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余光中 | 渡海而来的“乡愁”诗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2020-06-18·阅读时长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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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余光中 | 渡海而来的“乡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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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是余光中从美国丹佛城回到台湾的第二年。44岁的诗人，结束了10多年旅美任教的岁月，在台北厦门街的日式旧居里，一边听着后院里幽沉的蛙噪和低沉的狗吠，一边编纂着《大学英语读本》。

当时大陆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巅峰，在消息闭锁、音讯渺茫的台北街巷里，会有途经香港，转道而回的眷村老人，他们从老家包一包泥土，给排着队的老乡们每人分一小撮。有的老人在颤颤巍巍中将土抖在地上，伤心得哭了，会再给他补一点。在1972年年初的一天，余光中在台北厦门街写下《乡愁》，挥笔就在20分钟间，后来他说，写这首诗的时候，的确是人心惶惶，他“担心再也回不了大陆了”。

台北厦门街113巷8号，余光中曾经的住所早已改造成楼房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谁也没想到，若干年后，这首诗会在两岸之间掀起巨大的影响，就连余光中自己，也一度被“乡愁诗人”的标签所掩盖。

写下这首传世之作时，余光中本人和台湾岛内又是一副怎样的景象呢？

70年代初，台湾文坛如日中天，但政坛却处于风雨飘摇的当口。1971年8月，美国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并在9月向联合国提出两项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10月25日，联合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在联合国投票的第二天，基辛格再度访华，登上长城。

《乡愁》写完10天后，余光中翻看到1月3日的《中国时报》，登着基辛格和一群洋人站在长城下的照片。那天，余光中以第三人称为视角，写了一篇记叙散文名为《万里长城》，他在文中写道“而季辛吉，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地笑着”。那种在中美关系复苏下，一个不能回“国”的“局外人”，居于孤岛的复杂心情跃然纸上。

《万里长城》是余光中在书桌前闷坐半小时，写的一封“慰问长城”的信，他一口气用完两张信笺，落款是“一个中国人”。之后走到天街小雨的外面，问邮局小姐，应该贴几张邮票？却被反问：“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余光中指指正面的4个大字“万里长城”说： “这就是地址。”。邮局小姐说：“告诉你，不行，连个区号都没有一个，何况根本没这个地名……”

在这篇诙谐中带苦涩，苦涩中带酸涩的小文中，余光中表达了自己复杂的情感，他写道：“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了两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降了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20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睐的少年啊！”

余光中所表露的，其实是为台湾一代人所共同拥有的“乡愁”。《乡愁》写于1972年，直到1974年才收入余光中的个人诗集《白玉苦瓜》中。台湾民歌手胡德夫记得，出版没多久，他就读到了这本书和这首诗。那年胡德夫24岁，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

胡德夫出生在台东，土生土长，却记得《乡愁》30几年前是怎样刹那间从他心上拨过，他说：“我从11岁时就北漂到台北，对那种乡愁的感觉深有体会。再加上小时候我的村庄里有很多老兵，他们在我父亲的农庄里过他们最后的日子。很多老兵非常疼爱我，这些老兵很多后来都成了我的姨丈、姑丈，成为亲戚。所以从小就会听他们讲到故乡，讲到故乡生活的丰美，讲到故乡的人，以后都没有机会见面了。他们都是十六七八岁来的。我看到这首诗就会想到小时候看到他们那个眼神，那种无奈和空洞。我的姐夫在开放探亲的前一年就去世了，有些人更早去世了。他们站在海边往对岸看的样子我从小就看到过。”

胡德夫

“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余光中在《万里长城》一文中的这个问题，在10多年后，得到了超乎他想象的回应。

《乡愁》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是在1982年。那一年，流沙河在大陆《星星》诗刊上，以一月一篇的专栏形式，将以纪弦等为代表的12位台湾老诗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给了大陆读者。其中第三位诗人就是余光中。

如今回头来看，这些台湾诗人在大陆露面的过程并不顺利。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谈话，使得香港主权移交的序幕正式拉开。同一时间的中国成都，从“反右”运动开始做了20年锯木匠的流沙河，已经回到四川省文联工作了3年。那时，他在复刊不久的《星星》诗刊，虽然每天看稿选稿，但实际上已经20多年未碰新诗。社会上还是传颂着艾青、郭沫若等正统派的爱国诗，朦胧派萌芽了流沙河还戏谑过，说他们“言必称艾略特，言必引现代派”。

有个跟风现代派的人向流沙河讲起台湾诗，他听了反感。流沙河的旧作在香港《天天日报》的副刊上连载，一位叫刘济昆的编辑也来信，劝他读一读台湾诗，顺便给他寄了些在港出版的台湾诗集。那本《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介绍的第一位诗人，就让流沙河皱眉，他就是台湾现代诗“宗师”纪弦，纪弦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活跃过的少数现代派诗人之一。流沙河不知道这些，当他读到纪弦的诗《吠月的犬》中的第一句“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不禁扑哧一笑说：“写的是什么哟！”

后来，他就掩卷不看了，只是刘济昆多次从香港来信总是谈到余光中。用流沙河后来的话说，“他言之谆谆，我听之邈邈，总不相信资本主义罪恶环境能孕育出大手笔”。流沙河再次翻开那本《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是从成都至南昌将近52个小时的列车上，在邻座婴儿的索奶哭叫、车棚下的广播相声中，他一下子翻到余光中的《当我死时》，这首诗写于1966年，诗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此刻的流沙河应该还没想到，这是一个彼岸诗人当年在密歇根大学做英语系副教授时，对中国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空谷回音。

