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以侃，欢迎和我一起重返文学的正典时代。

最后这节，我想照着自己的思路，随意地聊一聊这样一个问题：王尔德在巴黎一家破败旅馆中离世，一百多年后，为什么他还如此生机盎然地留在我们中间？我还记得陆建德老师在“遇见文学的黄金时代”有一篇总序， 说文学是条长河，它其实不能划分流派和时段，还特意提到王尔德，说他的人物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内心更丰富，语言真真假假层次更多，自然就延续到了后来的现代主义。这当然都说得很好，王尔德逮着什么颠覆什么的劲头，自然也是天才般的先知，预演了后来的后现代和解构。但文学流派和思潮是不能代替写作的，比如纯粹的后现代写作，自己都过时了，但王尔德似乎依然是新鲜的，作家的生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伦敦那帮文人团体，其中有个大人物叫Edmund Gosse，埃德蒙·高斯，大翻译家、大评论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也算是王尔德的崇拜者，1910年写了本书叫做《纪念王尔德》，Edmund Gosse先生跟纪德时常通信，那时候说，王尔德自然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家。当时对王尔德这样轻蔑的态度并不罕见。后来，被时光遗忘、被岁月痛击的自然是Gosse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他那四五十本评论各路文学的皇皇论述已经被完全忘记。

▲Edmund Gosse肖像照，现藏于大英肖像博物馆

1983年，企鹅出版了一本他的家庭回忆录《父与子》，直到今天还在卖，算是一部小小的经典，一个评论家在那个版本的序言里这样宣告：

“Gosse的弱点就在他的唯美主义……当文明遭遇‘一战’这种无理性的屠戮时，他那种对待文学的享乐主义姿态就举步维艰了；它完全没有办法处理那种动荡，因为说到底，唯美主义自己也更多是疾病的症状，而不是解读或矫正。在变化的环境中，Edmund Gosse的轻盈与其说是敏锐，倒不如说是无力；在文明遭遇危机的时候，极度的精致成为一种肤浅。”

当然我们今天再看这段话，至少是过时的，至少Gosse的问题肯定不是出在唯美主义上，大家放逐了Gosse那些文学评论，只是因为它们写得不够好。亨利·詹姆斯说Gosse有不准确的天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对于我们这些喜欢王尔德的人，到了2018年，还会到处见到王尔德，还有那么多的新书要读，新电影要看，肯定不只因为王尔德写得好笑、好玩。

当然他首先的确是好笑、好玩的。还在我读书的时候，当时有人讨论，当代王尔德是谁。我查了一下，正好是十年之前。当时最让人信服的人选似乎是美国人Gore Vidal，戈尔·维达尔，他也是个全能型的作家，写了一大排厚重的美国历史小说，是高产的评论家，还在电视上说了很多关于美国社会的金句，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他那时跟美国大小说家Norman Mailer，诺曼·梅勒，结了宿怨，每次都在节目里吵得很凶。正巧，跟当年那位昆斯伯里伯爵有点类似，梅勒也把自己当成一个拳击手。有次在一个社交场合撞见，场面失控，梅勒挥拳正中维达尔面门。维达尔说：果然你还是用不好文字。

▲Gore Vidal, 1986

戈尔·维达尔当然也写过王尔德，他说，王尔德的问题是他不需要分析和解读。你只需要去读他、听他就好了。……他说王尔德创造了一部完美的戏剧，这部戏不关于任何事，又是关于一切的。（这当然指《不可儿戏》）当王尔德真的写得好的时候，他的那些笑话不需要解释。我们只需要笑就好了，同时感到困惑，为什么像这样优美到无瑕的文字表演，再没有见到第二个人可以将它维持这么久。

我一开始就引了一段博尔赫斯，替王尔德那种“漫不经心的喜悦”感到惋惜，觉得那种表面上浑然不费力的完美对他是种伤害。但博尔赫斯在那篇文章里还做了一个论断，多年来我时不时就会想到和用出来。博尔赫斯说：“多年来阅读王尔德，重读王尔德，我发现了一个事实，而王尔德的歌颂者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这个事实既简单，又是可以验证的，那就是王尔德几乎总是对的。 ”

这么说来，一个作家，他写得又完美、又好笑，还总是正确的，我们还能再要求他什么呢？

我可能要拖着大家再陪我回一趟学生时代。在英格兰，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当代王尔德人选，叫Stephen Fry，史蒂芬·弗莱，后来这个人在中文网络里也有名声，被喊成油炸叔。他是同性恋，也是无所不知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写过很好的书，向大众介绍诗歌的写法、希腊的神话，但他最有名的可能还是作为演员，以及在电视上讲聪明有趣的话。作为王尔德的忠实粉丝，他还演了王尔德一部传记片里的王尔德，真是此生无憾。史蒂芬·弗莱自己是很时髦的，大概十几年前，他是最早一批做Podcast的名人、文化人，里面就有一集是关于王尔德的。我那天搜了一下，那一集的标题被我认出来了，一见如故，叫《墙纸》，勾起在资源匮乏的年代，我在不同场景中反复听这期节目的记忆。只可惜Fry官方网站上的音频播不出来了，我也没有认真再找，因为他里面我要用的两个东西，记得很清楚。他好像简略介绍了王尔德生平，因为Fry那时正好在拍周游美国的纪录片（又是效仿王尔德），所以他多聊了一些王尔德在美国的故事。

