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历史与理论兼善、政治史学与政治科学兼长，马基雅维利之后，就要算托克维尔，他们均擅于对复杂且特殊的历史案例条分缕析，进而抽绎出深邃的理论洞见。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如果说《佛罗伦萨史》是对政治世界病症的诊断，那么，《君主论》则是对这种病症所开出的药方。托克维尔曾向友人透露自己阅读马基雅维利的心得，认为《君主论》的作者和《佛罗伦萨史》的作者是同一个马基雅维利，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主题上的差异（托克维尔：《书信集》，71）。同样，在托克维尔那里，《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政治史与政治理论，更是彼此呼应，浑然一体。在托克维尔心目中，孟德斯鸠、卢梭始终被奉为自己终生问学和著述的精神导师。托克维尔暗自期待自己的《论美国的民主》能够成为与《论法的精神》比肩的伟大著作，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则在方法上将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奉为“无与伦比的典范”。托克维尔将卢梭的哲学激情转化为极富理智温情的公民科学。如果说卢梭的视野涵括的是从自然的平等（自然状态）到人为的不平等（政治社会），关注的是这种不平等所导致的政治和道德后果，那么，托克维尔的视野涵盖的则是从传统（贵族）社会的不平等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平等，分析揭示这种平等所带来的现实后果，探索可能的救治方案。可以说，卢梭理论视野的终点正是托克维尔整个著述的起点。如果说联邦党人的“新政治科学”集中表现为针对美利坚民族特殊民情的一整套破旧立新的立法技艺，那么，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科学，即如何在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物欲横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塑造具备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能力的自由公民。

在托克维尔眼里，政治科学与统治技艺判然有别，实践经常偏离理论，一位杰出的政治科学家很可能是一位不及格的政治家，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完全有可能对赚钱一窍不通，能够写出伟大著作的孟德斯鸠若涉足政坛，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拙劣的大臣，孟德斯鸠作为思想家的非凡素养，非但不会成为他从政的助力，反而成为其处理政务的阻力。政治实践者需要随机应变，面对偶发事件需要做到当机立断，而政治科学家则“立足于人性本身，立足于哲学和历史所揭示的人的利益、能力和需要的性质，立足于随时间而改变其对象但不改变其本质，并和人类一样永恒的人的本能的特征。”科学需要在完全自由的学院氛围中得到培养，学术组织必须与政治组织区隔开来。在托克维尔看来，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立法科学与治国安邦，尽管在结构上分离，但在功能上却能相互为体，彼此为用：“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政治科学创造了或至少塑造了一般观念；正是从这些一般观念中形成了政治家必须以其行动应对的种种具体情况，也产生了他们认为是他们创造的法律。政治科学构成了治国者和受治者于其中共同呼吸的心智氛围，他们在其中潜移默化并得到他们的行动原则，即使有时不情愿。只有野蛮人的政治中才会只有行动。”（崇明：《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238）可见，托克维尔的政治（公民）科学，不仅关注法律制度的具体措置，更注重通过这种制度移风易俗，敦化民情，涵育公民。 

托克维尔与马克思是同时代人，他们都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期间“第三等级“（资产阶级）革命的余绪尤在，“第四等级”（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暗流涌动。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处境及其可能走向，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均可谓洞若观火，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救治方案。如果说马克思的著述对象是“革命者”，其主旨在于培育“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本身没有能力克服自身的深刻矛盾，难以避免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为此，无产阶级需要顺应时势，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与马克思不同，托克维尔的著述对象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立法者”、“领导社会的人”。托克维尔关心的是随着贵族社会（封建体制）的崩溃，在一个日益拉平、人人为己、金钱至上的民主社会，如何防止集权专制、维护公民自由的可能途径。托克维尔坚信，为了避免新的民主（平等）社会成为“专横的共和国”的温床，现代立法家可以通过改变法制培养适当的民情，建立“自由的共和国”。如果说政治科学在马克思那里是一门培养“战士”（造反者）的学问，那么，托克维尔所吁求的民主社会的“新政治科学”将是致力于培养“立法者”的学问。战士志在破坏，而立法者则意在建设。作为深受马克思理论气质和思维框架浸染和型塑的现代中国人，托克维尔以及我们的课程最后要阅读的马克斯·韦伯，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和审视马克思的外部视角。

