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熟悉了《联邦党人文集》的文本特征和文本语境之后，这一节我们集中讨论联邦党人的“新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指出，随着贵族社会的没落，旧的以血缘身份为基础的等级权威被打破，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即民主社会兴起，这种社会便是崇尚财富、人人为己、社会结构不断抹平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在这种高度离散化的新社会重建新的权威秩序？便是民主社会立法家所面临的头等难题：“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论美国的民主》，11）这种新的政治科学即立法科学，它需要从全新的道德哲学出发，通过全新的制度设计，使自由与权威、私利与公益、地方与国家、被治者的权利与统治者的权力，彼此颉颃、相得益彰，而非相互对立，彼此消解。联邦党人正是这一新政治科学的发明人和实践者。

在诸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这样的政治理论家笔下，人天生自私自利，彼此算计，他们欲望先行，不辨是非，为满足自己的权势欲和好胜心，拉帮结派，铤而走险，分裂社会，动摇国家。为此，在马基雅维利笔下，通过自己的武力崛起的新君主有必要掌握一整套操控民众心理的统治技艺；在霍布斯看来，通过委托授权建立绝对主权国家成为必要。

然而，在联邦党人眼里，人的天性并非如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所认定的那样糟糕，“人类自有某种程度的邪恶趋势，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和怀疑：人的本性中，还有其他品格，使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信赖，自有它的道理。”（386）对立法家来说，认定人人皆魔鬼与认定人人皆天使，都是错误且荒谬的。夸大人的丑恶与吹嘘人的德行，均属于无视事实的片面之见，立法家需要正视人性本身，既不标榜，更不能贬低，而共和政治前提，正是以人的天性中存在某些根深蒂固且值得信赖的品格为前提的，否则，便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人的身上，没有足够的德行，不宜自治；除了专制的桎梏，再也没有别的制度，能制止他们相互残杀和吞噬。”（386）

无论是洛克笔下所谓的“黄金时代”，还是卢梭想象的“自然状态”，他们厚古薄今，认定人类的道德状况早已今不如昔，蜕化变质。在那遥远的美好古代，统治者德行高洁，恪守正义，被治者温柔敦厚，诚实朴素，如今，他们均走向奢靡腐化，奸邪狡诈。但在联邦党人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很难一般性地断定人的道德状况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人性恶还是性善，需要看具体情形下的具体表现，人们向善还是趋恶，更多仰赖于立法家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怎样的风尚教化，促使善行大行其道，恶行无所遁形。可以说，联邦党人的道德哲学既不厚今薄古，更不厚古薄今。而作为立法家，联邦党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某种极具男子气概的理智乐观，他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选择建立美好社会，而不是交给不可预知的命运和强力。对以往的历史经验，联邦党人可谓洞若观火，对目下遭逢的现实处境，他们更是了然于心。对于人性的弱点，联邦党人表现出理智且成熟的认知，正如麦迪逊所指出的：“建立政府的做法，不就是人性弱点的最大反映么？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着政府。倘若组成的人都是天使，对政府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也都成为多余。”（354）也正是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理性精神，促使联邦党人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建立共和制度，这将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和伟大实验，对此，麦迪逊这样写道：“正是这种充满人性的精神，值得子孙后代继承，值得世界模仿效法：美利坚的舞台上，上演了数不清的新鲜创举，既有利于私人权利，又有利于公众幸福。……幸哉美利坚，我们相信；对整个人类而言，美利坚人民正在追求一种崭新的、更为高尚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人类社会编年史上一场无可匹敌的革命。他们设计出一个伟大联盟（confederacy），使其存在，把改进和使之长存的任务，留给后继者。”（《联邦论》，91）

无论是对梭伦、吕库古、努玛这样的立法家而言，还是对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来说，消弭内讧，协和城邦，无疑是他们所关注并寻找解决之道的核心。如何通过建立稳固的联邦（union）,确保联合诸邦的和平与自由，防止内乱甚至内战？正是联邦党人“新政治科学”的核心关切。抚今追昔，汉密尔顿这样写道：“在阅读希腊和意大利的那些小共和国的历史，不禁感到恐怖厌恶：那些共和国，不停地相互搅扰，如痴如狂，一场接一场的革命，把国人弄得无时无刻不心惊肉跳，在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两个极端之间，荡来荡去。偶尔风平浪静，也不过是短命的言和，接踵而至的，是更为猛烈的暴风骤雨。偶尔闪现短暂的幸福时光，依然令人忧从中来，因为，眼前的欢快景象，很快就会被煽动暴乱和疯狂党争的巨浪淹没。偶尔，幽暗闪现出短暂荣光，也是稍纵即逝、如流光掠影般的光华，刚刚让我们眼前一亮，顷刻之间，又要我们堕入悲哀：政府的邪恶，把那些优秀人才、崇高天赋，引上堕落之路，让他们褪尽光华，留下培育那些人杰的地灵，枉受世人赞扬。”（《联邦论》，51）共和政府的历史污点，成为许多人鼓吹专制、反对公民权利的口实，在他们眼里，自由与秩序扞格不入，公民权利与有效政府彼此龃龉。 