流沙河说：“其深沉的故国意识抓住了我，使我开始明白彼岛的诗并非都是‘琐碎不足观’。”1982年，流沙河开始在《星星》诗刊上每月开一个专栏，介绍台湾诗人，一年凑足12位，汇编成《台湾诗人十二家》。现在看来，这本集子中的评论语境颇有违和感，他把12位诗人冠以各种称号，纪弦是“独步的狼”，洛夫是“举螯的蟹”，痖弦是“忧船的鼠”，余光中却是“浴火的凤”，他在附录里收录了包括《乡愁》在内的余光中的20首诗，超过了多数诗人，可见他对余光中的青睐。

流沙河评价余光中的诗有种古色古香的国调：“他不赞同泯灭自己的传统于欧风美雨，不赞同台湾现代诗之‘横的移植’。”这份评论寄到了余光中手里，流沙河收到了回信，他记得，信中的钢笔字方正不苟，余光中在回信中说：“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余光中在信中还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应和着余光中的那首《蟋蟀吟》，流沙河隔空写了一首《就是那只蟋蟀》，这件事至今还是一段佳话，也由此开启了两人30多年的友谊。

1977年，流沙河

1983年，《台湾诗人十二家》出版，大陆读者首次读到了台湾当代诗人的作品。但彼时如果说“余光中热”还为时过早。

在一些大陆诗人眼中，80年代，他们开始写诗的时候，所仰慕的台湾诗人并非余光中，而是痖弦和商禽。也许在他们心里，痖弦的《深渊》等诗所代表的“精神体量”，才足以和大陆诗人食指在1968年沉吟而出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诗对峙。

1983年，还有一件对于两岸文学界来说重要的事，就是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当时，两岸关系尚未正式“破冰”。大陆仅有艾青、萧军和萧乾3位老作家出席，作为台湾代表的诗人洛夫日后回忆，“这可以说是两岸作家首次正式在一起开会”。

洛夫青年时期的现代诗歌偶像是艾青，但洛夫对艾青作品的印象，一直停留在1949年他渡海时携带的那本艾青诗集。两岸几十年隔绝，一方面造成文化人对于彼此作品相当陌生，因为很少有渠道可以读到。另一方面，大陆当时的大众诗歌土壤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五四”时期的新诗传统断开很久。有个细节应该被注意到，那就是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曾出版过一本《台湾诗选》，书首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收入台湾省作者的诗作90余首，都是从台湾出版的报刊、书籍中选的。这些作品，有的抒发怀念家乡、盼望亲人团聚、要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情感；有的歌颂劳动，赞美爱情，描绘自然风光，反映人民生活……”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所收入的90首诗歌中，并没有余光中的《当我死去》《乡愁》，后来人们较为熟悉的名字，只有蒋勋。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同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至此，两岸才打破自1949年以来长达38年的冰封期。

1987年，浙江舟山。72岁的台湾退伍老兵回到故乡

就是在两岸关系刚刚破冰时的1987年，《人民日报》台湾专栏刊登了《乡愁》，虽然只有豆腐块大小，但它的影响超过了诗歌本身。之后，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节目中对这首诗的朗诵，余光中的名字开始在大陆广为传播，“余光中热”逐渐形成，“乡愁”也符号化了。

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后，一时之间，探亲登记犹如潮涌。

1988年2月底，在台湾红十字会登记的探亲人数已经超过10万，每天平均800人前去排队，到10月，已有20万人从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日本涌向中国大陆。

当时，余光中离开执教11年的香港中文大学，返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也已经有3年之久了。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流沙河的信到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探亲。

真到了那一刻，他的心态是复杂的，从他作答的一首诗里可见一斑：“乡情怯怯，只怕一下子／五千年和十万万／从东山半岛到天山／甸甸都压上肩来／承受得起吗／……只怕是／找得回蒲扇也找不回萤火／找得回老桂也找不回清芬”。直到1992年，他回到了大陆，第一站给了北京，在68岁时首次登上长城。从这一年开始，余光中觉得自己的创作就进入了中国游阶段，就像古人天涯题遍影墙字，他也是每到一处都游兴盎然，要留下墨迹。

与此同时，“余光中热”在90年代后逐步达至顶峰。2000年以后，余光中和一些港台学者来到西安，被一位随行记者用万余字记录下来他受欢迎的程度：“出机场后，翻译家金圣华感到非常吃惊，闪光灯对着余光中照个不停，‘我想着，只有那位来自星星的都教授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合一亭，余光中和金圣华

一方面在写作中告别了乡愁阶段，一方面却还要面对不断被“符号化”的乡愁，因此，一生留下上千首诗的余光中，并不乐意大陆读者提到他时，言必称《乡愁》。

余光中曾经这样对媒体说：“《乡愁》就像我的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他觉得在大陆，自己几乎和《乡愁》画上了等号。香港《民报月刊》总编潘耀明曾说，余光中的诗里乡愁无处不在，那是指诗作《乡愁》之外的乡愁，也是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乡愁的第二层境界”：文化乡愁。那种境界的“乡愁”，用旅美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说，就是“他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和兰香’的中国。”

余光中有一个喜好是画地图，他收藏了一幅1948年带去台湾的残破地图，“就像凝视亡母的旧照片一样”，他后来打开老地图，发现当年四川一条客运铁路都没有，只有运煤的轨道。

地图和文学经典是他的乡愁诗的两条脐带，缺一不可。不写乡愁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有了新的写作母题：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