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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台湾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蒋经国的去世以及1987年底“戒严时期”的结束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报禁、党禁解除之后，政治体制走向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短短几年间，“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标已经开始朝“加速缔造新体制”的全新进程过渡。以国民党政权的抵抗者和批评者形象活跃了近30年的李敖，在这时也面临一个现实抉择：究竟是就此退出舞台中央，还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台湾政治转轨的那几年，李敖依旧延续了他作为战斗者的人设。作为党外运动的老大哥级人物，他出钱出力运作各派力量对国民党当局实施逼宫，迫使继蒋经国之后出任国民党领导人的李登辉为民主化进程提供空间。

与此同时，他也继续着力于颠覆党化宣传的出版事业，撰写了《蒋介石评传》等盘点蒋氏父子“黑历史”的新著。用他本人最喜欢的两句陆游的诗来说，他那时的作为，可谓“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在嬉笑怒骂中对已经成为历史的蒋介石、蒋经国进行“鞭尸”，大出了一口恶气。

但在另一方面，台湾社会的整体氛围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动员戡乱”时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同仇敌忾针对的目标就是国民党当局。但随着政治转轨进程的深入，这种共识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党外活动家开始自己尝试运作政党活动，进而介入选举、参政等更加程序化也更加波澜不惊的活动。同时，激进本土意识的上升也带来了“台独”的蓬勃兴起，使得许多秉持大中华意识的知识分子不愿与其为伍。对李敖来说，激扬文字、鞭挞威权政府的历史使命到9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完成，他的作品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下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敖在正在发展的电视事业中看到了机会。1993年8月，台湾地区“行政院新闻局”公布了新的《有线电视法》，对民间开放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申请。在那之前，整个台湾只有三家具有政府背景的无线电视台，称为“老三台”。

而新法公布之后，短短半年内就有超过200家公司申请开设新的有线电视频道。富有画面感的电视节目开始逐步取代纸质报刊，成为台湾民间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平台。而为了在群雄逐鹿的局面中提升收视率，由前“立法委员”周荃创办的“真相新闻网”在1995年秋天亮出奇招：为李敖这位早已声名在外、同时又有着极好口才和旺盛表达欲的名人量身打造了一档政治脱口秀节目《李敖笑傲江湖》。

今天，互联网上依然可以搜索到《李敖笑傲江湖》早期的片头视频。数字闪烁的10秒倒计时之后，“真相新闻网”的台标转换为李敖在金兰大厦家中偌大的书房里穿梭的画面。镜头扫过李敖整架的藏书和著作，停留在他叉腰观看书房里的一幅题字的情景；主人公回眸一笑，镜头拉近到脸上定格。下一帧时，李敖已端坐在演播室的讲台之后，一身红夹克在黑色背景前显得极为扎眼。他抑扬顿挫地说道：“李敖笑傲江湖，又来了。”

红夹克、资料箱、一气呵成的录制流程，这是当时担任李敖节目执行企划的王淑娟对这位名作家的主要印象。回忆起李敖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为“名嘴”的经历，今天已经升任三立电视台节目部副总经理的王淑娟依然啧啧称奇。《笑傲江湖》出炉前，李敖只在新闻谈话节目中担任过嘉宾；但一待他本人成为主讲人，立即把整档节目变得极为个人化和极有辨识度。像过去写作专栏文章一样，“李大师”会先抛出一个小故事，随后把故事放在自己的历史观里解读。待转入正题后，则用丰富的史料和证据佐证自己的观点。而自吹自擂的夸张和带点“颜色”的段子就夹在其中，有如川菜里提味的辣椒。每次录制三期节目，制作方甚至只用提供一杯水。

展示实物证据，是语言风格之外，李敖的脱口秀最鲜明的特色。他在演讲时，桌上立一块板子，上面放他搜集来的资料，他拿一把裁纸刀做教鞭，向观众展示、讲解他标注过的证据。王淑娟回忆说：“每次来录节目时，李大师都手提一个皮包，包里永远鼓鼓地塞满资料。每集节目都有清楚的主题，这些资料就是他从不同书籍里搜集的材料，以及证明自己所言不假的证据。”这种独特的表现风格，源于李敖青年时代在台大历史系形成的学习和思考模式。王淑娟印象很深的是，李敖在金兰大厦的书房，规模不亚于一个小型书店，一二百平方米的空间里，看不到墙面，每个角落都被书籍占满。除了收藏用书外，每本书都被李敖加以“肢解”，按自己的逻辑重新分类好，作为节目素材。这使得李敖脱口秀的信息量大大超出了当时一般的新闻报道。

