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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视线中那个温文尔雅的形象相比，余光中有难以接近的一面。这也是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导演陈怀恩，在拍完片子后的感受。 

几年前，中国台湾目宿媒体筹划拍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项目组找到了导演陈怀恩。陈怀恩拿着对方提供的作家名录一路看下来，有郑愁予、周梦蝶、王文兴、痖弦等人。 “他们问我对谁有兴趣。”陈怀恩说，“我不是搞文学的，名字都知道，但作品不熟悉。” 

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剧照

最后，陈怀恩的目光停留在“余光中”3个字上。和很多受台湾民谣运动影响的文艺爱好者一样，陈怀恩所认知的余光中是流行文化中的余光中。他说：“我不大读书，但喜欢听歌。余光中的很多诗被写成歌，这应该蛮好拍的吧！” 

然而“真的开始去筹备才发现，这件事有点麻烦。”从流行文化切入，陈怀恩和他的团队进入了余光中的文学世界，陈怀恩说：“1000多首诗，包括散文集在内，50本著作。民歌？那只是他文学创作里很小的一部分。”陈怀恩花了几个月时间了解和梳理余光中的文学作品，作家本人的创作风格和他在文学界的定位，最后，交出了一份拍摄大纲。 

导演毕竟不是搞学术的，他们需要影像，需要接近真实的余光中。“见面之后又发现，问题更麻烦了。”余光中不是陈怀恩想象中的作家风格，他很忙，总有大大小小的活动，面对媒体时也轻车熟路。陈怀恩说：“一开始，余老师能配合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常常接受媒体访问的余光中以为这又是一个普通的访谈节目，只愿意给他们两小时时间，这让整个剧组都慌了神儿。 

好在经过一番沟通，余光中默许了陈怀恩更为复杂的拍摄计划。在近两年的纪录片制作过程中，陈怀恩和团队多次跟随余光中走进课堂，参加各地大大小小的演讲、讨论会，也为他策划了一次故地重游。 

随着相处的深入，陈怀恩眼中的余光中越来越难以捉摸。 

在创作和学术上，他是个严谨到执拗的人。就像纪录片里提到的，在台湾，一个诗人70岁之后还在出书，还在写诗，这已经不仅是新闻，而是一个事件。“余光中对一切写着字的东西都很敏感。”陈怀恩还记得，与余光中第一次见面时，他带去了一张DVD，DVD盒上有文字介绍。余光中看到，拿起盒子，认认真真看上面的文字，还挑出了一些措辞和语法错误。 

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陈怀恩也采访了几位与余光中有过接触的人，其中就包括余光中传记《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作者傅孟丽。“作者傅孟丽说，那本传记本来是要在余老师七十大寿时出版上市的。但书稿在余老师手里校对了一年，他71岁时才校对完成，错过了计划出版的时间。”纪录片拍摄时，余光中已经八十出头，但在教学上依然毫不怠慢。陈怀恩回忆，我们看到他给学生批改的作业，他写的字有时候比学生写得还要多。 

余光中对文字的锱铢必较让陈怀恩很忐忑，他说：“纪录片要有旁白，要有采访，我们很怕做出来的东西不被他接受。”为了在文学和文字的运用上踏实些，陈怀恩找来台湾新生代女诗人罗任玲做文学顾问，请她帮忙采访余光中。陈怀恩说：“我听说，她是唯一一个写余老师没有被他本人改过一个字的人，其他访问并让他看稿的人下场都不太好。找罗小姐，我们成功的概率可能大一点点。” 

在文学和教学之外，余光中不是一个很好接近的人。摄制组每次上门拍摄，开门的都是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辛苦了，来来来，今天我们拍什么……师母寒暄一番后，余老师才走出来，感觉像个明星。”陈怀恩说，当年完成余光中的拍摄后，他的团队还拍摄了另一位诗人痖弦，痖弦和余光中完全不同，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人很亲切。“坦白讲，拍余老师，我们跟他并不亲近，没办法靠近他。” 

陈怀恩希望捕捉到一些感性的瞬间，但这看起来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余光中的浪漫和感性似乎都藏在诗里，现实生活中，他是平静的，甚至有些刻意的冷漠。 

