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艺术史》第38课。

今天我们要回到一个老题目：墓葬艺术。说起明清时代的墓葬，有时候会有点尴尬。有一个段子说，某建设工地发现一座清代地主的墓葬，急忙向文物部门报告，可是考古队答复说，清代地主墓不够规格啊，你们自己先处理一下吧，我们这还有汉代的官员墓葬和唐代节度使墓葬在排队呢。再比如，来北京旅游，市中心就有庞大的皇家宫殿紫禁城，至于郊区的明代皇陵“十三陵”，则可去可不去。

相比于秦汉唐宋时代，明清艺术的遗存太丰富了，所以墓葬并不是我们理解整个明清时代艺术的主要途径。此外，曾经是墓葬艺术主要形式的墓葬壁画，在明清墓葬中很少出现了，以至于有的学者用“夕阳西下”来形容墓葬壁画衰落的趋势。大概这就是明清墓葬艺术略显“尴尬”的原因。不过，这种“尴尬”，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唐宋时代那种看待墓葬艺术的眼光。明清时代的墓葬艺术，也许没有光彩夺目的图像，但也会带给我们别样的启示。

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明清时代的墓葬艺术都有哪些内容，我们会依次看一下明清时代的帝王陵墓、藩王墓葬、以及普通人的墓葬。也许最后，我们会对该如何理解明清墓葬艺术形成新的看法。

皇陵的礼仪世界

先来看看皇家墓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安葬在南京城郊外的钟山，称之为“孝陵”。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选择北京昌平的天寿山作为皇家陵墓区，以他的陵墓“长陵”为中心，依次分布着十三个陵墓，俗称“十三陵”。

明孝陵陵园的航拍图

明长陵全景

政治风云在皇家墓葬中的体现特别明显。在湖北钟祥有一座“显陵”，虽然也属于明代帝陵，但墓主人并不是真正的明代帝王，而是明代分封到湖北的一位藩王。不过，他的儿子后来成为著名的嘉靖皇帝。理论上来说，作为藩王子嗣的嘉靖要继承皇位，就要放弃对于自己亲生父母的继承关系。但是嘉靖皇帝继位后，却开始尊崇自己的生身父亲为皇帝。他为父母重新修建“显陵”的行为意味着明代帝王谱系的重新洗牌，在朝中引来了巨大的非议，成为明代政治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在这里，帝王的葬礼是“大礼”，是最重要的礼仪制度。我们会看到，对于礼仪制度的强调和显现，就是帝王陵墓制度的核心内容。

朱元璋和朱棣是明代这套陵墓制度的奠基人。朱元璋在追封祖先、为他们修建陵墓时，仿照的就是唐宋时期的陵墓制度，陵园都有几百米的神道，两旁有几十对石像生，包括文臣武将和各种仪仗队的动物。陵园内建造了好几重高大的宫殿。到了他自己死后的陵墓孝陵时，最终确立了明代帝王陵墓的制度。相比起唐宋帝王陵墓，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陵园的整体布局。明代帝陵在平面上形成一个天圆地方的格局。陵墓的前面是方形，几重宫殿象征着外朝，平时的祭祀活动就在这里举行。陵墓最后是帝王的坟墓，平面设计成圆形，像是祭天的天坛一样。从空中看永乐皇帝的长陵，这种方圆结合的格局特别明显。

相比起前朝，明代帝陵的地上建筑保存得都比较好。永乐皇帝长陵特别典型。陵园前面是三重宫殿，仿照的是地上的皇宫，其中最大的祾恩殿，和明代皇宫最大的奉天殿一样，都是宽九间、深五间的建筑，象征帝王的“九五之尊”。皇宫是当朝皇帝的世界，陵墓则是已经成为祖先的皇帝的世界，这两个世界通过陵墓建筑形成了互动。相比起现实中常常充满血雨腥风的皇宫，帝王陵墓是安静的神性世界。现实政治在这里被永恒化的祭祀所替代。

长陵中出现了一个影响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设计，就是在帝王坟墓封土堆前，设计了一座石供桌。这个石供桌体量巨大，摆放着五件器皿，同样是石头，通常是汉白玉雕凿而成，分别是一个香炉、两个花瓶、两个烛台。这五件器皿是祭祀时最常见的，通常被称作“五供”。不同的陵墓里，石供桌和上面的“五供”体量有所不同，大的石供桌有6米长，上面的石香炉高度可达到2米。显然，石供桌并不是凡人的尺度，像是大人国里巨人的用具一样。帝陵中为什么要设置这种石供桌呢？

