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北大的王斯秧，欢迎和我一起重返文学的正典时代。

说起司汤达，读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红与黑》。这部小说自从1944年由赵瑞蕻先生第一次译成中文，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读者熟悉的经典作品。它掀起过两次大辩论，一次是在五十年代末，读者看重小说的政治历史内涵，把它当作观察社会变革的范本。支持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反对者说它美化野心家，两面派，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

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围绕《红与黑》的翻译引发的大辩论。众多翻译家都把小说作为一试身手的试金石，推出各具特色的译本。以郝运和郭宏安先生为代表的译者主张贴近原文，用简练的译文传达出原作朴实瘦硬的风格；以许渊冲先生为代表的译者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文化的竞争，因此他主张发挥中文的优势，运用四字成语和古雅的表达。他最引人关注的实践，就是借用《红楼梦》里形容林黛玉的一句话，把《红与黑》结尾德莱纳夫人去世翻译成“魂归离恨天”。

众说纷纭的接受史，正说明《红与黑》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经得起很多角度、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刚才说到《红楼梦》，它和《红与黑》有一层渊源。《红与黑》研究长盛不衰，被称为“西方的红学”，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可见它在读者中的影响。关于《红楼梦》，鲁迅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留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郭宏安先生在他的《红与黑》译序里引用了这段话，意在表达读者对于《红与黑》的理解也是千人千面。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于连。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阐释，而且没有唯一的、正确的阐释。司汤达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一面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从苏联文艺批评中学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敏感、诗意而又矛盾的一面还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从司汤达的生平和作品说起，来看他何以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的代表作家？他的现实主义特点何在？

▲《红与黑》

译林出版社

司汤达本名叫亨利·贝尔，但是他在作品、甚至私人日记和写给亲友的信件中，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名字。他给自己取过两百多个假名，有的诗意十足，比如风暴、苦闷的人、忧郁男爵，有的低俗可笑，比如酸黄瓜、鳄鱼威廉；他有时给自己加上贵族头衔，变成伯爵、公爵；有时来到沙龙，让仆人通报商人凯撒·邦贝到了。他在日记里喜欢把自己叫做多米尼克，他的自传取名叫《亨利·布吕拉尔传》。1817年，他出版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与佛洛伦萨》，署名为“德·司汤达先生，骑兵团骑士”。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司汤达”这个名字。这本来是一个德国小镇的名字，是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故乡。温克尔曼把古希腊艺术美定义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成为德国古典主义的美学理想。司汤达并不赞成温克尔曼所说的“永恒的理想的美”这种古典主义观点，他对于美有着浪漫主义的理解，那就是美的标准随着时代而变化，因此提出“现代的理想的美”这个概念。司汤达没有忘记给名字打上自己的烙印，在地名中间加了一个字母H，就是他的本名亨利的第一个字母。中国读者读到《红与黑》的众多译本，会发现作者的名字有时候译成斯丹达尔，就是根据名字的德语发音翻译过来的。

司汤达为什么喜欢用假名呢？批评家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做了各种猜想。首先，这要从他的出身说起。他于1783年出生于法国中部格勒诺布尔的一个上层家庭，父亲是律师。七岁时母亲去世，从此开始了他阴郁孤独、饱受压迫的童年。他痛恨庸俗的父亲，还有严厉管教他的姨妈和家庭教师。等他长到16岁，数学成绩很好，就以报考法国最负盛名的工程师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借口，离开了家乡，来到巴黎。司汤达使用假名，抛弃他的姓氏，首先是为了摆脱他厌恶的父亲，和他的家庭、祖辈断绝关系，摆脱真实的身份，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出身、新的命运。就连他给自己准备的墓志铭也写着假的身份“：亨利·贝尔，米兰人，活过，爱过，写过”，说明他想要摆脱法国身份，让自己归属于他最爱的国度：自由随性、情感热烈而且遍布古迹、美术馆和歌剧院的意大利。他说自己是米兰人，还有一层原因，他的妈妈祖上居住在法国南方，因此司汤达猜测他可能有意大利血统。在他亲爱的妈妈去世之后，暗淡的童年当中，他最喜欢的人是他渊博开明的外祖父，德高望重的加尼翁医生。外祖父给他读了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他不想当市民阶层的父亲的儿子，只能从母亲家族这一边寻找浪漫的、耽于幻想的基因。

