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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20日，35岁的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的《明报》在香港登场。世人大多更熟悉他作为小说家“金庸”的身份，但实际上，金庸自己说，办报才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做的，写小说却只是玩玩。作为明报集团创始人、香港报业大亨“查良镛”的身份，才是他一生功业的重点。

办《明报》初期，查良镛除了撰写社评，也继续用“金庸”笔名发表武侠小说的连载，通过武侠连载开拓新生市场，《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人手少，他就如有分身之数，撰写所有的版面：写“三剑楼随笔”的专栏文章，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在《自由谈》上以“黄爱华”的笔名撰写《祖国的问题》等系列文章，以“徐慧之”笔名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

张瑛与金庸签署《倚天屠龙记》的版权

后来，他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和《明报晚报》，在新加坡创办《东南亚周刊》和《新明日报》。查良镛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靠一支笔撑起《明报》大业，后无来者。他与《信报》创始人林行止都可谓香港文人一人办报的“最后之人”；从那以后，都只有商人办报。而现如今，香港几乎已没有可以靠一支笔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文人了。 

1959年，《明报》在港岛中环开张。最初的编辑部可谓微型，沈宝新负责经理和发行，查良镛兼任主笔和总编辑，还有一位诗人和后来《明报晚报》的总编潘粤生，仅仅4人。就在这一年内，香港新创刊的报纸就有10份之多，竞争也非常激烈，获得市场一席之地很艰难。

《明报》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查良镛和沈宝新苦苦支撑。那时他的家在尖沙咀，与中环的报社一海之隔，常常深夜忙完天星小轮已经停航，乘“电船仔”才能渡海。 

那的确是一个报业的“黄金时代”。整个20世纪60年代，香港共有108份报纸，多为同乡合办的“同仁报”。报业蓬勃发展，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办报的成本相当低廉。两三个报业同仁，筹集1万元，向政府缴交报刊登记押金费即可。利润却是可观的：以每份售价1角的报纸计算，报社可向报贩回收六分四，纸价每张不到四五分钱。一份出一张纸的报纸，编辑部只要有三四个人便可以运作，排字、印刷都可移交给专门承印报纸的印刷厂或排字公司去做。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个20人的字房，一班便可以承包一份报纸的排字工作，报纸每日只需付字房70元至120元，印1万份一张4页的报纸，印费70元，每日向报社结算。当时，一份报纸只要能有1万元以上的销数，就可以只靠卖报纸的收益得以生存，完全不需要依靠广告。

后来《明报》在1966年搬到很多外省人聚居的北角英皇道651号，又在20世纪90年代搬迁到更西的柴湾明报工业中心，一方面是报纸自身的壮大和地产投资的考虑，另一方面，中环如今的地段全被购物中心、商厦与金融大楼占据，也是权势和财富角色的星移更替吧。

明报工业中心门外

对于查良镛创办《明报》初期是亏本还是赚钱，没有确定的说法。但据曾在《明报》和多家香港电视台从事传媒工作的张圭阳计算，若这份4人合办的“同仁”小报能卖出1万份，扣除每天开销，报社即有167元进账，一个月有5010元，每人每月除了收取300元月薪外，还可以分得1252元的利润。当时一般员工每月只有100余元，而办报可以月收入1500元—5000余元，这个数目在当时非常有吸引力。

让小报《明报》壮大为香港大报，有几次关键的转机。一个是1962年，大量内地特别是广东居民逃往香港。当时内地内忧外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加之三年灾荒，香港成了一个逃离的目的地。

查良镛是偏左派的，他最初态度是不报道，低调处理。但随着来港人数越来越多，报社采访部的年轻人对不能报道这件事很义愤，给了查良镛很大的压力。他随即派记者前往报道。报道一出，《明报》立马畅销，发行量迅速由1万份陡升至4万份。《明报》记者大多是北方南来，中文很漂亮，文采远胜其他香港本地报纸，对这个话题的报道使它立即脱颖而出。

那时来到香港定居的内地年轻人，也都爱看《明报》。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距离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有十几个年头，谁也不能吞并谁。原来因战祸暂时栖身香港的内地人，渐渐不再把香港作为暂栖地，而变为长期居住。香港也有了无数的摩天大厦和许多发展计划，成了繁华的现代大都会。《明报》副刊专辟专栏报道这些人定居香港的日常和内地的情况，让他们一解思乡之愁，这样也积累了很多知识分子读者追看，确立了它一贯的爱国立场。

1966年，《明报月刊》刚刚创立，内地爆发“文革”。几乎是恰逢其时，《明报月刊》立刻成了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阵地，查良镛也提出了保护传统文化的宗旨。在内地动荡的10年间，《明报》因为较多准确预见了中国内地政治的发展，一步步建立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国际声望。

他也有拿捏失误的时候，比如1986年对大亚湾核电站的报道。查良镛以为自己拿到了特别可靠的消息，加上内地政治宽松，他预测核电站一定会搬离大亚湾，所以带头反对。但没想到，核电站最后毫不妥协地设在了大亚湾。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说，查良镛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他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常和《明报》员工讲起他骑自行车逃难时一颗炸弹在身后爆炸出一个大坑的情景。希望中国人站起来，希望中国强大的愿望从那时起就非常强烈，终生未变。“无论对共产党，对国民党，还是对港英政府，他都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者”。

