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的王斯秧。

中国读者对司汤达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非常重视，对它浪漫主义、精神性的一面却关注不多。细读司汤达作品，我们会发现重大的事件，精神的震撼、领悟与转变，经常发生在人迹罕至的高处，或者发生在昏暗闃静的幽深之处。这一讲我们通过山顶、高塔、监狱、教堂这几组意象，解读地理位置在人物的精神冒险中起到的象征作用。

浪漫主义作家偏爱高山意象，因为高处象征着远离尘世与凡俗，离天空更近意味着更接近灵性，与更高、更无限的世界相通。从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开始，浪漫主义文学与绘画作品中，独立高处的人物随处可见。例如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云海之上的旅人》中，孤独的人物独立山顶、背对观众，面对着自然界的天光云影、历史的风云变幻，给人以广阔无限之感。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梦想着“游荡于风、云与幽灵之间”，与弗里德里希的画作几乎形成精确的对应。在偏爱高度的作家中，最为突出、表现最为丰富独特的是司汤达。普鲁斯特在司汤达的小说中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那就是他的人物都喜爱高处，象征着“与地理高度相对应的一种精神境界”。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云海之上的旅人》

在小说人物的经历中，群山之巅总是与幸福和自由相连。《红与黑》多次描写于连在高处漫步、俯瞰风光：“身凌绝顶，他止不住会心一笑。他所企慕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吗？高山之上空气纯净，他心灵上感受到一种静穆，甚至欢乐。”但是，于连是热衷于行动的人，他看到天空飞翔的鹰，内心的安静很快被激荡的意志所代替。由此可以看出于连身上强烈的冲动，随时准备起飞，也随时面临坠落的危险。《巴马修道院》中法布里斯抛弃安逸的生活，奔赴战场，同样以鹰寄托梦想。法布里斯出身贵族，不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精神境界来说，从一开始就站在高处。他从小生活的城堡建在一百五十尺高的山岗上，下临科摩湖。他在塔楼楼顶上观察天象，目光总是投向高处。正如小说中另一个人物莫斯卡伯爵所说，“在他眼里，样样事情都简单，因为他看什么都居高临下。”

在司汤达作品中，灵性不仅体现在远离尘嚣的自然界的高处，也体现在城市楼层的高度。短篇小说《费代》的主人公费代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向德国女友介绍城市居民的精神等级：“在巴黎，激情只有在公寓顶高的几层上才有，我敢打赌，您住的圣奥诺雷区这条可爱的街道上，在四层楼以下您是找不到那种温柔、热烈、慷慨的感情的。”公寓顶层是穷人的住所，人物以住宅的高低譬喻财富与真情的对立、与精神境界的反差。更应注意的是这句话出现的背景：主人公正在与女友谈论卢梭的《新爱洛漪丝》时发表了这一番言论，小说以互文的方式呼应着卢梭对于文明与自然、虚伪与真情的区分。

在深受理性哲学影响的司汤达笔下，高处不仅代表着灵魂的崇高与自由，也意味着心智的澄明与开阔。在司汤达的想象中，哲学家和诗人都是住在高塔上的人，能够清晰地俯瞰人性。小说人物的塑造正对应着作者的设想。在《红与黑》开篇，困顿之中的于连冲上山顶的树林，因为“他有必要看清自己的灵魂”。这里呼应着小说结尾于连在死亡面前抛去伪装与野心，最终认识自我：“看清自己的灵魂，感到坚强而果敢”。《巴马修道院》中，法布里斯心怀困惑，独自在钟楼上度过一天，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小说这样写道：“最震撼法布里斯心灵的，是从高楼上极目眺望，几里外大湖展现两个水面，雄浑的景色使他慨然释怀，心里升腾起最崇高的情感，童年的回忆纷至沓来。关在高塔上的这一天成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这是一种俯瞰众生的喜悦感，站在高处观看村民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对世态万象的洞察与思考；这更是对自我的清醒认识，达到精神上的澄明之境。

