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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2日傍晚，“中兴号”客轮汽笛长鸣，缓缓靠上了台湾基隆港1号码头。这艘排水量5649吨的中型海轮，是上海中兴轮船公司两年半前从美国购进的。它拥有当时国内少见的无线电音乐广播、带钢琴演奏的休息室以及8人一间的独立盥洗室，每周在上海和台湾之间往返一次，是许多军政官员和商人由沪赴台时的首选交通工具。

不过对于乘坐“中兴号”的李敖和他的8位家人来说，这段旅程实在没有任何惬意可言。他们卖掉了上海的房产、换到8两多黄金，这才能在客轮的露天甲板上买到9个位子。像这样狼狈的逃难，在过去12年里已经是第三次了。

1937年，奉命打入伪满洲国从事地下工作的李敖之父李鼎彝，由于组织关系遭到破坏，被迫举家南迁至北平。当时李敖还不满两周岁，因此从籍贯上说他是哈尔滨人，但童年却是在北平度过的。1948年冬天，解放军迫近华北，视国民党为正统的李鼎彝再度携家眷南下上海，半年后又不得不乘船南渡，到台湾落脚。

童年李敖，摄于北平照相馆

晚年的李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可以大展才华，却因为对国民党政权怀抱满腔热诚，接连遭遇个人境遇的受挫。而国民党当局对李鼎彝却没有给予任何像样的回报：到台湾之后，他只找到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全家9口人在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日式木房里住了整整13年。所以李敖说自己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他对现实相当不满，甚至于形成了“愤世嫉俗的气概”。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处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氛围之下。一方面，从国民党要人到普通民众，对解放军可能跨海前来的恐惧始终存在，这使得他们的精神往往处于紧绷且灰暗的状态，甚至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自我麻痹当中。另一方面，蒋介石父子并未从失去大陆政权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特务机关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行高压政治。这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敢怒而不敢言，舆论环境极为恶劣。

作为一个早慧的少年，李敖在去台湾之前就已通读过《中山全书》、自由派杂志《观察》以及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水泥》。弥漫在校园乃至整个台湾社会中的悲观、压抑气氛，当然会被他察觉。幸运的是，他在学生时代结识了几位卓尔不群的老师，和他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从而使李敖在精神上有了巨大成长。

第一位老师是在台中一中教授语文的严侨。他是《天演论》翻译者严复的长孙，家世显赫，在台湾也有极好的社会关系，他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严侨从福州渡海来台，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准备策应解放军渡海，却因为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而滞留台中。

严侨欣赏李敖的文采和傲气，对他指点频繁，两人甚至私下讨论过偷渡返回大陆。李敖后来回忆说，他在严侨以及严家的父辈、祖辈身上看到了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看到了1840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奋斗、挣扎与辛酸。严侨口中充满平等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尤其令他心驰神往。因此从那时起，李敖就对国民党当局刻意渲染的“反攻大陆”口号嗤之以鼻，认定那绝不可能成功。在精神世界上，他也认为台湾不可能脱离中国大陆独立存在，他自己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

在严侨的影响下，整个高三阶段李敖几乎都在家中自学，因此没有拿到毕业证书。1954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专修科，不过很快由于兴趣不合而休学，并重新考入台大历史系。据李敖自己说，在校的大部分时间，他只是“自由自在自己读书”，并不以从事学术研究为志业。从1954年到1963年，除去曾经服兵役1年半的时间以外，李敖在台湾大学一共读了7年半，却只拿到历史系学士一张文凭，足见他所言不虚。

大学时代的李敖在台北郊外的碧潭风景区

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与李敖同龄，在台大时他们都曾受业于殷海光教授，还住过同一间宿舍。据陈鼓应回忆，自己在台大读大一时，就有同学把鲁迅和闻一多30年代的作品拿来传阅。这在校外被逮住了至少要判7年徒刑，但在台大还可以偷着看。当时台大文学院的授课老师中，中文系有鲁迅的学生台静农，历史系有声名在外的姚从吾、沈刚伯，外文系有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这批来台的知识分子虽然政治倾向不一，但都有着深厚的学问积淀。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五四”时代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个人使命感带到了台大，并通过学生继续传承下去。

