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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一篇标题为《老年人和棒子》的长篇文章在《文星》杂志第49期刊出。全文洋洋洒洒近8000字，时而引用苏轼诗词和古典章回小说，时而借助希腊罗马典故以及俄国小说，文采斐然，显得卓尔不群。这是李敖在《文星》杂志打响的第一炮，一场席卷整个台湾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老年人与棒子》表面上谈论的是当时台湾社会的代际冲突问题，矛头却直指国民党当局在“动员戡乱”名义下拒绝政治和社会文化进步的本质。文中的“老年人”手提“莫须有”“落了伍”“不放手”这三根棒子，冥顽不化，将一切进步和革新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加以扼杀。

李敖引用美国诗人瑞斯的嘉句，辛辣地讽刺他们说：“你们老了，打过这场仗，赢过、输过，又丢下这场仗。当我们在奔跑，你们对世界的恐惧，不能把我们吓倒。”在文章结尾处，李敖更是毫不客气地断言：这一代年轻人，根本不稀罕老年人递过来的“已经腐朽的棒子”！

这些语气激烈的句子，在当时的台湾有着极深的政治意味。进入60年代，在台湾岛上已经站稳脚跟的国民党政权，一方面持续编造“反攻大陆”的神话，试图以此聚敛统治正当性；另一方面又把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时间表直接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反攻成功”之后，由一群老而不休的政客、党棍继续垄断对优质社会资源的控制。刚迁来台湾的时候，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氏父子，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中国》杂志和胡适、殷海光这样的知名知识分子还不得不稍微网开一面。而自从《自由中国》被查禁以来，这样有限的言论空间也不复存在。所以李敖作为青年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的怒火烧向的不止是抽象的“老年人”，更是整个国民党政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当局还企图借助文化保守主义以及传统道德观念加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李敖把这种现象称为“家国病”。1950年冬天，历史学泰斗钱穆在台北获得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答应从“总统府”办公费名下每月拨出3000港币，支持钱穆、张其昀、唐君毅等学者兴办新亚书院。这个新亚书院就是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在五六十年代，它在国民党“文化反攻大陆”的宣传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校园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甚至一致悬挂到1969年。

1967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夫妇应国民党当局之邀，自美国迁往台北定居

1958年，四位与国民党当局关系较好的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在香港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极力宣扬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在现实条件下同样可以焕发新生，对中国大陆推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胡适等人倡导的欧美自由主义则有所贬损。这一论调和蒋氏父子在台湾鼓吹的“传统文化复兴”“中国文化本位”等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属于纯粹的学术和思想问题，对每个人不必强求。但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这种刻意宣扬文化保守主义、把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当作“舶来品”加以否定的潮流，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

李敖的老师殷海光在1957年发表的《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就指出，或许徐复观等人主观上没有谋求政治利益的野心，但他们的宣传“和现实权力二者的方向相同，互相导演，互为表里，在客观上结成了一个反对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利益同盟。只有在这个视野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60年代的台湾会出现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它又为什么会为李敖招惹来政治上的是非。

作为这场大论战中的“纵火者”，李敖的表态，最初开始于他对胡适的追思。1962年胡适去世之后，李敖连续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等多篇文章，开始按照他的理解重构胡适的思想形象。在李敖看来，胡适在1919年以后有一大得、一大失。

所谓“得”，指的是胡适“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致力于培植“非政治性的学术基础”和“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从不“为了目的热，就导出方法盲”。胡适对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寻求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乃至民主宪政的贡献，终其一生“没有迷茫，没有转变”，如同“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

所谓“失”，指的是胡适虽然首倡“全盘西化”，但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却大开倒车，花费了太多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和辨伪上，“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迁腐不堪的境地”。他原本已经指出了“全盘西化”的正途，自己却倒退回去，终究未能在台湾这片文化沙漠中开凿出甘泉。李敖认为，在胡适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在批评了胡适的调和主义立场之后，李敖笔锋一转，终于亮出自己的锋芒。他认为，胡适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具有的最基本必要条件”，“说胡适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胡适对蒋介石百般让步，仍不能为国民党当局所容，李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如今斯人已逝，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应当盖棺论定，承认“胡适之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惊天、不可磨灭的”；同时也要继续向前，用“我们的进步”向胡适“投掷我们的无情”。