▲Stephen Fry

当时有个记者问他：“王尔德先生，为什么美国这么暴力呢？”当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可能是当时西方现代文明里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王尔德答道：“美国之所以如此暴力，是因为你们的墙纸太丑了。”乍听起来，这句回复自然太轻佻、太讨厌了，但就像博尔赫斯说的，王尔德又是对的。Wallpaper，墙纸，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任何我们日常用到、看到、听到的东西，你对它们的美学要求，也就反映了我们如何期待生活。这种要求和标准自然可以放在语言上，我们不过多讨论时事，但当一个国家最高的政治人物整天在用极其低劣的语言表达极其低劣的意思的时候，它和国民的日常生活有一种内在联系。

好的警句，好的俏皮话，听过了很难忘记，不止因为它们把语言排列得很精致，主要是当它们击中我们的头脑，那些因此高兴起来的脑细胞，和负责用直觉理解真相、理解美的脑细胞大概是同一批。说到美国的当代王尔德，Gore Vidal，他有一句并不出名的话，我却不知怎么一直记得。那是他一篇比较随意的散文，叫On Prettiness，也就是“论好看”，“谈谈漂亮”，他说：“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如此相对主义的世界，一个人眼里的美女是另一个人眼里的野兽。这就意味为外表丑陋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比方说，现在要是一个舞台上的明星要比观众里最其貌不扬的人长得好看，这不仅残忍，甚至是种冒犯。”这当然在事实层面完全经不起考验，但它又是那么准确，仿佛在描述数十年后在全世界线上和线下发生的事。就是对话的参与者越积越多的时候，对话的内容会越来越粗浅，思考也越来越直白；大家会对精致的、华丽的、复杂的、危险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保持猜疑，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是堪忧的。这就是在王尔德的审判庭里发生的事，大家只问一件事，你到底是不是个鸡奸者，然后为自己选对了立场而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这也是今天很多文艺讨论中发生的事……纳博科夫到底有没有萝莉情结……卡列尼娜真的是死有余辜……

但就像王尔德说的，真相很少纯粹，也从不简单。现代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一件乍看上去完全失实的东西，让你更能睁开眼睛去寻找真相。又要重申一遍，是因为即使是艺术家自己，也很容易忘记，他们的职责不是颁布日常生活的法典、守则，而是去骚扰、震动、启发。

最后落到的这一点之前也预告过，刚刚发表了一大通虚无缥缈的论断，这时再提出这一点不免显得眼界狭隘，我只是想提醒一句，我们不要忘记王尔德是爱尔兰人。其实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爱尔兰人反抗的工具几乎只剩下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急智，在那片土地上，向权力说谎一直被真诚地视作是某种道德。在英国统治者眼里的那种爱尔兰人的狡黠，他们变幻语言、重塑现实的能力，很多时候只是自我保护。比如有英国士兵来问路的时候，给他们指一个错的方向，或许就拯救了一个村落。乔伊斯那种惊天动地的华丽，当然是跟这一点有关的，波谱的另一头，是贝克特，把语言几乎压抑到了沉默的地步，跟这一点也一样有关。所以贝克特后来选择用法语写作，说c'est plus facile d'écrire sans style，没有文采的写作更容易。因为他知道对爱尔兰人来说，滔滔不绝的文采实在是难以控制的冲动，有时候反而伤了自己，但在法语里，他可以艰难而耐心地寻找合适的字词。

▲《正常人》

[爱尔兰] 萨莉·鲁尼著，钟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我在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萨利·鲁尼的《正常人》中文版上市了，又是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年轻人，因为有火热的电视剧帮忙，中文读者终于和英语世界的人一样，发现听爱尔兰人说话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萨利·鲁尼英文书出来的时候，聊起她，我时常会想起王尔德，我依旧觉得鲁尼的胜利是一场王尔德式的胜利，就像王尔德说一条属于上流社会的俏皮话，他就戳破了一层英国社会的虚伪；当鲁尼笔下的人物为了让调情继续，他也就多袒露了一些自我。有趣往往通往真相。情感的真实跟社会的真实一样重要，要比鲁尼和王尔德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可贵得多。

今天结束的意象我留给史蒂芬·弗莱，当年的那个播客里，我还记得一段，他把王尔德比作纽约的帝国大厦，说你晚上打一辆车，沿着第五大道开，在帝国大厦跟前，你是看不到它楼顶的，但你从车的后窗一路看着它，周围的其他楼会慢慢地小下去，帝国大厦就像在你眼前升起，往星空中越升越高。他说王尔德就是这样，就好像随着时间推移，他越发高大起来。

在我这里，我也吃不准作家的尺寸该如何测量，将来王尔德是不是会越发重要，但我只希望我们会是一群越来越觉得王尔德有趣的人，而不是相反。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最后我像为大家朗诵一段《道连·格雷的画像》序言的开头作为结束。

在本次课程的最后，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延伸阅读书单，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查看。

我是陈以侃，感谢你的收听。

The artist is the creator of beautiful things.

To reveal art and conceal the artist is art's aim.

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

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

Those who find ugly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corrupt without being charming. This is a fault.

Those who find beautiful meaning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the cultivated. For these there is hope. 

They are the elect to whom beautiful things mean only Beau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 Oscar Wilde, "The Preface", i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and Other Writings, Bantam Del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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