托克维尔：生平与著述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天主教贵族家庭，该家族祖上曾参与诺曼征服，在诺曼底受封领地。托克维尔母亲出身法国穿袍贵族家庭，祖父和父亲曾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宫廷担任要职。1793年，罗伯斯庇尔推行恐怖统治，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勒泽布（Malesherbes）和托克维尔父亲以及家族中的许多成员被捕入狱，最终托克维尔的父亲幸得开释，但包括托克维尔外曾祖父、外祖父母、姨母、叔叔在内的许多至亲均被送上断头台。1814年，拿破仑被迫退位，波旁王朝复辟，托克维尔父亲被再次授予官职。1823年，十八岁的托克维尔以优异成绩从文理中学毕业，同年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主攻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以及刑事和民事法律。1827年，在父亲的举荐下，托克维尔在凡尔赛法院担任助理法官（judge auditeur），期间结识了时任助理监察官的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1802-1866），两人一见如故，且智性上惺惺相惜，成为终生至交和密切的合作伙伴，两人经常一起前往索邦聆听大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的文明史讲座，参加巴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组织的沙龙。1830年7月，为加强支持王权的贵族派势力，查理十世颁布敕令，限制出版，解散议会，修改选举法，这一系列举措引发普遍不满，巴黎爆发七月起义，查理十世被迫退位，出自波旁家族的新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继承王位，行君主立宪。路易公开以“公民国王”自居，自称“法兰西人的国王”，国王路易的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主的施政举措，引起左翼激进民主派和右翼保皇派的极度不满，巴黎共和派起义、里昂工人起义、波旁王朝残余势力叛乱。最终，路易领导的“七月王朝”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

眼见国内政局动荡，加之，在围绕是否向新政权宣誓效忠问题上，托克维尔与父亲和兄弟发生分歧，托克维尔便与好友博蒙开始筹划一趟美国之旅，想去北美就那个伟大的共和国探个究竟。为此，两人得到了法国内政部的官方授权，允许其停薪留职十八个月，前往新大陆，考察美国独特的监狱惩戒制度，以期帮助改进法国的监狱制度。在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坦承当时考察监狱制度只不过是个借口，只是为了获得能够使自己“深入了解美国的通行证”：“在那个国家我碰到了成千种出乎我意料的事，其中我觉得有某些事情与我过去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有关。我发现有些事情值得去了解。我去那里时并没有想到要写一本书，但写书的想法是在那里萌生的。”（《书信集》，58）

1831年4月2日，两位法国青年，25岁的托克维尔和28岁的博蒙，怀揣法国内政部长的介绍信，乘船从勒阿弗尔（Le Havre）出发，经过五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于5月11日抵达纽约市。这两位法国来访者尽管年纪轻轻，但肩负着外交使命，且来自当时依然称得上“发达国家”的法国，况且是来自“取经”的，这对当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美国来说，真可谓受宠若惊。美国上下对两位青年的来访也格外关注。两人抵达纽约后的第二天，纽约的各家重要报纸即在显要位置刊发要闻如下：“我们获悉，德·博蒙先生和德·托克维尔先生两位治安法官，已乘‘勒阿弗尔’号游轮抵达本埠。他们奉法国内政部长之命前来我国考察我们的各类监狱，并将于返回法国后提出报告。法国政府也向其它国家，尤其是欧洲诸国，派出考察团，因法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善其监狱体制，故采取此行动以获取一切适用之资料。我们毫不怀疑，我国将为已到达的两位先生提供一切方便。”（里夫斯：《美国之旅》，21）