继公开悼念胡适之后，1962年春天，李敖又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这三篇长文作为投枪，将方兴未艾的“中西文化论战”推向了最高潮。这些文章随后都收入1963年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一书，可以说是李敖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代表性观点的集大成者。

在《传统下的独白》里，李敖公开指斥中国人有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热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充满谎言的“中土流传病”、小心眼儿的“不得已病”、善为巧饰的“酸葡萄病”、蛊惑人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浅薄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意识空虚的“挟外自重病”、梦呓狂的“大团圆病”、虚矫的“超越前进病”这十一种常见的落后群体性意识，而它们的根源又有四种：一是“泛祖宗主义”，被太多历史糟粕所束缚和牵制；二是“浅尝即止的毛病”，不思系统学习西方现代化，只想投机取巧、浅尝辄止；三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企图把农业社会的守旧理念原样照搬到现代工业社会；四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一味强调“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不愿下毅然革命的决心。而李敖本人为此开出的药方是“一剪刀剪掉传统的脐带……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地学，亦步亦趋地学，惟妙惟肖地学”，甚至于应当“死心塌地学洋鬼子”。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当然有点矫枉过正，甚至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色彩。李敖对中西文化做出评判时，有时也是力道有余而深度不足。但在60年代的台湾，它却在不经意间点穿了国民党当局借“复兴传统文化”“端正中国文化本位”之名，行威权统治的真实立场，立即招来了口诛笔伐。

早年曾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领有少将军衔的徐复观第一个出头，攻击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李敖马上对他做出回击，痛斥徐复观是“夸大狂的病人”“学林张宗昌”。接着，有蒋经国情报系统背景的“立法委员”胡秋原也披挂上阵，在文章中给李敖扣上“胡适的鹦鹉”“文化太保”的帽子。胡秋原甚至怀疑殷海光是李敖背后的指使者，为此编造出了一个“李敖和殷海光都是费正清豢养的美国共产主义间谍网成员”的假消息，四处传播。

1988年10月5日，曾为李敖论敌的台湾前“立法委员”胡秋原重返祖国大陆，访问阔别40年的故乡湖北省黄陂县胡家大湾和胡父创办的前川中学

为了打击胡秋原的气焰，李敖在1962年10月写出了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指控胡秋原在1933年曾经参与过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福建事变”，犯下过“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指责文人“通匪”无疑是最厉害的杀手锏；将国民党走卒胡秋原惯用的手法还击在他本人身上，可以说是李敖式的机敏。

1962年11月，胡秋原在气急败坏之下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李敖、萧孟能侵害其名誉。1963年2月，徐复观也加入战团，声称“如果和解不成”，将亲自向蒋介石举报文星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文星》一方也不甘示弱，在依据“刑法”提出反诉的同时，还邀请李敖正式出任《文星》主编。李敖乘胜追击，在1963年7月1日写出长文《为“一言丧邦”举证》，继续攻击胡秋原“不堪造就，竟然老羞成怒，老下脸皮来控告我”，甚至劝告对方“趁早投笔毁容，披发入山”，嬉笑怒骂从容自若。这种举重若轻、变正剧为闹剧的手法，此后李敖也是常常使用。

从1961年底“中西文化论战”全面爆发到1965年《文星》被迫停业，整整4年时间里，李敖以一连串文章对台湾党政要人、学界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其中有前国民党要员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具有文人与政客双重身份的胡秋原、任卓宣、郑学稼、陈启天，以及新儒家学派掌门人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一个大学毕业不过几年的年轻书生，就敢同时与这样多的知名人物为敌，并且毫不惧怕，在当时的台湾无疑属于异类。

它在为李敖赢得大名的同时，也使他迅速陷入国民党当局编织的网络之中。1965年12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98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公开质疑当局的党禁政策。5天后，《文星》杂志社与文星书店一道被勒令停业。

到了1967年，因为早年和严侨谋划偷渡大陆的事迹被特务机关知道，李敖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法庭判处1年徒刑，以软禁方式进行。不过他并没有“悔改”的意思，反而进一步掩护党外政治活动家彭明敏出逃美国，并向国际舆论透露国民党当局迫害政治犯的状况。最终，特务机关在1971年3月再度将他逮捕，并在1972年8月以“台独罪”判处10年徒刑。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荒谬的罪名，因为终其一生，李敖都以彻底的中国人自居。到了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李敖获得“大赦”出狱，实际在监狱中服刑5年又8个月。

