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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金庸实际是查良镛的笔名。这两个名字代表了金庸的两个身份：一个是办报纸的查良镛，一个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

夏天的香港很炎热。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窄如峡地的街上，会觉得被装进了上着汽的蒸笼。

1948年，在香港复刊的《大公报》调查良镛来这里上任。初来乍到，他最鲜明的感受也是天气炎热。那年他24岁，行装简单，一句广东话也不懂。从上海起飞后，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一分港币。幸运的是飞机上邻座同行的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借了他10块港币，到香港后，金庸才能搭船过海和乘坐出租车。坐上白牌出租后，他用带着海宁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司机“去餐馆”，司机却带他去了“差馆”，就是警署。

查良镛这样描摹1948年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那个年代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香港人回忆说，今天已高楼林立的沙田一带，那时上学还要经过一条条水田间的田埂；而那时度过童年的人，都记得很多时候在街头玩耍，父母做小贩在菜市场卖东西的情形。

金庸

这种感觉在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已全然不复存在。倒是在一些贴满港式茶楼墙壁的黑白旧照片里，还能寻觅到一些过去渔港城的踪影。或者，在远离高密度高楼区域的香港郊外，像西贡这样的地方，还有停泊在海港的渔船、夜里吹着湿热海风的露天海鲜大排档，以及张灯结彩的村庄。连查良镛自己也未想到，他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住就是70余年。

当时的查良镛怀着一颗北望神州的心，抱着做一个外交官的梦，在《大公报》做电讯翻译、编国际新闻版，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1950年，外交部顾问、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曾邀请查良镛北上，协助他的外交工作，查良镛毅然决然前往。 

在北京见过梅汝璈后，查良镛又去外交部找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乔冠华虽表示欢迎查良镛，但也坦然告知，他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查良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不理解，将来也未必可入党”。 

“香港式”思想行为究竟是什么，查良镛后来有过一些零星的解释。他觉得“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他也认为，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哪怕是港督，如果想要干预媒体舆论，只要有录音证据，“一旦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可炒他鱿鱼”。 

重返香港《大公报》后，查良镛继续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1952年，他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在《新晚报》，查良镛开始在副刊以“姚馥兰”的笔名撰写专栏“馥兰影话”和以“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发表在《新晚报》“下午茶座”的栏目里。 

20世纪50年代，看电影还是一件相当昂贵的事，并非人人可以常看得起，卫星电视也还未出现，对大众来说，阅读报纸，特别是报纸副刊，是最为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这个时候，查良镛就已经翻译了大量美国剧作家和电影评论家的电影理论。 

除了撰写和翻译影评，查良镛还写电影剧本，20世纪50年代初给长城电影公司写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剧本。不久后，他开始用笔名“金庸”写武侠小说。 

《绝代佳人》资料册

他的叙述和结构很多时候都已有了电影的语言和手法。比如，屋外的人如何去看屋内发生的事情，《神雕侠侣》中围炉讨论神雕大侠的场景，《雪山飞狐》中罗生门式的故事方式等，都是电影的语言。

这个时期，他的翻译作品也相当多，涉猎的知识领域极广。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贝尔登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又翻译了美国记者哈罗德·马丁的《朝鲜美军被俘记》和R.汤姆逊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等。

在《新晚报》，查良镛认识了主编罗孚和梁羽生。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到岭南大学读书，1949年到香港定居。他与查良镛情趣很相投，查良镛时常尊他为“梁兄”。 

梁羽生

香港天地书店总经理孙立川与梁羽生是“忘年交”。孙立川说：“梁羽生与查良镛同年，也是1924年出生的，只比金庸大一个月左右，但当年为了避抓壮丁，曾经改过出生年月。他们两人都是棋迷，经常闲来就摆起棋局互争高低，也都在《新晚报》上发表棋话。两人也都很爱读武侠小说，读完一部，两人互相交流心得，聊得很开心。但那时，两人都没有想过会写新武侠小说。”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是武馆林立的，现在依然有一些零星的武馆还留存着。孙立川说：“武馆，或叫功夫馆的传统，在香港根深蒂固。”这些社会团体通常打出强身健体的旗号，但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武功也可作傍身用。

那时香港武术会的流派很多，除了太极拳和白鹤派，还有咏春拳派、少林派等很多种。早在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之前的民国时期，香港人、广东人就非常熟悉还珠楼主和白羽，也熟悉黄飞鸿、叶问、咏春拳、洪熙官等这些人。

但香港报纸那时连载的旧武侠，大多是粤语方言，发表在粤语报纸上；写作主题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也多是广东好汉。当时，香港有两位著名的拳师，一个是太极拳掌门人吴少仪，一个是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

1953年，这两位拳师决定比武打擂。香港当时规定不让打擂台，就由他们都比较熟悉的澳门名士，也就是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先生来主办，擂台设在澳门新花园。

