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世骏。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是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欢迎和我一起走进20世纪十大思想家。

这一讲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交往理性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的一些工作。

我今天要讲的哈贝马斯，大家都知道他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大概最权威的阐发者，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非常重要的代表。但是他作为哲学家，为社会学的概念作了哪些论证？在这样一些哲学的论证基础上，他的社会理论有哪些我们还不一定特别了解的理论内容？这些理论内容背后有哪些当时的社会文化、包括他个人经历的背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出生于1929年6月18日。去年6月19日，这位刚过了九十岁生日的德国哲学家，在他担任荣休教授的法兰克福大学，做了将近90分钟的演讲。大约3000名听众挤在一个演讲大厅和五个直播教室；讲演到一半还响起了消防警报，大厅里的讲演者和听众只好匆匆撤离，弄明白是虚惊一场以后，时隔20分钟演讲才继续进行。演讲的题目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哈贝马斯通过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三位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一些艰涩文本的解读，不仅讨论“道德”（Moralität）和“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之间关系这样的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讨论当代人们面临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上，尤其在金融资本强势、福利国家动摇、认同政治凸显和民粹主义盛行的当代欧洲，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难民危机、债务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等等挑战。

这位在九十岁时能做九十分钟那么“火”的演讲的哲学家，我们陪着他散步，会让我们看到哪些风景呢？

下面我围绕以下四个问题，介绍哈贝马斯的工作。一个是“现代性向何处去”，第二个是“理性主义何以可能”，第三个是“关于‘应当’的问题能做理性商谈吗”，第四是“哲学家在公共领域能够和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现代性向何处去？按中国人的说法，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现代化向何处去？”

“现代性”听上去只是一种状态，而“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是一种与“前现代性”（传统社会，现代性以前的社会状况）不一样的，也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社会状态；但哈贝马斯强调这种状况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仅是一种静止状态，强调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而并非已经终止或已近尾声。他有一篇关于现代性的著名讲演，题目就是：“现代性——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

那么，哈贝马斯为什么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他觉得这个“规划”迄今为止实现得怎么样？他认为这个“规划”怎么实现才好呢？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认识，与他的少年经历有关。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纳粹于1945年倒台的时候，他16岁。也就是说，他的年龄让他对纳粹时期有一些感性认识，但还没有多少理性认识；他的年龄让他被迫在军训时扛枪甚至差点上前线送死，但他还不必像他父辈那样，要为自己在战争期间作出的任何选择承担个人责任。

但德国解放后对纳粹罪行的揭露和审判，让哈贝马斯极为震惊；纳粹罪行之野蛮与其犯罪手段之先进之间的反差，让他极为震惊；纳粹倒台数年之后，他非常崇拜的一些大学者却依然对他们先前的纳粹言行毫无悔意——这些学者的学问之大与其思想盲点之深之间的强烈反差，更使他极为震惊。

这样的少年经历对哈贝马斯此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活动，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1966年的一个广播讲座中曾说，“所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奥斯维辛永不再来”；哈贝马斯之所以关注现代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动机也可以说是要“让奥斯维辛永不再来”。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认识，与他的记者经历有关。哈贝马斯在1954年2月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有点厌烦学术工作尤其是哲学工作，于是就去做了两年自由撰稿记者。哈贝马斯这段经历与马克思有点类似；1842年到1843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要报道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以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需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这就促使他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去研究国家和法的上层建筑与物质生活和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同样，在两年记者职业生涯当中，哈贝马斯对社会现实问题做了比较仔细的观察，从交通控制规则，公务员考试程序这样的具体问题，到工业流水线技术和泰勒制管理的运作这样的比较宏观的问题，又到科学技术在生产工艺中之运用的两重性、社会科学在生产管理中之运用的两重性，以及消费欲望得到满足之方式的两重性这样的更加宏观的问题。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认识，与他受到马克思著作的影响有关。从哈贝马斯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理性化的辩证法》的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他那时已经对马克思有关贫困化、异化等论述相当了解，对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1844年的“巴黎手稿”，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57-1858年的“伦敦手稿”，相当熟悉。哈贝马斯有一个“头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2011年他访问上海时还专门访问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并为该中心的刊物《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题词：“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始终是一条通往将来的道路。我希望《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始终忠于这个宗旨，严肃地向一切新的和具有挑战意义的事物开放，同时不忘过去。”

哈贝马斯还有一个“头衔”叫“批判理论家”，他被称作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传统”的最重要代表者。哈贝马斯的这个定位虽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但其更直接的参照系，却是他于1955年开始加入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有浓厚兴趣的富商捐助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机构；在1931年麦克斯·霍克海默尔担任所长以后，他和阿多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里奥·洛文塔尔、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等研究所成员致力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跨学科的批判性的研究。

纳粹上台前后，该研究所成员们纷纷流亡国外，后来于1934年落脚于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学者们在这个时期的工作逐渐被称为“批判理论”；他们像马克思那样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但吸取麦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着重研究技术社会、文化工业、大众心理等马克思本人并未关注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二战结束以后，社会研究所搬回法兰克福。

1956年2月哈贝马斯加入该所，起因是当时的所长阿多诺注意到了哈贝马斯1954年的那篇文章《理性化的辩证法》，觉得它与自己同霍克海默尔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很相近。哈贝马斯自己后来说他写那篇文章时其实并未受到那书影响，但这种“不谋而合”似乎更能证明，哈贝马斯与该所的批判理论传统的缘分不同寻常。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那时虽然很重视包括大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等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对实际的社会运动产生影响。只是到了1960年代中期，学生运动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北美国家风起云涌，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批判理论传统有关的那些学者的著作，包括战后没有回德国而留在美国的马尔库塞——他在中文读者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单向度的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这个说法才出现。

长话短说，“现代性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以说也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所关心的问题，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是这个学派之所以到现在还那么受人关注的重要原因。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看法，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哪怕不再像十九世纪那样通过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贫乏的消费能力和动荡的就业机会而表现其弊端甚至罪恶，但仍然不仅用繁重或单调的生产过程压抑人性，而且强化其把一切价值还原为经济价值、用牺牲其他价值来增值经济价值的特性，把教育、文化和家庭等领域也置于金钱力量或市场规律之下，因此仍然具有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性质。

第二，战后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理由是保护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受市场法则的全盘控制，使人们不至于因为自己的疾病、失业、年老等因素而无依无靠、失去尊严，但政府管理部门在为公民及其家庭提供福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从而是让人们的生活受金钱以外的另一种强制力量即权力的控制。

第三，但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上述“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不等于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全盘否定，不能把作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之现代化成果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现代道德和现代艺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一同抛弃。

第四，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及与此先后出现的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不仅表明当代社会存在种种弊端需要改进，而且表明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克服这些弊端的社会力量，存在着找出新的更加合理生活方式的成功可能。

上述观点都浓缩在哈贝马斯的著名命题“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当中，这个命题的核心意思是，不要以为现代性已经完成了，它其实还有很多缺陷；但也不要以为现代性已经完蛋了，它其实还可以做进一步推进。

要具体说明在什么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既没有“完成”，也没有“完蛋”，我们必须转入对哈贝马斯理论中下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理性主义何以可能？

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里。这一节的音频当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到文稿中查看。接下来我们会讲：理性主义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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