在大学时代，尤其是1961年入读台大历史系研究所之后，李敖接触到了更多背景不一、性格各异的老师和同学，其中有两位对他的影响最深，一位是“五四”风云人物胡适，另一位则是自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

胡适在大陆政权交替之际选择离开北平，但并未因此获得蒋介石父子对他的放松。50年代前期，他本人居住在美国，却仍然多次遭到台湾岛内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口诛笔伐。不过李敖由于父亲曾是老北大毕业生的关系，对曾经的北大校长胡适始终尊敬有加。1952年胡适到台中演讲时，还在读高中的李敖便送上一封长信，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

1958年胡适到台湾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后，李敖经自己在台大的导师姚从吾介绍，正式认识了这位学界前辈，自此两人时有往来。胡适对李敖的博闻强记和怀疑精神表示了赞赏，1961年他得知刚刚退役的李敖经济窘迫，还专门送上1000元支票。李敖对这一恩谊铭记了终生。

然而，胡适毕竟比李敖大40多岁，还是一位社交活动繁忙的名流人物，他对李敖的“言传”不可能达到很深入的程度。真正在思想和言行上对青年李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在台大结识的哲学系教授、兼有逻辑学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殷海光。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出生于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他曾在西南联大师从著名学者金岳霖、沈有鼎，而且很早就有才子的声名。抗战胜利后，殷海光被延揽进国民党文宣部门，不到30岁就当上《中央日报》主笔兼金陵大学副教授，并获得蒋介石本人接见，可谓红极一时。但他对国民党政权在内战末期的腐败堕落大感失望，来台湾之后脱离了“党国”的宣传系统，进入台湾大学执政教席，同时继续从事公共写作和翻译。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那本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最早就是由殷海光翻译成中文的。

在学者陈鼓应的印象里，殷海光讲授逻辑学时从不照本宣科，也不点名。每学期他会列出几种大部头教科书供学生参阅，讲课时则是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这种不同凡响的作风，逐渐造成一种独特的“殷海光现象”，那就是外系慕名前来选修逻辑学课程的学生数量，一度多过了哲学系本身的学生，李敖也是因为这种缘故投入到他的门下。

在课堂教学之外，殷海光与弟子们的相处，更是极为平等，毫无师长架子。据李敖的学弟王晓波回忆，60年代初，每逢殷海光下晚课，总有一群年轻学生簇拥着他从新生大楼一路走回温州街台大宿舍，沿途彼此争论切磋，人送雅号“马路学派”。熟识的学生如果想向他讨教学问或倾吐苦闷，可以随时登门拜访，畅谈直至深夜。此后留在台大哲学系教书的李敖同学刘福增调侃说，五六十年代因为敬重殷海光的学识人品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学生，久而久之，内心竟起了类似“争宠”的心理。其中又以李敖的表现最为突出。直到自己也已经六七十岁时，李敖和老朋友们提到去世的老师，依然要强调那是“我的殷海光”，就好像小青年斗嘴，令人莞尔。

李敖在晚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回忆录中强调，他因为不以从事学术研究为目标，对胡适和殷海光的专业学问并没有下大功夫研习。这两位导师对他的影响，主要是人格和精神上的。也是由于胡适和殷海光的作用，李敖在20岁刚出头的年纪，就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人生涯。

《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在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初期，由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学者型官僚和公共知识分子共同创办的。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应邀担任发行人，实际主持者是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雷震，殷海光则是杂志编委和主要撰稿者之一。

蒋介石最初希望能通过这本杂志的发行，吸引中间派知识分子为己所用，从事反共宣传。令他没有料到的是雷震、殷海光等人却将《自由中国》变成了在台湾岛内宣讲政治自由主义、批评国民党高压政策以及蒋氏父子“家天下”的斗争工具。这就使得与《自由中国》相关联的一系列人物，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这个大旋涡当中。李敖虽然只是个小字辈，但他在研究所时代就已经被反对者视为“胡适的打手”，又和倡导重振“五四”精神、推行民主政治的殷海光有着密切往来，他的为文之路，也不可避免地要和政治发生碰撞。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李敖实际上只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那就是1957年3月刊出的《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胡适自北洋时代起，为争取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以文章为武器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在政治横逆中遭遇的波折。然而他对胡适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位前辈到了晚年，思想倾向和个人意志变得徘徊不前，甚至为了避免得罪国民党当局和文化复古主义者，在编辑新版《文存》时删掉了许多早年的激进言论，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从这篇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李敖本人思想上的气质，是公开反传统、反权威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做的事是“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这在当时的台湾文坛无疑属于异类。