正是得益于东道国的热情接待和给予的便利，托克维尔和博蒙得以接触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从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萨尔蒙·蔡斯（Salmon Chase）、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在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两任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到年届94岁高龄的独立战争老兵、《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从哈佛大学校长约书亚·昆西（Josiah Quincy）、《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前主编、后来担任哈佛校长的历史学家杰瑞德·斯巴克斯（Jared Sparks），到典狱官、西部拓荒者、印第安部落。两位旅行者的足迹遍及当时合众国24个州中的17个州，向西先后访问奥尔巴尼、水牛城、克利夫兰、底特律、大湖区、萨吉诺（Saginaw），直至威斯康星的格林湾（Green Bay），北至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接着访问新英格兰的麻省及其首府波士顿、康涅狄格、费城、巴尔的摩，然后折返向西南进发，乘坐蒸汽船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途经匹茨堡，越过阿勒格尼山，到达辛辛那提，由于河流结冰，被迫中途在西港（Westport）登岸，步行25英里抵达路易斯维尔，然后乘坐马车，经纳什维尔，抵达孟菲斯，然后乘坐蒸汽船，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同船还有近六十名被联邦政府强制搬迁的来自巧克陶部落的印第安人，为此，托克维尔深受触动。

▲托克维尔和博蒙访美路线图

1832年新年伊始，托克维尔和博蒙抵达新奥尔良（New Orleans）。就在这时，他们收到法国政府要求提前回国的函件，两人不得不临时缩短行程，从陆路北返，途经阿拉巴马、佐治亚、南、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最终于1月17日抵达首都华盛顿。在华盛顿特区逗留期间，他们得到总统杰克逊的接见，现场观摩联邦参众两院辩论，与国务卿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Livingston）长谈，利文斯顿本人是路易斯安那监狱制度方面的专家，为两位来访者提供了大量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两个星期之后即2月3日，托克维尔和博蒙途经费城抵达纽约，于1832年2月20日乘船从纽约港出发，返回法国，随身行李包括大量研究资料、素描本、日记、谈话笔录等。两人整个访美行程前后持续九个半月，总计286天，其中包括访问加拿大15天。

托克维尔一路马不停蹄，一路笔耕不辍，用访谈笔录随时记下被访者就相关问题的解答，据统计，托克维尔在美期间的访谈对象多达200余人。通过私人通信，托克维尔随时记下个人的现场观感，同时就相关问题向有关人士讨教，其中包括向自己的父亲讨教有关法国的历史和政治。通过旅行日记，托克维尔随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落纸成章，诸如《游奥奈达湖》（Voyage au Lac Onéida）、《荒野十五日》（Quinze jours dans le désert）这样的名篇佳作，为托克维尔的不朽巨著《论美国的民主》注入了宏阔的文明史视野。印第安民族居住空间不断遭到殖民者的挤压，土著人口不断锐减直至湮没无闻，对此，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托克维尔不禁发出如下感慨：“上帝在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时，似乎只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论美国的民主》，35）

正是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实践中，托克维尔找到了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久已湮没的乡镇自治实践和自由精神，为此，托克维尔做足功课，并在访问新英格兰期间，当面向《北美评论》前主编、历史学家杰瑞德·斯巴克斯讨教，并提请后者就马萨诸塞乡镇制度的组织建制为自己撰写专论（任军锋：《民德与民治》，111-146）。也正是在乘坐汽船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的途中，作为南部农业诸州与北方工商业诸州之间的分界线，托克维尔远眺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象，托克维尔的理论之眼豁然开朗：左岸（南方）死气沉沉、无精打采，右岸（北方）机器轰鸣、生机勃勃；北方自由劳工争分夺秒、“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冲天干劲；南方蓄奴制下奴隶的懒散低效，奴隶主轻视劳动，游手好闲，北方工商业主却在致富欲望的促使下，敢于冒险，凭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英雄主义气概。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托克维尔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所洞见到的两种社会类型，在北美被并置在俄亥俄河左、右两岸，两种社会类型塑造下的南方美国人与北方美国人在民情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托克维尔预感到南、北之间的这种对立，迟早会将合众国推向解体的边缘，甚至可能引发一场血腥的内战。

