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熟悉了托克维尔的著述视野和关键语汇之后，这一节我们将进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社会的“常人伦理”，即“正确理解的自利”的论述。

在传统贵族社会，人们虔信宗教，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他们无不信从某种更高的或超验的存在。而在现代民主社会，笛卡尔式的哲学思维大行其道，即每个人除了“我”之外，可以怀疑一切，同时运用自己的头脑、凭借一己之理性，判断是非，权衡取舍。祖宗之法、传统习惯、长者经验，顶多只被拿来作为参考资料，已经丧失了以往类似自然（习惯）法的绝对权威，其是否有用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自主选择。代际之间的纽带变得松弛，甚至被完全切断，父母对子女、长辈对晚辈、前浪对后浪的权威被大大消解。随着民主社会将几乎一切领域不断拉平，年轻人对长辈的尊敬感和信赖感遭到大幅度侵蚀，他们彼此隔膜、抵触嫌恶，甚至相互敌对。同侪之间由于在智力上不相上下，能力上彼此彼此，致使每个人宁可相信自己的理性判断。人人推崇所谓的“独立思考”，不愿意也没有兴趣相信任何其他人的话：“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判断世界。”（《论美国的民主》，574）正是透过以笛卡尔、培根等思想家所揭橥的近代启蒙理性主义，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空前解放。在现代“民主人”的精神格局中，“我”成为人们进行理智判断、道德评价以及立身处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评判标尺：“当旧社会的各阶级间的长期斗争结束后而使人们的身份平等的时候，对他人的嫉妒、憎恨和轻蔑感，以及对自己的高傲和过分自信感，可以说立即涌上人们的心头，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起支配作用。这种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现象，对在人们之间创造隔阂，使人们互不信任对方的判断而只依靠自己去获得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每个人都力图自立自理，并以凡事自有主见为荣。人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出于利害关系，而不再依靠思想。而且可以说，人们的见解已经不过是一堆智力尘埃，飘散四方，再无法收拢和集结在一起。”（《论美国的民主》，578）

与上述理智上的唯“我”主义彼此颉颃，是“民主人”在情感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e）。个人主义是一种与同胞隔离、与亲友疏远，一门心思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个人主义是平等主义的产物，且随着身份平等化而不断扩展。在贵族社会，个人首先不是一个“我”的存在，而是一个由“我们”这一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向上，庚续祖宗之业，向下，荫及子孙后代，个人立身行事，首先考虑的是对家庭、邻里、社群、同胞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果说贵族社会人的存在是立体的，那么，民主社会人的存在则是平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是“一次性”的就事论事，事毕，便各奔东西，形同陌路。对“民主人”来说，彼此之间难觅忠贞不渝的情谊，他们对同胞、祖国不再有无条件的忠诚感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如今，人们之间的情感广泛了，却变得稀薄了。家族的记忆和纽带最多不过三代，他们虑及的只是身边几个至亲。人们日益沦为原子化的孤立个体，彼此游离隔膜，孑然一身，称孤道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无所负于人，更无所求于人，独善其身，我的命运我做主。“民主人”数典忘祖，不顾后代，疏远同辈，遇事只想自己，做事只考虑一己感受。这种个人主义经常会导致人们公德心的泯灭，使人们变得汲汲自营，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进而沦为将自利奉为至上法则的彻底的利己主义（égoïsme）。 

▲《论美国的民主》法文版封面

既然个人主义被民主社会的人们奉为至上的行为法则，甚而至于渐趋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对于民主社会的道德家来说，若依然宣扬诸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带有贵族社会色彩的英雄伦理，其结果不是被视为欺骗，就是被目为伪善。因此，面对个人主义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主流价值观，道德家们与其逆潮流而动，不如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应当使人们认识到，诚实守信与发财致富并不矛盾，美德善行不仅对施诸对象有利，更对施与者有利。这种“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正是适合民主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常人伦理”。在民主社会，人们无不是天生的理性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时时权衡一己得失，事事盘算私人效用，不再有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也难见高贵的美德懿行。而就“正确理解的自利”这一适合普通人的道德原则本身来说，它“并不怎么高深，而是十分明确易懂。这个原则不以达到伟大的目的为主旨，而是要不费太大力气就能达到所追求的一切。它是任何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理解的，所以人人都容易学会和不难掌握。由于它切合人的弱点，所以不难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影响的力量也容易保持下去，因为它以个人的利益来对抗个人本身，并在引导个人的激情时能产生刺激作用。‘正确理解的自利’的原则不要求人们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只促使人们每天作出小小的牺牲。只靠这个原则还不足以养成有德的人，但它可使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它虽然不是直接让人依靠意志去修德，但能让人比较容易地依靠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论美国的民主》，716）

“正确理解的自利”，这种适合新社会的道德原则，与其说是俯身下就，还不如说是基于洞明时世，而采取的明智举措，因为，在新的民主社会，只有与个人利益有效衔接的劝世良言，才能深入人心，真正启发教育人，借以匡正人心，使社会整体勉力向上，避免人心如水银泻地，相互比差，自甘下流。