陪伴李敖录制《李敖笑傲江湖》的王淑娟

游本嘉曾经在香港凤凰卫视担任过李敖的节目制作人。他回忆说，李敖的书房里并排摆着四五张写字台，他写文章需要引用不同的著作，一张桌子放不下，就把不同类型的材料堆在不同的桌子上，需要用什么材料，就到特定的桌子旁去写。

一直到年近70岁时，但凡要到摄影棚录制节目，李敖依然会带上一个旅行箱，其中整整齐齐摞着三堆书刊和打印文稿，那就是他录制三期脱口秀所用的素材，完全由他一人整理出来。

观点犀利独到，风格又极富煽动力，《李敖笑傲江湖》开播之后，立即成为真相新闻网的明星节目。每期节目一经播出，往往在传媒圈甚至政坛引发轰动，反响异常惊人。从1995年到1999年，《李敖笑傲江湖》录制超过了1000期，是台湾地区首档期数破千的个人脱口秀节目。

随后该节目更名为《李敖秘密书房》和《李敖颠倒众生》，由不同的制作方继续录制播出，直到2001年才停止。这也是李敖在台湾电视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名嘴”的身份为他过往的作家形象做了新的加持，甚至促使他投身政坛，把政治也变成了个人表演。

真相新闻网的创办人周荃，90年代初曾是国民党内部反对台独、主张改革的团体“新国民党连线”的成员。1993年，这个团体宣布组建独立政党“新党”，几位主要成员和李敖私交甚笃。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新党为了挽回影响力下降的颓势，亮出奇招推举并非该党成员的李敖作为“总统”候选人，虽然最终仅仅得到0.13%的有效选票，却使李敖大出了一把风头。因此到了2004年，李敖干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在台北市参选“立法委员”，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一个席位。三年的“立委”任期内，他在“立法院”时而释放催泪瓦斯，时而展示大幅裸照，自称是以“大流氓治小流氓”，把政坛也变成了个人表演的秀场，成为台湾独一无二的奇观。

然而过火之处，不免近于癫狂。在通过出位的个人表演赢得了知名度“第二春”的同时，李敖也在渐渐透支中年以前苦心营造的神秘感和个人光环。现当代文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认为，李敖的表达风格形成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环境下，只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犀利言辞能够激起知识界和一般民众的关注。

但在21世纪初的台湾，政治转轨已经完成，以抽象的政府为对象的批判失去了“敌人”。言论空间高度自由的传媒市场在事实上走向了娱乐化，而李敖既然主动投入这个名利场，自然也必须承受新陈代谢的规律。到2008年他的“立委”任期结束时，90年代那种说书式的脱口秀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不再受宠。

不仅如此，不愿服老的李敖似乎由衷渴望永远停留在舞台中央。2004年意外当选“立委”之后，他的政治表演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7年间又两度出征“立委”选举、一度参选台北市长，甚至闹出过宣布退出政坛却又很快食言的风波。

在这几次选举活动中，李敖从未进行过一般的拜票、宣讲流程，依然是以他我行我素的风格对其他候选人大放讥讽之词。尽管他的中国文化情结和赞成统一的立场，客观上起到了打击“台独”气焰的效果，但夸张放诞的表演不免让一般民众怀疑他究竟是真的关心台湾的前途，还是要维持个人曝光率。他视台湾政坛大大小小的“巨头”、名人为小丑，自己却也在不经意间被标签成了一个不那么好笑的喜剧演员。

在这一背景下，李敖的注意力开始发声转变，转向了他曾在文章中屡屡提及、却暌违多年的祖国大陆。

2004年，立足香港、面向大陆的凤凰卫视中文台有意打造一系列以台湾时政和历史为特色的谈话类节目，第一批找上的便是在台湾电视圈已经建立知名度的赵少康、陈文茜和李敖。其中的《李敖有话说》这一节目，延续了《笑傲江湖》时代一人包办、嬉笑怒骂的风格，在两年又九个月时间里一共播出了735集。担任节目制作人的游本嘉回忆，当年他每周在台北为李敖录影两次，每次录制三期共60分钟的节目，再经网络传到香港和深圳制作后期。录影时李敖一无提纲，二无讲稿，把资料排好顺序就开始讲，内容涉及历史、文化、政治、军事、时事，700多集从未重录过。李敖的博学和专注，时隔十几年依然让游本嘉感到记忆犹新。