1833年，即结束旅美行程的第三年，作为两人旅美的官方成果，托克维尔与博蒙合作完成《美国的监狱惩戒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 en France）。同年，托克维尔访问英国，现场观摩英国议会下院辩论，还在访问牛津大学期间，结识了英国济贫法报告的主笔、政治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托克维尔后来发表的《关于济贫法的报告》（Mémoire sur le paupérisme，1835）中有关福利国家的道德后果的分析，正是得益于纳索的启发。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上卷出版，英译版也在同年底问世，该书在欧美知识界迅速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托克维尔也为此名噪一时。同年，博蒙以小说题材写成的《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Marie ou l’Esclavage aux États-Uni, tableau de mœurs américaines）问世。也是在这一年，托克维尔第二次访问英国，与伦敦政界学界名流会面，结识大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两人一见如故，《论美国的民主》甫一问世，密尔分别在《伦敦评论》和《爱丁堡评论》上撰写了长篇评论。在托克维尔心目中，英国代表了传统贵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典范，无论是在《论美国的民主》（英／法／美）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英／法／德），英国都是托克维尔用以比较分析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标尺。1836年，应友人约翰·密尔之约，托克维尔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文《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成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期作品。

从1837年开始，托克维尔开始涉足政坛，并参与竞选公职，1838年1月，托克维尔入选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士。1839年，托克维尔当选众议院议员。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同年英译版问世。托克维尔意图“上下两卷相辅相成，合成一部著作的整体”：上卷聚焦美国人通过怎样的政治措置疏导并约制平等（民主）激情，下卷分析平等激情在社会诸领域所造成的影响，同时探索兴利除、移风易俗的有效途径，上卷围绕“自由的民主国家”如何可能，下卷主题在于“自由的民主社会”如何实现，上卷主题围绕“政治”，下卷主题聚焦“道德”，政治与道德、法制与民情，共同构成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基础。《论美国的民主》被誉为最杰出的美国研究著作，也是最杰出的研究民主问题的著作。

1841年，36岁的托克维尔当选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院士。这一时期的托克维尔，开始活跃于法国政坛，参与法国海外殖民政策的制定，推动法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主持《商业报》（Le Commerce），参与制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担任外交部长。在1852年完成《回忆录》（Souenirs）中，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期间法国政坛众生相做了极为生动的描绘和充满洞见的评论，也是托克维尔对自己过去十二年政治生涯的总结和反思。托克维尔早前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专长并不在政治上建功立业，而是从整体上审视人类事务的思考活动。与政治的生活相比，哲学的生活或许更适合自己。在1850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这样写道：“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主要在于头脑的工作，我在思考中比在行动中更出色，如果我还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那么这将更多的是我写的东西留下的痕迹，而对我所做的事情的回忆将远逊于此。”（《书信集》，191）部分由于健康原因，托克维尔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著书立说。

1853年，托克维尔在图尔（Tours）研究政府档案，开始为下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做准备，而该书的酝酿已有数年，只是由于政务繁忙暂时耽搁下来。托克维尔曾就自己下一部著作的题材向友人坦承：“我自认为，我现在比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更有能力处理好一个重大的政治著作的题材。但选一个什么题材呢？成功的机会一半以上取决于此，不仅因为应该找个能让公众感兴趣的题材，更重要的原因是，应该找一个能激发我自己、能发掘我的潜能的题材。”（《书信集》，191）托克维尔深知，研究法国大革命，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国本身，托克维尔选择德国作为分析比较研究对象。为此，托克维尔专门学习德语，并于1854年专程前往德国，研究德国的封建制度。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上卷问世，英译版也在同年出版，广受好评，该书上卷聚焦“旧制度”，旨在揭示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中自动产生，而拟议中的下卷，将聚焦大革命本身以及拿破仑帝国的缔造。1857年，托克维尔第三次访问英国，此行主要目的在于收集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外交档案。只可惜，天不假年，1858年4月16日，托克维尔因肺结核恶化在戛纳（Cannes）去世，享年仅53岁。《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卷只留下作者卧病期间拟定的写作框架和阅读笔记。不过，遗憾归遗憾，《旧制度与大革命》已然成为分析法国大革命及其背后一般政治学理的不朽经典。

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我们这里采用董果良先生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采用冯棠先生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好的，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理解托克维尔的两对概念和两种视野。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3站

欢迎分享课程海报到朋友圈

与更多人分享你的收获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