永乐皇帝长陵的石供桌

乾隆皇帝裕陵的石供桌

有学者提出，石供桌的设置，是为了辟邪，用无形的力量来彰显神圣领域，保卫帝王陵墓的神圣不可侵犯。石供桌也延续到了清朝，不过它的功能在清代有了变化。

清代几乎完全照搬明代帝陵制度。清代帝陵主要有三处。入关之前的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葬在盛京，也就是沈阳。建都北京统一全国之后，开始在北京东北部的河北遵化建立陵园，称作“东陵”。雍正皇帝之后又在北京西边的河北保定建立新的陵区，称作“西陵”。清代帝陵中，石供桌也是不可少的建筑。和明代帝王很少进入陵园、来到石供桌前祭祀先帝不同，清代帝陵的祭祀活动比较频繁，通常只有当朝皇帝才可以站在石供桌前祭祀先帝。所以，石供桌就成为了两个世界的帝王进行想象性沟通之处。它本身也成为了神性的空间。

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帝陵中的石供桌展现出的都是一种永恒化的祭祀礼仪。永恒不腐的石头与墓葬有密切的关系，供桌和五件祭祀用具是最有代表性的祭祀用品，而巨大的尺寸则与帝王魂魄巨大无形的神性相匹配。

对中国的皇权来说，礼仪是最重要的。古代的帝王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各样的礼仪组成的世界。最大的礼仪，一是在皇宫中上朝，一是死后在陵墓中接受祭祀。有两件明代宫廷绘画，直观地展现了生与死两个世界的交汇，这就是台北故宫的《出警图》和《入跸图》。这两幅长卷画的是1583年万历皇帝从北京的皇宫去往昌平天寿山的陵园祭祀的来回过程。

《出警图》卷首部分，可以看到北京城一角

《出警图》卷尾部分，明代皇陵的整个陵区尽收眼底

《入跸图》卷首的紫禁城

《入跸图》卷尾部分，画出了因为宫廷政治斗争而仅仅以藩王礼葬在北京玉泉山的景泰皇帝陵

《出警图》描绘的是去程。画面右端是北京城一角，左端则是天寿山中以永乐皇帝长陵为中心的皇家陵园。万历皇帝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占据了画面主体，连接起了北京的皇宫和天寿山的皇家陵园。值得注意的是，画中的北京城云雾缭绕，皇家陵园同样是苍松翠柏，云气缭绕。这种有意添加的云气就是所谓的神圣的“帝王之气”。是它们真正联系起了现实中的皇帝和过去的列祖列宗。

《入跸图》是回程，基本格式和《出警图》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画面左端的陵园是位于玉泉山的景泰皇帝陵，而画面右边不再是北京城一角，而是直接画出了云烟缭绕、瑞鹤飞翔的紫禁城。这两幅长卷作为一个整体，彰显出当时年仅20岁的万历皇帝作为当世帝王的权威与神性，同时也完美地展现了皇宫和陵墓的平行关系。

地宫的秘密

巧合的是，明代帝陵唯一被发掘的，就是万历皇帝的定陵。在定陵博物馆，我们可以通过电梯下到27米深的地宫之中。地宫的建筑面积有1195平方米，没有壁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墓室中高大的拱门和三个石雕的巨大宝座，象征三个墓主人——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存在。在石头的宝座前面，摆着五件祭祀器皿。不是石头雕刻的，是真正陶瓷烧制的“五供”。这样就把宝座变成了神圣的灵位。在这个地下宫殿里，皇帝的魂灵也需要正襟危坐，就像在紫禁城里一样。只不过，在这里，他接受的是无形的祭祀。

定陵地宫中万历灵魂的宝座

相比起只能通过打开定陵而探究明朝帝陵内部情况，对于清代帝陵的地宫内部，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这背后是一段混乱的历史——1928年，军阀孙殿英大肆盗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1984年，考古学家对于两座陵墓的地宫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和发掘，使得我们对于清代帝陵内部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其实早在这之前，人们已经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东西来了解清代帝陵的内部结构，那就是清代宫廷中著名的建筑世家“样式雷”家族所设计的陵墓图。和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一样，除了有详细的设计图纸，“样式雷”还制造了直观的建筑小样，这种模型当时被称作“烫样”，供皇帝和相关人员观看和讨论所用。目前留下来的是咸丰皇帝“定东陵”的“烫样”。烫样是陵墓全套3D模型，揭开圆形的封土堆，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地宫。和万历皇帝的定陵地宫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有高大的拱券。