幸运又不幸的是，在作为文坛新星的李敖呼之欲出之时，《自由中国》杂志和他的两位精神导师却相继遭受厄运。1960年9月，《自由中国》杂志因为公开宣扬结束一党专制、筹组新政党，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遭到查禁。主要负责人雷震被扣上“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10年徒刑。

胡适在这一事件的打击下，精神极度痛苦内疚，于1962年去世。作为《自由中国》主要撰稿人的殷海光也在国民党当局迫害下，在1966年夏天被迫结束在台大的授课。一年后，殷海光查出胃癌，经手术后仍再度发作，于1969年9月去世。

1953年，来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两位领袖雷震（左）和胡适（右）在闲谈

作为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知识人的核心发声平台，《自由中国》的被禁，意味着舆论场中出现了一种真空。胡适、殷海光两位老资格自由主义者或已去世、或被长期禁止发声，这为后起之秀李敖的登场制造了机会。从1961年开始，李敖以《文星》杂志为阵地，对已经沦为国民党御用意识形态的儒家“道统”发动了全面论战。

《文星》本来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常委萧同兹之子萧孟能与妻子朱婉坚在1957年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月刊，李敖成为该刊主要作者之后，一举将专门报道文化艺术选题、很少评论当下社会的前期办刊方针扭转过来，直指时弊，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他本人也因此声名鹊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李敖在不及三十而立之年就成为台湾的一颗文化新星，但很难将他的研究和写作归入哪种确定的类型。中年以后他著书无数，每每以“李大师”自居，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文史功底和分析水平。但在任何一部当代中文世界的文学史、史学研究史乃至政治思想史中，都很难找到李敖的位置。应该说，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专业学者或者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后者的东方对应物，有着“立功”与“立德”之心的士大夫。李敖这个人，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特殊产物，那就是文人。

所谓文人，以“立言”作为一生的志业，但并不求登堂入室、通过科举的途径谋取功名。他们要么被统治集团中的边缘势力所庇护，凭借本真的才华见地成为清客高朋；要么扬名于街坊酒肆，以绮丽生动的文字章句在市井中赢得受众。李敖在《文星》时代的一篇篇棘手评论，以至于之后以他“史料加八卦”为特色著成的一系列历史研究文集，也没有脱离这两重目标。

文人不像士大夫需要背负“立德”之累，更无须将社会上一般的道德法则奉为准则；他们诙谐戏谑、放浪形骸的举止，反而增添了传奇色彩与亲和力。李敖身上多智、多金、多情的突出特质，他对生平情史的津津乐道和自我渲染，正与大众对文人由来已久的道德宽容相吻合。登徒子式的好色无厌，放在一般公众人物身上会成为道德缺陷；唯独对本不受伦理规制的文人，反倒成为“古风”盎然的佳话。

李敖正是这样一个生活在现代的文人，并且他从60年代加入《文星》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利用现代传媒来经营自己的文人身份。按照他在晚年回忆中的说法，当时他已经过着一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潇洒生活，一面和陈诚、徐复观、胡秋原等知名人物或谈笑风生，或口诛笔伐，另一面追逐各路情人。国民党政权“副总统”陈诚在接见他时甚至认为，李敖和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是当时台湾30岁以下知名度最高的两个人。这类独特的经历和江湖传闻，使得李敖作为青年才子的形象进一步为公众熟知，也奠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说完了李敖如何开始自己特立独行的文人之路，为什么个性、行事不落俗套的他，能在小岛台湾获得容身之地，下一节我们将讲述他除了是一名反传统、反权威的斗士，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

撰文：刘怡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80期文章改编

《李敖的里子与面子》，刘怡

《陈文茜：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刘周岩

《成为李敖：一个台湾知识人的20世纪时间场》，刘怡

《“自媒体人”李敖，从作家到表演家的演变》，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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