《李敖有话说》封面

游本嘉和另一位制作人鲁滨都留意到，凤凰台时代的李敖在言论尺度和观众的反应之间，小心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他十分重视观众在互联网上的反馈意见，甚至故意在敏感问题的“红线”附近制造话题。例如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时，李敖对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官连骂九集，鲁滨认为这就是揣度观众心理的表现，“那个时候观众最想看的就是这个”。另一方面，通过这类特立独行的言论，李敖多少也在拓展公共言论的边界。他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描述，在使部分读者产生最初的不适感之后，渐渐也认同了他的某些观点。

《李敖有话说》的大受欢迎，是“名嘴”李敖最后的黄金年代。乘着这股东风，2005年9月，凤凰卫视为他安排了一场历时12天的“神州文化之旅”。“李大师”终于回到了告别56年的中国大陆，他辗转北京、上海、香港三地，寻访故地，还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高校演讲。他的表演技巧和发起话题的能力在大礼堂里展露无遗，这是李敖在大陆公共媒体上曝光的顶峰。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认知时间差，使他拥有了最后一段黄金时代。

李敖在北大演讲

但这也是晚年李敖硕果仅存的高光时刻了。2006年12月31日，《李敖有话说》因为与出品方存在分歧而停播。2009年11月，74岁的李敖以一部《议坛哀思录》宣告退出政坛，同时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将“把余生的主力，用在永恒的、世界性的文学作品上”，延续1991年撰成《北京法源寺》、2001年写出《上山·上山·爱》以来的探索，专注于推出“顶尖的书”。至于纠缠半生的政治、历史话题，不管是台湾与大陆，都已被他抛却，当世之人的毁誉，他也不以为意。总之，他的“人生方向，显然已经意不在此。要更朝前走了”。

但到了2011年4月，当李敖口中的第六本“顶尖的书”、长篇小说《第73烈士》印刷时，读者却发现全书主题非但没有抛却和国民党的半世恩怨，反而将80年代令李敖文名复起的“李师科案”冷饭重炒。即使是最友善的评论家，也只能承认这本新书是为20年前的《北京法源寺》加上了一部大号附录，毫无突破性。

很难说李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成为了50年前他曾经批判过的那种“老年人”。70年代他在国民党黑牢中构思《北京法源寺》的故事原型时，决心要用一部书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心路历程写尽。用李敖自己的话来说：“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此后由田沁鑫导演根据该小说改编创作的同名话剧大受欢迎，可见全书的思想性和丰富性。但李敖似乎并不能像他笔下的主人公谭嗣同、熊十力一般超越世俗名利，他想要的太多、太杂。2005年第一次到访现实中的法源寺时，李敖曾挥笔题词：“物我两忘，人书俱老。”只是在他那沟壑万千的胸怀中，“物”与“我”有时候都太重了。

2005年，李敖第一次到访法源寺

李敖生前好友、也是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茜认为，李敖奚落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但他本人的情绪也是充满挫败感的。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时时沉浸在一种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中。青年时代身陷黑牢的经历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和不安全感，使他有时必须以锱铢必较、放浪形骸来自贬。

陈文茜评论说：“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晚年李敖依然要奋身跳进泥潭，在娱乐化的名利场中周旋。他并非不清楚自己的窘境，为此曾经规劝陈文茜说：“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而浮华褪去之后，晚年李敖在精神上依然是愤世嫉俗，甚至形影相吊、缺乏理解的。

不过李敖最终还是选择了以一种更加喧闹、浮夸的姿态离开这个世界。2017年6月，在确诊罹患脑肿瘤之后，他委托经纪人郑乃嘉公布一封“告别信”，公开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要邀请上百位“家人、友人与仇人”参与一档特别电视节目《再见李敖》，在万众瞩目之中迎来生命谢幕。这项动议虽然未能成行，却足以使“李敖之死”再度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从这个角度看，当他在2018年3月18日最终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时，的确达到了期望的舆论效果：在他之后的台湾，很难再有这样独特的“中国式文人了”。

撰文：刘怡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80期文章改编

《李敖的里子与面子》，刘怡

《陈文茜：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刘周岩

《成为李敖：一个台湾知识人的20世纪时间场》，刘怡

《“自媒体人”李敖，从作家到表演家的演变》，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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