“样式雷”的咸丰皇帝皇后“定东陵”的“烫样”。所谓“烫样”，是指建筑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

清代皇陵中，可以下到地宫里参观的是乾隆皇帝的“裕陵”。地宫中最特别的，是在墓室的墙面上，布满了石雕的各种藏传佛教的神祗图像，还有梵文的经咒。从而把地下的墓葬转变成了举行盛大法会的佛教殿堂，也很像是安葬佛陀舍利的佛塔地宫。乾隆皇帝的遗体和魂魄仿佛在佛教神灵的护卫下享受着永恒的神性。

裕陵地宫的精美石刻

墓葬与物品

如今，在定陵和裕陵庞大的地宫里，我们是看不到帝王的棺椁的。棺椁里保存着墓葬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墓主人的遗体，他被大量的陪葬品包围着。紧挨着墓主人的这些陪葬品，都是精心选择过的，是墓葬中最核心的东西。下面，我们就从陪葬品的角度观察一下明清的墓葬。

在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地宫的后殿放置着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棺椁周围放置有玉料、梅瓶以及装满殉葬品的红漆木箱。陪葬品中有各种明器、木俑、武器、瓷器、纺织品，形成了陪伴帝后遗体的一个小空间。其中最精美的是帝后的各种服饰。比如皇帝的金丝翼善冠和皇后的凤冠，都华丽无比。皇后的一件绣有百子图案的上衣也让人叹为观止。

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

定陵出土的百子衣上的婴戏图

尽管墓葬里没有壁画，没有雕刻，但这些使用了精美材质的物品上却有各种复杂的图案。物品除了是墓主人身份的标志之外，还为墓主人创造了死后世界的生活。以物品为导向的特点，当然并非明代的创造。但在明代墓葬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说完了帝王陵墓，接下来，我们说说明代墓葬中更有特色的藩王墓。

藩王比皇帝次一级，尽管规模小得多，但丰富性却毫不逊色。明代藩王墓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山东的鲁荒王墓和湖北的梁庄王墓。鲁荒王朱檀是朱元璋之子，梁庄王朱瞻垍是朱元璋的重孙。他们的墓葬也是拱券顶，与万历皇帝定陵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鲁荒王墓中，在前室相当于定陵中石雕宝座的位置，摆放着一个红漆的御案，上面还放着用木头仿制的鲁荒王的金印，象征墓主人魂魄的神位。在御案之前有很多木雕彩绘的武士俑、仪仗俑、乐俑、侍卫俑、马俑、车等，一应俱全。在后室摆着鲁荒王的棺椁，里面也是用各种物品包裹着他的遗体。旁边也有装各种随葬品的漆木箱，里面装着各种服饰，相当于他的衣帽间。

山东博物馆朱檀墓展厅中的木俑

朱檀墓中5厘米高的车模型

这些俑和服饰是墓主人社会政治身分的标志物，也许人们对它们已经见怪不怪了。那就来看看更有意思的物品。在棺椁的旁边还有一些精美的家具和家具模型，这虽然属于传统的“明器”，但其制作工艺却十分高超。但最特别的，是在地上摆着琴棋书画。琴，是一架唐代的“天风海涛”琴。棋，是一套琉璃制成的黑白围棋子和漆做的棋盘。书，是七种二十一册的元刊本古籍。画，则是好几件宋元古画，包括宋高宗题字的《葵花蛱蝶扇》和钱选的《白莲图》。它们基本上都是鲁荒王的个人收藏品，有的是从父亲朱元璋那里获得的赏赐。除了琴棋书画，还摆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这些生前的收藏品和珍爱的物品，是墓主人文化身分的标志物，表明墓中要营造的是一个文雅的博学之士的形象。这和19岁就去世的那个沉迷于道教的鲁荒王形象并不相同。在这个墓中，似乎满怀着对于生的眷恋。