对于香港左派或右派人士攻击他是“墙头草”，查良镛曾有些机巧地回应：“我的立场，就像一支笔直的筷子。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符浚杰回忆，他进入《明报》时还只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小记者。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中英开始了第一次对香港前途的谈判。谈判后，双方分别发表了声明。当时香港所有报道都按外交辞令评价这场谈判“很有建设性”。前往报道此事的符浚杰回头细想，撒切尔在声明里强调的是“三个条约”，而中方在声明中并未提及，声明重点并不同。

他报告了这个想法。第二天，《明报》是香港唯一以《中英谈判有分歧》为标题做报道的媒体。“好多人认为查先生对政局判断经常准确，是因为有‘内线’，其实不是。主要是因为他有判断，而且相信合理的、客观中立的判断。”今天香港的媒体业氛围，已与《明报》的鼎盛时期大不相同。“记者只知道在报纸上对政府开骂，个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却忘记了‘客观中立’的操守。”

查良镛是个很有商业头脑和擅长经营的人。他的商业才华，大概在他15岁编写畅销省内外的中考教辅时，就已初露。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查良镛的报业王国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明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三份刊物的合并出版产权估值为5.8亿港元。

在日常经营上，他处处精打细算。一位《明报》老员工说，有一段时间香港报业的印刷纸张只能从北欧进口，纸价波动很大，查良镛总是能做出低价买进的决策，在高价时还有盈余卖给报业同行。据说他在美股市场也获利不少；卖掉过去在山顶道1号的房子搬至半山的马已仙峡岛，以及卖掉明和社原来购置、后来有富余的两层办公室，也都是他财富的一部分。

金庸曾经居住过的山顶道1号

明报总经理兼《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说，1991年他进《明报》，第一天上班就去找查良镛，问他为什么做《明报月刊》，这种文化杂志在商业上不好卖，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查良镛当时说：“这是想给明报集团创立一个品牌。”有一次潘耀明和他到广州，查良镛告诉他，一般人对文化的价值不了解，实际上文化是个无形资产。当时《明报月刊》积累的作者都是大师级的海外精英，包括余英时、李欧梵等。

潘耀明回忆说：“当时查先生给我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他说，明报集团没有什么真正的财产，就是一个明报大厦，每股的股值是1毛钱港币，上市以后，马上就是2块9。他说，这个差价就是文化的价值。”很多人以为查良镛是靠写武侠小说赚钱，实际上，他主要是办明报赚的钱。30多年前《明报》销量最高峰的时候，“每年可以存一两亿港币，这还是当时的钱”。

潘耀明与金庸

符浚杰在任董事行政秘书期间，时常也帮查良镛处理每天大量的读者来信。他说，曾有读者问过查先生一个问题：“你的武侠小说这么严谨，是事先编排结构好的，还是一边连载一边想下一步该如何写？” 符浚杰去问查良镛，查良镛回答，他事先构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后再将人物的性格放在后面展开的不同场景和情节里去演绎，自然而然就发展出人物的命运了。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也被查良镛实践在他对《明报》的人事管理中。“每个人好像都是他小说里的角色一样，他可以快速识别每个人的性格，并且据此把每个人安排在最适合他的职位上。”

潘耀明说，“查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无为的管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报集团的高层主管很自由，“他聘用之后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每个时期风格都不一样，都是各个主编的风格”。但是查先生很细心，“基本《明报》每期都看。只要发现句子不通顺，有异体字，他就写个字条，我们也很紧张，所以《明报》出错很少，他也基本没开除过什么人”。

1993年，查良镛辞去明报企业主席的职务，缓步淡出管理层，并于1994年正式退休，为接近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画上句号。他那时大概并未像外界广为认为的那样，已决定“隐退”，直到1994年，他在《明报》还保留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他也还是照常上班，希望有一点写作的空间。后来，明报集团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他最终弃掉了董事长。一些《明报》的老员工看到查良镛搬离办公室前收拾东西，“很是不舍”。

潘耀明说，卖了《明报》之后，查良镛本打算在明河社大干一场，写历史小说。但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事情是，他那时得了心脏病，不久便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那时他在北角那边，办公室里有很开阔的海景。“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办公室喝酒聊天。他喜欢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说话，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就是普通的轩尼诗”。

金庸

查良镛平时说话有海宁腔，讲话不是很流畅，但思维敏捷周密，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每喝了点酒，他说话就很多”。他当时其实雄心勃勃，想再做一番事业。他曾经的理想，是建立自己的事业，找到一个接班人，然后隐退，这些都已经实现了。他的下一个理想是去大学里面游学、讲学，开始写作。当时他想写历史小说，而且计划再做一个不仅只出他的书的出版社，所以请我过去帮忙策划。现在看来，这个理想并未实现。

查良镛是1995年3月20日进的医院。潘耀明回忆说：“那天晚上查太太打电话给我，说Louis（查良镛的英文名）动了大手术。还记得那天下着暴雨，我开车前往医院，心情也非常阴郁。他的心脏搭桥手术做了8个小时，并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概大半年。虽然他和我签了5年合同，给了我一个两面海景的大办公室，对我的待遇也很好，但我并未开展工作，等到他出院后，他也有些意兴阑珊了。”

撰文：蒲实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45期文章改编：

《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蒲实

《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蒲实

《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艾江涛

《金庸访问记》，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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