1982年2月，因非法侵占罪被判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

《文星》时期的李敖，身份不仅限于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某种程度上，他首先是当时台湾首屈一指的出版策划人和书商。萧孟能对李敖的题材判断力和“在刀尖上跳舞”的功夫给予充分信任，于是使文星逐步形成了“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的系统运作模式。

1965年台湾共有22家出版商参加香港国际书展，共展出图书1782种、27400册。其中文星书店虽然仅占210种，实销数却多达24535册，接近台湾参展图书总销量的九成，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962年李敖与胡秋原的笔战，因为情节曲折、花絮不断，直接将《文星》的单期印量由4000册刷新为7000册，对其他图书也有助推作用。之后李敖曾自得地承认：“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32坪（约105.7平方米）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

除去对经济富足的追逐以外，从少年时代起，李敖就乐于结交社会名流、政客豪绅，以拓展自己的关系网和知名度。李敖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反威权斗士形象，究竟有几分是时势造就，几分又是他精心“运营”的结果，耐人寻味。

《文星》时代他的密友中，居浩然是国民党元老、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子，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则是北伐时期的国民党老党员，曾长期掌控“党国”宣传机关。这些国民党元老的权势虽然未必如日中天，毕竟有资历与声望在握，即使是蒋氏父子也须留出几分情面。公众名望、社会关系与高官长辈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缓冲，使李敖纵然不得不频繁出入法庭，却很少有断送性命的忧患，形成一层隐性保护罩。

同样由时势造就的还有台湾政坛从70年代开始的“吹台青”进程。进入70年代初期，蒋经国自知长期经营台湾已经是必然的举措，因此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日益倚重本省籍青年人士。而李敖当年曾经就读、他的父亲也担任过教职的台中一中恰恰是一所本省籍学生占大多数的名校。50年代曾与“李大师”同窗就读的发小，有多位逐渐升任中高层官员，李敖的父亲李鼎彝的学生也有不少已经平步青云，对当年的小弟李敖多少会手下留情。相比其他白色恐怖受难者，李敖纵使一度身陷囹圄，实际处境依然要好得多，不会有真正的性命之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80年代初李敖的再度入狱，究竟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再度迫害，还是财产纠纷所致，成为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1977年4月，自称“不按牌理出牌”的萧孟能为了逃避文星书店结业后积欠的债务，与李敖签下君子协定，将自己名下的字画、书籍、古董、家具托付给李敖保管，对外宣称是清偿两人之间的债务。

1979年10月，准备前往智利躲债的萧孟能又与李敖签订一份协议，委托对方代管“在台个别或共同之全部与金钱财产有关事项”。然而到了1980年2月，当萧孟能与女友王剑芬由智利返回台北，却发现住宅大门已被李敖更换门锁，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归属王剑芬的另一处房产也被转移至李敖的新婚妻子胡茵梦名下。1981年，萧孟能以非法侵占罪对李敖提起诉讼，使李敖再度入狱6个月，但财务仍未能全数索还。随后数年间，李敖屡次雇佣记者、私家侦探和律师，对萧孟能、王剑芬施以层出不穷的“捉奸”恐吓和法律诉讼，终于迫使萧孟能“自承怀疑之错误，并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继而远走海外，最终于2004年病死在上海。

整个80年代，李敖继续以政治评论家和出版商的身份出现，继续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笔伐”事业。他自办“李敖出版社”，印刷《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丛书，还出版了六卷《蒋介石研究》，以史料为依据，戳穿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自我美化和包装。尽管这些书籍在当时的台湾屡屡被查禁，但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中竟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生财有道的李敖，也得以在1977年就买下台北敦化南路金兰大厦的豪宅。从这层意义上说，尽管李敖时常标榜自己的清高，但他一直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并且迷恋这种生活。

这一节讲述了李敖如何掀起席卷整个台湾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如何在论战中精心“运营”自己反威权斗士的形象。下一节我们将为您讲述他如何在电视脱口秀中大放异彩，并再次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

撰文：刘怡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80期文章改编

《李敖的里子与面子》，刘怡

《陈文茜：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刘周岩

《成为李敖：一个台湾知识人的20世纪时间场》，刘怡

《“自媒体人”李敖，从作家到表演家的演变》，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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