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里，摄制组随余光中游览了他出生的地方：南京。诗人兴致很好，登上了当地著名的栖霞寺。陈怀恩在余光中的传记里看到过，他的母亲临产前一天还去登了栖霞寺，于是，回到台湾后，陈怀恩整理了当时游览栖霞寺的照片，送给余光中，还和他提起了母亲临产前登寺请愿的事。余光中说：“愚昧，无知，哪有人怀孕还去登山的。”这一句话，瓦解了陈怀恩对于浪漫诗人的想象。 

游览徐霞客故居也让陈怀恩感到挫败。少年余光中曾梦想成为地理学家，所以尤其仰慕徐霞客。在江阴参加活动，陈怀恩特意请主办方帮忙安排参观徐霞客故居。在著名的徐霞客镇，余光中与少年时的偶像相遇。他站在坟墓前合十双手，闭目默念了很久。陈怀恩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时刻。 

回到台湾，陈怀恩在访问中提到了余光中与徐霞客神交的那个瞬间。本以为诗人有情要抒，谁知余光中不以为意地说：“你们太吵啦，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安静下让你们停下来。” 

摄像机很难捕捉到浪漫诗人的感性一面，却总能遇到他争强好胜的一面。 

余光中经常会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学生论坛。来的学生提的问题很尖锐。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他，怎么看诗人纪弦。“余老师一副没听懂的样子，轻飘飘问，哪个纪弦？”陈怀恩一度觉得场面尴尬，纪弦是台湾现代诗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余老师显然是在挑衅。紧接着，陈怀恩就听到余光中话里有话地说：“你是说写现代诗的那个纪弦吗？九十几岁了吧？人在美国还是哪里？70岁就没有再写诗了。他早期写的还可以看一看。” 

文人相轻，自古如此，余光中只是更锋芒毕露。他渴望被认同和接纳，即便在七八十岁的年纪也是如此。纪录片团队随余光中出席过一个梵·高作品展的活动，余光中站在台上，手里抱了一个袋子。陈怀恩回忆说：“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其他人都两手空空，怎么只有这个80多岁的老人提了个袋子，没有人帮他拿一下吗？”余光中就那样抱着袋子在台上坐了几十分钟。活动快结束时，马英九上台致辞，致辞一结束，余光中就一个健步冲上去，把袋子交给了马英九。陈怀恩说：“后来才知道，袋子里装的都是余老师的书，亲笔签了名，送给马英九。这个细节很小，但你可以看出，有些东西他非常在乎。”

纪录片前前后后拍摄了一年多，直到拍摄结束，陈怀恩都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走近过这位文学大家。他曾尝试寻找诗人的深情、骄傲，甚至虚弱，但现实生活中都没有任何着力点。最终，一切只能回到诗歌里。 

谈到余光中那集的标题，陈怀恩回忆道：“我的副导演花几个月时间翻了他的诗集，他发现，余老师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其实都藏在诗里。我们后来用《逍遥游》作为纪录片的标题，其实也是在打一个问号。那本书发表在1964年，当时余老师正要去美国，唯一的儿子刚出生就夭折了，他在文学领域的论战也争议很大。他真的逍遥吗？也许未必。但他把诗集起名《逍遥游》，这做法太余光中了。” 

他真的逍遥吗？要了解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余光中，我们需要把镜头再次调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看正身处一系列文学论战中的诗人。

余光中曾把1959年到1963年称为自己的“论战时期”，那也是围绕现代诗论争的国防时期。年轻时喜欢论战的余光中，中年之后便无心恋战，据他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多次卷入论战，后来发现真理未必愈辩愈明，元气确实愈辩愈伤，真正的胜利在写出好的作品，而不在哓哓不休。与其巩固国防，不如增加生产。” 

可是，围绕现代诗的论战并未结束，余光中在70年代又卷入了乡土文学论战。那时的台湾，历经保钓运动、国际孤立，蒋介石 “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陷入困境，台湾内部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伴随着对台湾自我身份的追问，在一些人看来，60年代以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立法体制、存在主义对抗戒严体制的现代文学，便有了再检讨的必要。 

1972、1973年，曾参加过北美保钓运动的文学评论家唐文标接连发表《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对现代主义诗歌提出批评。对这一震动文坛的事件，余光中显然没有沉默，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他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 

