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珂
2020-07-20·阅读时长5分钟
三联中读的朋友,你好,我是沈珂,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在这一节中,我将和大家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打开《第二性》的阅读,那就是文学的方式。
在前面的分享中,我们曾经提到,《第二性》在法国的品类属于“随笔”,或“论著”,但若你手边有郑克鲁先生翻译、201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I、II》,封底的“上架建议”后明确写着:外国文学作品。在我们分别从哲学的维度和女性主义的维度对《第二性》作了一些阐释之后,我们便会有这样的疑问:《第二性》能被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和阅读吗?《第二性》具备文学性吗?

答案当时是肯定的,不要忘记,波伏瓦是且首先是一位作家。我们看到,在对“女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整个论述中,除了事实的依据,波伏瓦穿插了大量小说作品中对女性人物的描述、女主人公的心理、经历,尤其在第二卷“实际体验”中,无论是在论述女人从童年开始如何被表象地赋予“自我”而实质地沦为“绝对他者”,还是勾勒女人的状况和处境,即在经济、社会、历史的制约中无法摆脱“永恒的女性”身份,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现实,波伏瓦摘取了众多小说作品中的片段,如左拉、柯莱特、、季洛杜、施特克尔、玛丽·韦布、罗莎蒙德·莱曼等等的小说、还有像弗朗西斯·雅姆等诗人的作品。


如果说大量的小说片段引用从宏观上赋予了《第二性》一种文学的依托,那么本节,我们将从更微观的层面,重点从描写、叙事两个角度一起去发现《第二性》的文学性。
描写与叙事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而言,犹如双翼,缺一不可。说到描写,大家很容易想到,如人物描写,包括人物的外貌、动作、心理等,还有景物描写,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第二性》也不乏有意识的描写,尤其集中在勾勒人物的形象上。波伏瓦在“独立的女人”一节中,论及了女性想要获得超越性的自由的艰难,她这样写道:
“今日少女可以独自出门,在杜伊勒里花园闲逛,但我已经说过街道多么仇视她:到处有眼睛和手在窥伺她;不管她是昏昏然地漫游,胡思乱想,不管她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点燃一支香烟,还是独自上电影院,随即便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与相对直白、枯燥的论述相比,这个片段显然更具诗意。那么如何解释波伏瓦在论述的过程中插入了这样一个具有极强画面感的少女上街的片段呢?这个片段所构成的画面说到底其实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街上闲逛、在咖啡馆露台上点烟、独自进电影院的少女,另一部分是充满敌意的目光。街道、咖啡馆的露台、电影院,这些无非都是社会处境的具化而已,象征少女的这个“她”的出场、存在,始终处在境遇之中的,从未也无法脱离处境而存在,这是其一;其二,遭遇敌意,发生不愉快事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她”作为个体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而是“她”作为少女这个存在在这些特定的境遇中遭到了来自社会的阻碍和限制。这也正好充分契合了波伏瓦的观点,即社会习俗强加给女人的局限,限制了她通往超越性的自由活动,限制了她对世界的控制。“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也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阐发。当这个“她”以处在境遇中的人物呈现,而不是以其反映本质的个性特征而呈现时,这个“她”就可能是你,是我,是每一位经历过少女时代的女性,那么这个少女本身便具备了普遍性的意义。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学的表达形式,构成哲学与文学最和谐、最美妙的相遇。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以后的阅读中发掘更多类似的片段。
描写之外,在《第二性》的叙述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波伏瓦作为作家、作为小说家的印记。在“从成熟到老年”一章中,波伏瓦指出,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危险的年龄”到来时,女人往往有不适感,而这种不适并非因为身体本身,恰好相反,身体会更轻松、更没有负担,而是由身体变化而引发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意识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步入老年的女人,而其中对忘我的、忠诚的、献身的女人造成的冲击更大。她们与自恋的女人不同,她们不会过于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因此当有一天突然发现身体的变化,发现美与青春已离自己远去时,她试图作出改变:“生命只有一次,这是我以前的命运,如今我成了这样!”波伏瓦在这里用了一个直接引语来宣告献身的女人的重生。这是整部作品中唯一一处以直接引语的形式插入到论述中。
如果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既可以是叙述者也可以是被叙述的人物,那么论著中出现的人物基本表现为论述对象。如《第二性》,作者波伏瓦与她所论述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论述者与论述对象的关系。但显然,这里直接引语的运用,人称上的变化,意味着波伏瓦在这一瞬间打破了哲学论著在表达上的陈规,跳出了人物作为对象的固有模式,将“她”的体悟投射到“我”的身上,换句话说,这里,波伏瓦以这样一种方式代言了这一女人群体,直抒了她们改变既有命运的渴望。但在现实面前,她们很快败下阵来,尽管“她离开了自己幽居的地方,摆脱了自己的计划”,但“她突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面对着自己”,“她的身体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她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欲望,将永远也不能实现了”。面对生活强加给她的狭隘限制的惊惶,意识到作为女人,多少被动地经历了命运,可她却没有发现自由而有效的行动引领她走入新前景,于是,“她转向了过去”,她回忆过去本可以怎样,付出努力,想阻止时间前进,以“一种古怪的、不连贯的、徒劳的形式”,却“只用来象征性地弥补过去的错误和失败”。
波伏瓦重回用第三人称的叙述,重又拉开了与人物、或者说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从第一人称的宣告改变,到第三人称的现实境况下的惊惶与无奈,再到同样第三人称的对虚假努力的揭露,颇有一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味道。而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的自由切换,叙述人称上的灵活转化,将波伏瓦既有同情又不乏批驳的矛盾情感表露无遗。尽管波伏瓦本人曾表示,“《第二性》我直截了当地阐释我的观点,我是站在人类学、科学的立场,并没有涉及任何个人经历或融入个人情感”。但显然,她的文字违背了她最初的设想。但又有何妨?

我们的阅读经验一定会为我们区分对文学阅读和哲学阅读的不同期待,文学,是享受文字带来的愉悦、获得想象带来的快感,感受生命中的多样化的存在方式;而哲学,正如卡尔维诺指出的那样,是“将存在的多样性简化为由普遍性概念之间关系构成的一张蜘蛛网,并且确定了规则”,因此引领我们进入对普遍化的概念、规律、逻辑的思考与理解中。但在对《第二性》文学性的挖掘中,我们欣喜地发现,游走于哲学与文学之间,又何尝不是一种不一样的、兼具理性与诗意的阅读体验!
好,这一节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在下一节中,我会跟大家谈谈东方视角下的波伏瓦。在中国的语境下,波伏瓦的形象是如何被定义、被确立的?标签化的形象背后是不是存在着误读的可能?我们下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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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多年来从事波伏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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