司汤达来到巴黎，根本没有去报考理工学院，而是在巴黎闲逛。他的表兄皮埃尔·达吕是拿破仑的得力助手，后来被封为伯爵，当上了部长。达吕给这个沉默寡言的表弟在军队里安排了一个文职。在位高权重的表兄庇护之下，司汤达当过龙骑兵、军需官，参加过意大利战争，远征过俄罗斯。他不关心拿破仑的宏图伟业，也不关心战争的胜败，安全地待在后卫部队里，每到一处就去看歌剧，听音乐，逛美术馆，悠闲度日，过着关系户加文艺青年的生活。七月革命之后，他成了法国驻意大利的领事。但是，在这之前，他出版过《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在书中表达过自由思想，受到奥地利和意大利当局的怀疑，最后只能来到偏僻的意大利小城奇维塔·韦基亚，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当然啦，这个自由散漫的领事经常把工作丢给部下，自己去罗马游玩或者回到巴黎。正是在这十年之中，他写出了大部分作品。他在作品里继续胡编乱造，在《巴马修道院》的前言里，他说这本书是1830年在离巴黎一千二百里的地方写的，其实这部小说是他1838年在巴黎写的。在自传里，他说自己参加了哪些战役，其实那个时候，他正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他说拿破仑曾经接见他、向他面授机宜，但是到下一卷他就承认：“拿破仑才不跟我这样的傻瓜谈话呢。”司汤达去世之后，他的好朋友梅里美写道，司汤达写信喜欢用不同的假名字落款，写上假的日期、胡思乱想的地点，当然也不忘给收信人取各种外号。因此，“没人知道他到底见了什么人，写了什么书，去了哪里旅行。”梅里美对此作出的猜测是，使用虚假信息，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躲避当局的审查。

但是，上面两种推论都不足以解释，司汤达为什么需要两百多个名字。除了使用假名、假地点，他的手稿里还到处写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缩写、前后颠倒的词、自己造的生词，或者在法语里夹杂意大利语和英语。1811年12月4日，司汤达开始写《意大利绘画史》的那一天，他在稿纸封面上写了几个字母和标点，被后人还原出来是“I'm Great”，我很伟大”。1832年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我就要满50岁了，缩写成这样，让别人猜不到。”于是，他把这句话藏头去尾、顺序打乱，写在皮带背面。这些动作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可见司汤达运用假名和密码，主要目的不是逃避政治审查，而是保护自己的内心，免受他人目光的困扰。评论家从中看出作者对语言、对写作极端的信任和极端的不信任，他想要把私密的感情落实到纸上，又不想把个人事件贸然抛进公共空间。使用伪装和密码，就是控制事件的一种手段，由他自己来掌控交流的分寸，把冒昧的、没有资格的读者排除在他的世界之外。

司汤达写过两部自传，一部是《亨利·布吕拉尔传》，用的是假名字，另一部叫《自我主义回忆录》。自我主义这个词来自英语，本意是指喜欢谈论自己，引申为自我夸大，自我崇拜。经过司汤达的运用，这个词有了另一层意思，指作者对自己人格的分析，是一种认识自我又隐藏自我的感情。他说，小说要出人意料，要让读者在读一页的时候，猜不到下一页要讲什么。同样，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有深度的人，不能被人猜到他的意图。他在日记里写：“如果有人希望我会出现、送礼物，我偏不送……我就喜欢出人意料。”自我主义者最想达到的效果，是别人面对他，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让人捉摸不透，他就获得了不被限定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各种各样的人，过上各种各样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是假名的一种形式，让作者能够摆脱真实、有限的人生，借助假的身份、开启新的生活。

▲司汤达

对于司汤达来说，小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补偿。他身材肥胖，长相丑陋，在小说里却变成了风度翩翩的于连、法布里斯、吕西安·勒万。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却都是满怀激情的年轻人，走进一个庸俗冷漠的社会，经历精神的成长和蜕变，是典型的“成长小说”。司汤达给人物一个俊朗的外表，在人物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写他们在激情驱使下做出的疯狂、可笑、盲目的行为，同时又假设一个无比理性、成熟的观察者，在小说中发表评论，批评人物太傻、太幼稚、没有经验，经常说“我们的主人公太傻”、“可怜的小伙子如果不是那么笨，就应该怎样怎样”。他知道世上俗人和傻瓜占大多数，他羞于让一个不知底细的、冷漠无知或是冷嘲热讽的读者猜到他在人物身上暴露了多少灵魂中的秘密。于是，他把最温情的灵魂的冲动推给年轻人，借助他们的身份来表达自己，又忙不迭地拉开距离，表明自己比人物高明。小说的面具让他能安全地表达自己，又不会显得可笑。小说满足了他的两重需求：一是我要讲我自己，二是我不要讲我自己，