香港市民纷纷热议这件事，《新晚报》所出有关比武的《号外》总是瞬间抢购而空。总编辑罗孚决定趁此热闹，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促进报纸销路，就找梁羽生来写。梁羽生并不怯场，一口答应，只酝酿了一天时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龙虎斗京华》一问世就大受欢迎，人人争读，梁羽生也声名日隆，同时为很多报纸炮制武侠。他由此开创新武侠小说的先河，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孙立川说，对新武侠小说诞生的时间，现在通行说法是1954年1月20日，以梁羽生署名的《龙虎斗京华》第一篇为开端。但实际上，在陈文统的散文集里，他早些时候就曾以“梁羽生”的名义写过关于陈家太极拳的文章了。 

梁羽生写不过来，罗孚就找到查良镛，让他给《香港商报》写急要的武侠小说连载。查良镛取笔名“金庸”，将童年在海宁老家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看到的滚滚怒潮，以及他听到的关于乾隆的稗史传说，写成了《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涉及到的主要历史人物是乾隆皇帝。叙述以虚构的江南世家子弟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英的反清复明大业为线索，穿插陈家洛与乾隆皇帝私人之间的奇异关系和恩怨。小说开头第一句就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有一种让人难分真假的“可信性”。 

王司马《书剑恩仇录》插画

金庸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历史学家做过考据，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被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正如大陆专门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者陈墨所评述的，这本小说打破了历史与传奇之间的界限，让历史与传奇人物在艺术假定的情境中合二为一，体现出金庸“在实有与虚妄之间”的功夫。 

陈墨

梁羽生和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时，都处在一个副刊小说高度市场竞争的媒体环境里，两人相互间也有很多砥砺。梁羽生的国学基础更加深厚，比较恪守传统；金庸则因为看过很多电影、写过很多影评，写东西比梁羽生好看。

梁羽生自己评价说，“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的影响较重。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如《七剑下天山》对《牛虻》的模仿，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但大体说来，“洋味儿”大大不及金庸。

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催生婆”，罗孚说那段时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这一步，大约是两年时间”。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横空出世的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文化气候也在剧变中。香港知名作家、明报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先生说，香港当时流行三种语言，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除了南来香港的，很多人不怎么懂普通话。而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

实际上这个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清通’的境界，没有一点杂质，很通透的”。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金庸散文月云手稿

1949年前后的香港，社会和文化都在剧烈变迁中。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涌入，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 

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既吸收了中西文学的艺术经验和叙事技巧，又继承了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间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和典章文物、历史名人、大陆风光，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 

而武侠的传统，在大陆和台湾都因政治原因中断，在各派政治势力都很大的“租界”香港，反而开出了花。香港天地书店总经理孙立川说：“金庸当时与鲁迅的境遇有几分相似。因为在租界里面，不受两党政治的影响，虽然金庸当时是偏左派的。那时的香港，大多数报纸日期都写民国多少年，而《大公报》、《新晚报》、《明报》则是用公元纪年。这种立场，让台湾一开始就把他视为亲左的共产党外围，所以金庸一直不能去台湾，直至后来蒋经国邀请”。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地理范围，大大开拓了香港人的阅读空间和想象边界。他的武侠小说不仅涉及江湖，也涉及山河。我们跟随《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从回疆戈壁游历至秀丽江南，跨越中原的华山、嵩山、兰封、泰山，抵达北京紫禁城、东北长白山；也跟随《射雕英雄传》的郭靖，从蒙古大漠来到中土江湖；还跟随《天龙八部》的萧峰，壮游辽阔的大理、西夏、宋朝与辽国，或者《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去往山海关、紫禁城、江南、远赴台湾和莫斯科。 

电视剧《鹿鼎记》剧照

这些“万里江山”的宏大空间，不再像香港过去的小说家那样仅限于私仇家怨，囿于偏僻山村或都市庭院，而是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疆域和风光随人物的足迹如画卷般慢慢展开。这些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它所风靡的香港社会，以及从香港幅射出去的东南亚和世界华人群体中，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般的民族想象。

罗孚评价，“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那个年代的香港，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谈论金庸的小说，甚至“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

香港人很奇怪，他们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截了当地当作“大侠”，对他崇敬有加，甚至认为他应该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而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是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书剑恩仇录》时，大陆正在搞“大鸣大放”；若非在香港，“这第一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反右了，……他甚至没有可能开始写这样的作品”。

在那个资源尚还贫瘠、充满着高速发展的混乱与不公的香港社会里，坏人得恶报、好人得福报的是非分明世界，无疑为市民提供了心灵慰藉。 

但更深次的心理也许是，对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和非法治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江湖的丛林法则符合中国人强者为尊的认知，另一方面，每一个怯懦无助、毫无安全感的人，实际上又都在幻想着侠义的救星，扶危济困。这种文化遗传和审美定势，与中国人骨子里卑怯自我的本能幻想相结合，才使武侠小说源远流长。

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展厅入口处，有一篇金庸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他写道：“宋朝苏东坡当年远离故乡到岭南，曾在一首《定风波》词里写道：‘此心安处即吾乡’。对香港来说，我也是一个移民”。但他住得“很是心安”，“慢慢也就把香港视为我的第二故乡”。那个南来的白手少年，已立业香江乐太平。 

说完了香港如何成就了金庸，金庸为香港带来了什么，下一节我们将为您讲述金庸小说何以风靡华人世界。

撰文：蒲实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45期文章改编：

《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蒲实

《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蒲实

《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艾江涛

《金庸访问记》，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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