宗教作为民主社会“首要的政治设施”

与贵族社会相较，追求现世的物质享乐，成为民主社会人们的普遍激情。既然金钱的占有是决定个人地位的关键，那么，不遗余力赚取金钱，便成为人们每天活动的核心。这就导致人们心灵的净化、灵魂的不朽、来世的幸福在他们的脑海中渐行渐远，日趋模糊。那些标举唯物主义信条的统治者，非但不想方设法遏制这种日趋膨胀的物欲激情，反而不遗余力，迎合迁就，甚至推波助澜，为此，他们全身心致力于解决所谓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难以餍足的物欲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眼里，人只不过是一堆欲望的载体，满足这种欲望便是人之为人的全部。这样，疯狂地追求物质享乐便成为天然正当，也成为一切政权稳固的前提。在托克维尔看来，唯物主义贬低人的生命，认为人与禽兽并无不同，唯物主义与民主主义彼此推波助澜，同流合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为此，托克维尔写道：“唯物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使我反感。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他们的妄自尊大使我讨厌。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体系对人还有一点用处，那大概是它使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朴素的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对自己却不这样认识。当他们自以为有充分根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十分高傲，好像自己就是神明。”（740）

有鉴于此，托克维尔强调指出，民主时代更加需要唯心主义，尤其需要倡导唯心主义的宗教。一切习传宗教，无论什么教派，都以各自的方式敬拜上帝，以上帝的名义宣讲某种道德。对于个人来说，教派或许十分重要，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教派，而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事实上，人类的心灵往往要比唯物主义者们通常理解的丰富得多，他们在不断追求现世幸福的同时，对天国幸福也有着持久的向往，只是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时代的来临，人的宗教本能由于物欲的过分膨胀而遭到挤压罢了。事实却是，无信仰只是人类社会的偶然现象，有信仰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宗教能够使人从物欲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提高、充实、扩大心灵，使心灵获得力量。为此，倡导唯心主义的宗教，应当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不应当妄想完全消除人的世俗物欲和现世享乐，而是将信仰与人们的利益考量结合起来，通过承认人的自利而抓住人心。在承认人对物质享乐爱好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去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的种种世俗欲望，从而将他们的部分注意力引向来世。宗教即使不能确保来世得报，但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极其有用的。”（594）对个人来说，宗教还能够促使人摆脱民主社会普遍的平庸，向往并追求伟大；而对国家来说，宗教能够促使人心向上，“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739）

随着传统贵族秩序的崩溃，新的民主社会在重建政治权威的同时，需要重塑人们的心灵秩序，在这里，收拾人心甚至比重塑法制更为紧迫。法国革命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攻击教会，以及革命者极端的反宗教激情，这并非意味着民主社会的人们天生不信仰宗教。事实却是，基督教之所以激起人们如此强烈的仇恨，根源在于旧制度下法国天主教会与绝对国家合而为一，这就使政治秩序的崩溃必然带来宗教秩序的崩溃。正是由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合谋关系，使得本来针对旧政权的革命，也将宗教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欧洲的不信教人士，主要是把基督徒当作政治敌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宗教敌人加以攻击的。他们之仇恨宗教信仰，多半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而很少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他们之排斥教士，主要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385）

通过对美国政-教体制的考察，托克维尔发现，在民主社会，宗教要继续发挥甚至强化其影响力，政-教分离是基本前提。政-教分离通常包括两层含义：即它既表现在建制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分离，也表现在建制宗教与公共秩序的分离。在美国，神职人员往往与党派政治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在那里，很难说宗教对法律和政治舆论的细节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能够指导民情，并通过规范家庭进而规范国家。这样，在美利坚，宗教的间接影响力通常要远远超过其直接影响力，政-教分离削弱了宗教表面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却强化了宗教实际的影响力。正是通过这种实际的影响力，宗教成为美利坚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374）

因此，对于民主社会的立法者来说，他们需要预先对人类社会的这种自然趋向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以便对民主的激情进行适时的节制和疏导。民主时代的立法家和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740）为了使灵魂不朽这样的信条为人们普遍信奉，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灭论。……政府只有在大事情上认真遵守宗教道德，才能以身作则教导公民在小事情上承认、热爱和尊重宗教道德。”（743）

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无处不在的物欲的裹挟下，人们精神焦虑，价值紊乱，麻木不仁，生命虚无，宗教正是解救这种现代病的“特效药”。在这里，托克维尔所关注的，并非宗教教条是否可信、礼拜仪式是否正统，而是宗教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功用。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想到自己的灵魂会托生为猪，总比他们确信根本没有灵魂要少暴露出一些兽性。”（741）

好的，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托克维尔关于“妇女与共和国”问题的论述。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3站

欢迎分享课程海报到朋友圈

与更多人分享你的收获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