居高临下、看清自我的愿望如此强烈，它不仅反复出现在司汤达小说中，也成为写作的动力与象征。《亨利·布吕拉尔传》开篇便是1832年10月16日清晨，作者站在罗马的雅尼古卢姆山顶俯瞰全城，面对古代与现代交叠的城市，感慨历史兴亡、时光飞逝，进而联想到自己的一生：“我即将年满五十，到了认识我自己的时候了。我曾经是什么样？现在又怎样？说实话，我也很难说清。”这一部兼具回忆、联想与自我剖析的长篇巨制由此开始。此外，司汤达常把写作行为置于孤独的高处，因为写作与隐退、观察、深思紧密相关，比如他提起自己写过的《罗马漫步》：“如果我能在五层楼上再写一本类似的书，会倍感幸福。”他在自传中又说：“自从46岁以来，我的理想就是生活在巴黎，住在五层高楼上写一部剧作或一本小说。”

司汤达笔下不仅屡屡出现群山之巅形象，也常常出现一组看似矛盾的结合体：塔顶监狱。监狱本该是阴暗潮湿的地牢，是限制自由的地方，司汤达的人物却幸运地被关进塔楼高处的牢房，从而避开世事的干扰，面对真实的自我，找到内心的安定。例如法布里斯被捕后，被关进位于塔顶的监狱，他被高处的美景所震撼，后来在这里与独处高楼的克莱莉娅隔窗相望，产生了爱情。评论家指出《巴马修道院》的前半部分是英雄主义的、史诗性的行动，后半部分则转向浪漫与抒情。监狱这一形象反复出现，在前半部分是英雄冒险的障碍，在后半部分却成为隐秘、内在化的保障。法布里斯想象中阴暗恐怖的监狱变成了幸福与自由的象征，而重获自由则意味着回到险恶的生活，再次卷入政治斗争。小说以反讽的方式实现反转，与塔顶监狱相对的巴马公国成为真正的流放之地。

于连被判处死刑，在死囚地牢与德·莱纳夫人和解，感到温暖安全，同时抛去各种浮华与野心，看清自己的灵魂。监狱非但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反而是一种保护与激发。这一结局在小说中早有伏笔：避人眼目、隐藏真实情感是于连的习惯，单从地理位置的选择就可见端倪。他在山顶遐想时总会找一个隐蔽的山洞作为栖身之所，在这里不仅能一览众山小，更能随时发现闯入他独立天地的来者。到达巴黎之后，在德拉莫尔府书房里，他的第一反应是找一个幽暗的角落藏身，安全地欣赏侯爵的藏书。即使在狱中，他也不无黑色幽默地感到遗憾，说监狱的缺点是不能把门反锁。死刑之后，他被安葬在事先为自己选定的墓地——山顶的山洞。这个位置与《巴马修道院》结尾的修道院相似，是主人公钟爱的归宿，既开阔又隐秘，既是提升又是回归，呼应着人物复杂的人格。

最后一组代表高度的意象是教堂与修道院。司汤达是无神论者，但他对宗教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反对与排斥，他鄙弃的只是上帝在人间的伪善使者。他的小说中爱情常常发生在教堂里，因为在他看来，爱情与虔诚都是灵魂敏感的体现，由此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但丁与彼特拉克开启的爱与信仰合一的文学传统。《巴马修道院》中的几座教堂与修道院一一记录着主人公的成长与情感历程。教堂不仅是现实层面的藏身避难之所，更是精神层面的庇护与安慰。人物到达教堂要走过漫长、曲折而狭窄的路程，尘世的感情得到升华。刚才提到的监狱也与僧侣隐修的修室相似，是主人公进行灵修、提升精神境界的契机。由此，司汤达笔下两组看似互相矛盾的意象“监狱—幸福”、“教堂—渎圣”相互融合，既象征着对爱情的朝圣与皈依，也象征着精神的净化与淬炼。