不久，台湾发生了日后影响深远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将批评矛头指向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等人。当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余光中，在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发表《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由于文章中提到的“狼”和“抓头”的动作，显得寒气逼人，以至于陈映真多年后都难以释怀，认为这对当时的乡土文学界是一个政治上取人性命的、狰狞的诬陷。

1978年台湾街头

事实上，新儒家代表徐复观在不久后发表的文章中便表示过类似的忧虑：“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国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所幸的是，在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国民党营垒中开明人士陆续出面说话后，对乡土文学作家迫害的恐怖阴影逐渐散去。

如果说《狼来了》与余光中反共的政治立场有关，那么后来所披露的余光中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则更让他陷入了争议的旋涡。

2000年，陈映真在与陈芳明的论战中，提及陈芳明在《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一文中公布的余光中在70年代后期给他写的一封密信片段，这则片段是：“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陈映真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多年以前已由郑学稼亲口告知，这份材料被直接寄给了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色变的王昇将军，而在那个阴森的年代，这是足以致他于死地的一封信。

2004年，九卷本《余光中集》在大陆刚刚出版，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一时间备受瞩目。面对当时的“余光中热”，北京学者赵稀方发表长文《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尽披露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感叹大陆对台湾历史的无知，并对余光中的人品提出质疑。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相关论争文章也很快以专辑“余光中风波在大陆”刊载于同年秋天出版的台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爪痕与文学》中。在这些文章中，有对赵稀方表示佩服并提出“余光中热”难以接受的台湾学者吕正惠，也有陈漱渝、陈子善等以持中的观点认为追问并非求全，这样的批评也是对研究者不够了解台湾文学史的提醒。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则写了长文《抑扬余光中》，为其辩护，核心观点在于《狼来了》中虽有意气的话，但余光中反对的是工农兵文艺，并非乡土文学；关于“告密”一事，余光中曾亲口对他说：绝无此事。王升最近也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 

在舆论的发酵下，余光中事实上已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向历史自首？——溽夏答客四问》。在这篇文章中，余光中坦承《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缘于自己初到香港大受左派攻击之后，情绪失控之下的意气之作，并非受任何政党所指使。

而对于“告密”一事，余光中表示自己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升告密”，只是将这份来自友人的材料作为朋友通信，从香港寄给了彭歌，自己还在信中说明“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事实上，余光中在写作此文前，曾通过自己的学生钟玲，与陈映真取得联络，并在私人通信中对陈映真一再表示道歉。只是这份公开答复并未让陈映真真正谅解，他认为将材料交给彭歌的性质与直接告密并无多大区分，而私人通信中那些道歉的好话的消失以及标题中的问号，都让他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 

其时，论战已然过去几十年，两岸文化政治语境截然不同，令陈映真与余光中两个“统派”共同感到怅惘的，自然是在台湾日益崛起的台独话语。学者古远清对两人都比较熟悉。古远清回忆道，2005年8月，他在长春开会期间遇到陈映真，谈及这段公案时还劝他“你和余光中的恩怨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要记得那么清楚，宜粗不宜细，你们两个都主张统一，当然一个左统，一个右统，应该团结起来。”陈映真当时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2009年，古远清在《传记文学》发表《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讲述当年这段公案，并在之后出版的余光中传记中将这篇文章列为专章。传记出版后，古远清第一时间将其寄给余光中，据说他看后很不高兴。古远清说，由于这件事，之前与他多有交往的余光中，再没有见他。 

对向来以美为追求的诗人余光中来说，这件事情显然令他讳莫如深。余光中曾说自己从不写日记，也不写自传，因为作品就是最深刻的日记，而“我的艺术思想、人文价值，都在我的评论之中。我的情操与感慨，都在我的诗文散文里，我在母语与外语、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出入顾盼，左右逢源，不但可见于我所有的作品里，也可见于我所有翻译的字里行间。” 

撰文：艾江涛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69期文章改编

《余光中何以点燃一代华人？》，曾焱

《蒲公英的岁月：余光中与那一代乡愁》，王丹阳

《“乡愁”之前：“西潮”与“后土”之间》，艾江涛

《诗与歌，太平洋吹来的风》，宋诗婷

《笔底波澜：文学江湖背后的威权台湾》，刘怡

《余光中的香港时代》，傅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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