老舍也做了长篇发言，他说：“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

他说的这部小说就是《正红旗下》。老舍从广州回来后，经常邀请一些老朋友到家里，包括一些在广州会议上被平反的老朋友，兴奋地一起畅谈。老舍给他们朗诵《正红旗下》完成的部分，请他们提意见。老朋友中，金受申听得最多，因为他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风俗典故最熟悉。老舍甚至答应把这部小说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从保留的手稿看，《正红旗下》写得非常用心，共164页，全篇字迹清晰、整洁，极少涂改，头尾如一。如此工整的底稿，在老舍自己的稿件中也是上品。

然而仅几个月后，政治风向再次发生变化。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批判了刘志丹弟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刘志丹》株连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传记小说的体裁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老舍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转过年来，政治空气更紧张。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历史剧《海瑞罢官》相继受批判，中国文联、作协等相关文艺机构，都需要整风作自我检讨。“左”的空气越来越浓，历史给老舍自由创作的时间太少。一部集老舍毕生功力的绚烂史诗，只能就此夭折。

除了外部环境的严苛外，如研究者石兴泽认为，老舍在创作《正红旗下》时也遇到了自身的内部矛盾，写不下去了。即“深切的历史记忆，与丰富的现实经验之间的矛盾形成巨大的写作障碍”。简单说，阶级分析理论与老舍的写作发生了碰撞。再往下，必然要写阶级斗争。他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了。

按当时阶级斗争的定性，慈禧太后逃出京城，官兵无心作战，义和团英勇杀敌；而老舍记忆则是官兵用抬枪土炮尽职尽责忠勇地保卫紫禁城，付出巨大牺牲。老舍的父亲便是忠勇者之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按照宣传文章还是凭借初始记忆写作？要不要写清军的抵抗？要不要写义和团的迷信、愚昧，甚至滥杀？

在老舍看来，人性是道德问题，心理意识问题和文化教养问题。其好坏与经济地位相关，但不相等。穷人中有好人，也有刁钻狡猾之徒；富人财大气粗为富不仁，也有善良仁义之士。在已经出场的十几个重要人物中，如母亲、姑母、大姐、大姐夫、大姐公公、大姐婆、富海、多老大、多老二、牛牧师等，品性有好坏，均属性格脾气问题，与阶级无涉。更重要的，他又该如何塑造“定大爷”呢？“定大爷”的原型是资助他上学的刘寿绵，曾经家财万贯，乐善好施，但又不善理财，最终破产当了和尚。老舍专门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刘寿绵是好人，也是老舍的恩人。但按照阶级分析，他应是贪婪、凶残的剥削阶层。老舍接下去怎么写呢？小说也正是写到定大爷见美国牧师的时候便停止了。老舍似乎陷入了历史与现实的迷阵，找不到方向。

搁笔《正红旗下》后，老舍陷入了少见的写作低潮期。从1964年7月到1966年4月，他留下的文字中，除书信外共61篇，其中旧体诗51首，文论仅6篇。而且一年比一年少。

老舍努力想去写“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作品，但依旧徒劳。他虽然还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却被打入了政治的另册。江青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将老舍列入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名单。她攻击说，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

他觉得自己慢慢地被遗弃了——人艺不再找他写戏，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他主动要求和文艺工作队一起下乡去为农民演出，但还是没被批准。他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1966年的春天，他再次下乡。像赌气似的，一个人带着行李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陈各庄大队。这是一个以养猪而闻名的村庄，他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饲料的配比、仔猪的饲养关键、配种的次数与时间等养猪细节。最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

这篇写养猪的快板书，发表在1966年《北京文学》4月号上，也是作家老舍最后公开发表的作品。

撰文：李伟

注：本文内容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11期中发表的文章：

《人民艺术家老舍》，作者：李伟

《向左转：老舍在美国》，作者：李伟

《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作者：李伟

《荣耀与屈辱：老舍的最后十七年》，作者：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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