朱檀的唐琴

朱檀的围棋

朱檀的元刊本杜甫诗集

朱檀收藏的钱选《白莲图》。长埋地下的画作变得很淡，好在目前山东省博物馆正在展出这幅作品，大家可以现场观赏。

相比起文雅的朱檀墓，梁庄王墓可谓是奢豪。因为这个墓中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金银珠宝。墓内的随葬品有5340多件，而金银、玉器、宝石达到4800多件。墓葬的发掘者做过粗略估算，所用黄金的重量达到16公斤，所用玉的重量达到14公斤，还不算出土有宝石700多颗，有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猫眼、石英等等。这些宝石用来装饰帽子、腰带、器皿等各种物品。今天我们去湖北省博物馆的梁庄王墓展厅中，还可以感受射灯下珠宝的熠熠生辉。在一个金镶宝石的帽顶上，镶嵌了一颗约200克拉的橄榄形无色蓝宝石，奢华无比。明代，对宝石的需求随着跨国贸易的发展不断高涨，黄金白银也只能成为它们的陪衬。作为特殊的身份象征便不难理解了。

除了鲁荒王墓和梁庄王墓，在江西、湖北、广西等很多地方，都出土了大大小小的藩王墓葬。金银器、大型青花瓷器这些在明代十分贵重的物品，都是藩王墓里的常见之物。毫无疑问，对于墓葬的主人来说，随葬的物品就是沟通生死的媒介。

梁庄王墓中的金镶蓝宝石帽顶

梁庄王墓中的金壶

随葬品与社会身份的表达

刚才讲的帝王和藩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总体上来说是以奢华和稀有为特征的，尽管有朱檀墓中的琴棋书画，但这些唐代、宋代、元代的艺术品，也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那么，社会中的其他阶层，墓葬中又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对物品的迷恋不仅是皇室墓葬，也很快成为了明代社会中墓葬的主流。在江苏、上海地区，出土了一些明代文官的墓葬。比如苏州的晚明大官僚王锡爵墓，上海则有官员潘允徵的墓。他们的墓中都随葬了不少服饰和纺织品，比较重要的就是能够显露身分的服装，比如王锡爵墓中的一顶忠靖冠、潘允徵墓中的一顶乌纱帽，都是实用的冠服，是珍贵的明代实物，也是墓主人社会身分最有力的表达。

此外，他们的墓中还有成套的出行仪仗队和迷你家具模型，比如架子床、衣架、洗脸台等等，虽然不像朱檀墓中那么精美，但也称得上十分精致了。在相当的程度上，它们似乎替代了宋元时代墓葬壁画的主题。

 上海博物馆展厅中的潘允徵墓出土家具模型和侍女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江苏、上海地区的一些明代中晚期的商人和乡绅墓葬中，随葬了一些书画作品和文房雅玩，反映出文人的艺术趣味和社会理想在当时的盛行。比如上海的一位地方乡绅朱守城夫妇的合葬墓中，出土了几乎整套的文房用具。最罕见的是一面摆在书桌上的精致的大理石紫檀插屏，这是明代唯一出土的大理石屏风。此外还有香筒、笔筒、砚台、镇尺等等。香筒的两头是紫檀，筒身是明代流行的竹刻，刻有一幕精美的“刘阮入天台山图”，制作者是嘉定著名的竹刻家朱小松。有趣的是，墓中还出土了23把折叠扇。除了仿造日本趣味的贴金扇之外，也有明代苏州吴门画派著名画家陆治、周天球画的山水画扇。

 朱守城夫妇墓中的文房摆设

朱守城夫妇墓中的刻竹香筒

朱守城夫妇墓中的日本风格的金扇

有学者认为，用扇子作为随葬品，可能意味着这些东西由于贴身所用，与墓主人关系密切，因此被作为“殓衣”，也就是陪葬衣物的一部分入藏。墓中随葬书画，也许也有类似的意义。陪葬书画最著名的例子是淮安的一位商人王镇。他收藏的25幅元代和明代的书画分别装裱成两个大轴，放在他遗体的两腋之下。这生前所爱，也成了死后的归宿。王镇虽然可能是一位商人，但墓中书画却重新塑造了他的社会身份，使得他永远以文雅的形象出现在死后的永生之所。墓葬把一个从世界上消失的人藏了起来，也给了他重新塑造自己的另一次机会。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明清时代的帝王、贵族、文官，还是普通的乡绅百姓，在墓葬中都有机会心通过各种物品来传达信息。当然，这种表现性在明清绘画中展现得更清晰。这是下节课的主题，我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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