司汤达在晚年这样写道：“我的情感过于强烈。在别人身上不痛不痒的事，却能把我伤到流血。我在1789年是这样，到现在1840年仍是这样，但我至少学会了把感情隐藏在俗人难以捕捉的嘲讽之下。”他的天性中有羞怯与戏谑两种成分。出于害羞，他隐藏自我，选择孤独与隐退；出于戏谑和嘲讽的天性，他满心高兴地写着假名字、假的经历，用层出不穷的假象和花招戏弄世人，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要被人猜到”。就像《红与黑》里的于连用冷淡掩饰心里的激情，司汤达也装出玩世不恭、冷嘲热讽，掩饰内心的极度敏感。在司汤达的世界里，虚伪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高明的虚伪不是自我美化，而是不要泄漏内心的激情和本能，保护珍贵的感情不受俗人的亵渎。它不是真诚的对立面，而是保护内心真实的一种迂回的方法。

司汤达担任驻意大利领事的时候，有一天，他给法国外交部部长寄了一封密码信，还把解码信息装在同一个信封里。这可能是他粗心大意，出了纰漏。但是，考虑到这个人的性情，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做这些无用的行为，是出于一种游戏的乐趣。他热衷于设置密码、让人解密，乐此不疲，就像小孩子喜欢捉迷藏和猜谜语。他说：“我很乐意戴上面具，我兴致勃勃地改名换姓”，在伪装和隐藏的行为当中，创造与游戏的乐趣胜过现实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写作和阅读就对应着设置密码和解密。作品邀请人来阅读，只有加大难度，才能增加游戏的乐趣，他在作品里隐藏重要的线索，发表半真半假的评论，虚虚实实，让他的作品带上了荒诞无稽、轻盈欢快的独特趣味。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庸俗愚笨的读者排除在外。他使用假名和诡计，不是一味隐藏自己，而是希望敏感的人透过复杂的表象看到他真实的自我。他的几部作品都写着一句题词“给幸福的少数人”，这幸福的少数人就是足够敏感、足够聪明，能够真正理解作品的、享有特权的读者。

这样一个把弄虚作假当成乐趣的人，伪装之下还有伪装，面具之后还有面具，却又是一个极为真诚的人。他可以欺骗别人，但从不欺骗自己，从不违背自己真实的感受，从不夸大和美化真实的情感。他在自传中写自己十六岁时离开家乡，去巴黎报考综合理工学校，告别的时候，他爸爸很舍不得，流下了眼泪。这样一幕，在其他作家的笔下，会写出一篇《背影》或者《目送》。司汤达却只写了一句：“看到他流眼泪，我只觉得他很丑。”他十七岁时第一次来到意大利，在米兰歌剧院听到契马罗萨的歌剧，他说：“女演员前排缺了一颗牙，就是我对这次极致的幸福全部的回忆。”当他来到梦想已久的巴黎，发现这里街道泥泞，不像故乡那样群山环绕，感到非常失望和厌恶，他在心里自问：“巴黎，就是这样吗？”他第一次参加战争，是在1800年跟随拿破仑远征意大利（我们在历史书上经常能看到一幅拿破仑骑在马上、充满英雄气概的画作，是新古典主义画家、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师雅克一路易·大卫的作品，叫《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讲的就是这次远征中，拿破仑抄近路越过圣贝尔纳山的隘口，出其不意地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奠定了拿破仑登上权力顶峰的道路）。司汤达在自传中记录下这次经历，讲他跟随军队越过险峻的山岭之后，又一次失望地问长官：“圣贝尔纳山，就是这样吗？”这些感受后来移植到了小说当中，法布里斯参加了滑铁卢战役，于连每一次费尽辛苦得到恋人的芳心，他们都忍不住问：“就是这样吗？”司汤达的全部作品，不过就是一部或坦诚或迂回的自传。他始终忠实于自我，警惕与怀疑轻巧之举。

▲《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

茨威格在他写的《司汤达传》中说，司汤达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勇敢，他撒谎撒得离谱，说真话也说得彻底。他像外科医生一样解剖自己的心，观察里面最隐秘、最真实的想法，又用嘲讽隐藏真心。他说：“谈论我们热爱的东西多傻啊！能换来什么呢？用他人情感的反光来折射自己片刻的愉悦。可是如果有个俗人看到你自言自语，就会想出一句玩笑话，来玷污你的回忆。真正的激情所具有的矜持也许就由此而来。”这个敏感到病态的作家，有无限的情感要表达，但他又有孤高严苛的一面，害怕情感的表达和接受掺杂不真诚的成分。为此，他在写作中保持自省与思虑，以无所不在的批评与嘲讽来平衡热烈的情感，形成他亦庄亦谐的独特笔调。这种克制与审慎，是出于对真正激情的珍视与保护。

二十世纪评论家安德烈·苏亚雷说：“在司汤达身上，一切都是面具，甚至对逻辑的热爱与机智的玩笑话都是面具。思想从来没有像这样成为心灵的面具。”下一讲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探讨思想与心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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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之下却是极为真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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