▲一则关于《联邦论》的广告

联邦党人的“新政治科学”，恰恰是要否证上述充满偏见的论断。美利坚人将会别开生面，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建筑别样的宏伟大厦，这对古代人来说，要么完全陌生，要么一知半解。概括来说，联邦党人“新政治科学”可以表述如下：“把权力按规则分配给各个独立部门，对立法加以平衡制约，建立由法官组成的法庭，法官行为良好得继续任职，实行代议制议会，议员由民众选举，这些，或为现代新发现，或早已发现，现已臻于完善。”（52）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针对党争所可能造成的破坏力，麦迪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应对方案。麦迪逊指出，党争“是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在总体中占多数还是少数，受到某种共同激情、共同利益驱使，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不顾其他公民利益，不顾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集合利益。”（59）可见，人们一旦结党，必然趋向营私，甚至通过舞弊，彼此倾轧。党争的根源往往出自两端：①、意见和见解的不和，导致不同立场群体之间的彼此对立，甚至冲突；②、财产分配的不均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敌对，甚至倾轧。而产权分配的不平等则是导致党派倾轧的“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麦迪逊继续写道：“有产者和无产者，总是形成社会中各不相同的利益。放债的人和欠债的人，相互排斥。拥有土地的人，制造业主，经商谋利的人，以钱赚钱的人，还有许多次要利益，作为文明国家的必备，成长起来，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活动中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和观念。”（60）

疗救党争的办法无非两途：取消其原因，或控制其结果。取消党争的原因，意味着要么扼杀公民权利，要么强制统一思想，使千人一面，众口一声。两种途径无疑本末倒置，因噎废食。因此，疗救党争，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通过控制党争可能造成的祸害，其中办法有二：①、避免多数在激情或利益上形成铁板一块；②、及时化解多数，使其无法协调一致，一呼百应。在麦迪逊看来，揆诸历史，纯粹民主制非但无法消弭党争，反而是助长党派倾轧的温床：“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在一起，亲自行使政府职权的人数很少的社会。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一种共同激情或利益，总会被全体中的多数感知；实行民主制的政府，本身就会促成交流和合唱；没有什么可以制止牺牲弱小群体或可憎个人的诱因。因此，直接民主，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夸奖这种政体的、满口理论的政治家，错误地假设：以为把人们的政治权利下降到完全平等时，人们同时也就变得完全平等，人们的财产、观念、激情也就此同化了。”（62）

在联邦党人看来，美利坚人拟议中的共和政制，不仅与上述民主政制大异其趣，也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从执政目标（公共利益）界定共和制（politeia/civitas/republic）不同。新的共和制是一种代议制政府形式，它与古代雅典那种由全体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的政府形式有着根本差异。在此，联邦党人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而在控制党争方面，共和政体之所以优于民主政体，由各邦组成的大共和国优于每个盟邦这样的小共和国，联邦优于各州，原因有二：①、代议制能够通过某个特定的公民团体提炼和扩大公众的意见，在选择公共福利的合适保护人方面，大共和国要比小共和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野心家或阴谋家在小共和国更能够兴风作浪，但在大共和国里却难见其功；②、共和政府比民主政府管辖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使得不讲正义和图谋私利的多数难以形成，由于容纳的地域范围大，党派和利益种类更为杂多，从而大大降低了所谓多数派采取一致行动，侵害公民权利的风险。

▲1787年9月17日，来自各州的代表签署《联邦宪法》

对于民众舆论，民主政体往往迫使政治家逢迎甚至谄媚多数，而代议共和政体则在于领导民众，它立足于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政府需要与人民保持相互依赖感和同情感，但绝不意味着公共事务完全听凭无常的民众舆论摆布，政府的周全考虑，权衡取舍，眼前考量，长远目标……等等，都需要统治者发挥其独立且清晰的判断力，而不是一味地迁就甚至逢迎所谓的民意。

好的，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集中讨论联邦党人关于复合共和国的讨论。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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