书名中的巴马修道院直到小说最后才出现，它是法布里斯最终修行和离世的场所。小说的寥寥几笔让它始终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小说的结尾是：“巴马的监狱空了。伯爵成了巨富。艾奈斯特五世受到臣民的爱戴，他们把他的朝代与托斯卡尼历代大公的朝代相提并论。”几位主人公悄然遁逝，身后留下的是“幸福的表象”：财富，权势与声名。“巴马的监狱空了”一语双关，表层意思是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但联系前文的故事，更应理解为对主人公法布里斯的缅怀：那位爱的囚徒已经不在了，空留曾经见证美好故事的监狱。因此，紧随其后的“伯爵成了巨富”一句语带嘲讽：巨富掩盖的仍是空虚，因为伯爵已经失去他最爱的人。众人的赞颂同样是表象，与紧随其后的篇末献辞“给幸福的少数人”形成嘲讽的对照，烘托出众声喧嚣中一曲微茫的感伤。真正的幸福只能被窥见、被暗示，它是无法描述，不可触及的。

司汤达希望用理性的思维来研究人的情感，对错综复杂的情感作出精确的描绘与分析。他在《论爱情》中试图把爱情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在各个阶段、各个情境中的表现都一览无余。十几年后，创作晚期的《巴马修道院》中，他却尤其钟爱矜持、慎重与隐秘。这种转变体现出作家对人类情感认识的深入与表现方法的改进。从科学研究到诗学呈现，文学作品的力量不仅仅来自清晰准确的描绘，更来自暗示与象征。地理高度是一组重要的意象，呼应着人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深度。

司汤达说，他将在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被人阅读。直到今天，两个世纪过去了，他还在被人阅读。《红与黑》甚至被改编成摇滚音乐剧，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可见他对于人性的刻画超越了时间，在他保存的青春锐气与热力之中，浪漫主义与摇滚距离并不遥远。不应忘记，司汤达的小说大都以真实的事件为蓝本，《红与黑》以当时的真实案件为题材，《巴马修道院》改编自十六世纪的《法奈斯家族遗事》。经过小说家的写作，这些故事深入人心，似乎比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更为生动、清晰而持久，因为它们发掘了深层的人性，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非同寻常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沉浸其中、感同身受，深刻地理解人物的内心。

▲《红与黑》摇滚音乐剧版

司汤达深知美学情感会影响人对现实的感知与态度，因而他反复强调感受力的培养。他在笔记中分析敏感的人与普通人面对文学艺术所营造的幻象有不同的反应，说道：“对文学艺术所制造的模仿产生同情的习惯，让我们具有这种感知方式的习惯，比指普通人更加同情真实的不幸。”他在《论爱情》中写道，很多人习惯读书，将阅读好书当做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十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加倍聪明。没有人会否认，一个人越有才智，越不易产生与他人的幸福不相容的激情。”文学通过培养感受力，扩展读者的视野与经验，能够培养一种更为包容、更为牢靠的理性。基于情感与理性共同的支撑，司汤达的小说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借助想象力与诗学形式对人类行为进行试验、假设、推理与解释，因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思考形式，一种认识方法，进而影响到现实中人的认知、行为与思维，有着助人摆脱习惯势力与僵化思想、形成新的视角和感知方式的力量，这是他的深度与现代性所在。

文学所具有的认知功能、道德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到它最本源的价值上，那就是“予人愉悦，令人动情”，通过共情的力量来抚慰人心。司汤达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幸的恋人”：“我在生活中习惯的状态就是一个不幸的恋人，热爱音乐和绘画。……我知道我喜爱遐想胜过一切，甚至超过被人视为机智幽默的人。”敏感之人总是不幸，因而作家向文学和艺术寻求慰藉，也以此来慰藉和他同样敏感之人。可以说，文学通过记录激情来拯救激情。

司汤达非常推崇莎士比亚，他从莎士比亚作品中认识到，“诗人真正的价值是拥有最具理解力的灵魂”，“理解所有悲伤、所有欢乐的灵魂，具有最高的同情心。”这是诗人的天职，洞悉人性的各个角落，看到现实的各种可能，因理解而产生深刻的同情，他所描绘的幽微深广的激情才能激起回响。

“我竭尽全力保持冷峻。我的心有很多话想说，我却让它保持缄默。我总在担心，以为自己写下了真理，其实只不过写下了一声叹息。”——《论爱情》

Je fais tous les efforts possibles pour être sec. Je veux imposer silence à mon cœur qui croit avoir beaucoup à dire. Je tremble toujours de n'avoir écrit qu'un soupir, quand je crois avoir noté une vérité. 

De l'a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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