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成晴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 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果哉，”（《论子曰： 末之难矣。 语·宪问》）

提起《论语》，不同学人的脑海中，大约都会有不同的图景定格着，在笔者而言，则是《论语·宪问》篇里这个孔子击磬于卫的现场。当言不尽意，只剩肉身与金石在广袤的时空之下相击撞的时候，孔子在想些什么？声声磬音，传达出的是孔子的低喟，或咏叹。

有从容沉思的时空条件，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尽管可能像朱熹那样欣赏荷蒉者听音知意的高明，却也懊恼于荷蒉者顺世知止的言说唐突地打破了孔子沉静的思考，甚至逼着孔子不得不说出 “果哉 ”的感叹。孔子是有忧思的，忧患意识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深刻内里，刘东先生将其概括为 “一种本体的 ‘忧’”，也可称作无名之忧、自律之忧或自寻之忧。对于种种偶然性的担忧，“对于人生的死生大限，暗自生出无名的悲壮、苍凉与微茫 ”，会引导学人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种 “困境中的生命意识 ”，进而为自我的 “晚期写作 ”给出解决方案 ——这也许可以看作刘东继《天边有一块乌云》之后要写《前期与后期》的内在动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刘东一直保持着对《论语》文本的研读，而心得的纸面落实，直到二○一八年的《天边有一块乌云》才初见系统的发摅。至于新近出版的《前期与后期》，更是时时处处在孔子与儒学的思域中展开论说。在这两本书中，刘东基于自身所寻得的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对人文学者的 “二度生命 ”“两个世界 ”做出了诠解，忧时伤世，溢于楮墨之间。

刘东常提到《论语》中的两段故实：其一，是孔子对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生命周期的把握，这是一种基于价值理性的人生进阶，而不是对自然生命的客观归纳；其二，是孔子 “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论语·子罕》）删述六经的使命承当，这是孔子在人生后期所寻得的身心安顿，所谓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刘东看来，这两段故实都是和人文学者的 “后期 ”（或称 “晚期 ”）有关：在学术生命的后期，人文学者会自然有一种与时间竞走的意识，“只要有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 ”。对于刘东而言，《前期与后期》是他在进入 “后期写作 ”之后，山中看山，从而做出的对人文学者生命周期的省思。“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 ‘生命周期 ’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前期与后期》，2页）

在儒家关于生命周期的理解中，悦乐精神和忧患意识可以说是联袂并辔的。于是，我们既同感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百年俱是可怜人 ”的深深喟叹，也景慕于 “不知老之将至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的意气纵横。在《前期与后期》中，刘东思考的是 “仁者 ”在“泰山其颓 ”之前的生命安顿。他创造性地解读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的古话，指出对一位人文学者而言，其中的“天”，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便是 “一个人能享有多少 ‘天年 ’”。人生天地之间，在天边有一块乌云的不确定性之下，奋袂自强，抵抗流年，自具一种拔山盖世的浩然之气。而若真要写出像马一浮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那样的诗句，则更需要理性的刚毅与坚卓，“不啻把 ‘未知生，焉知死 ’的儒学精神，化作了一种个人的尊严与抗争 ”（《前期与后期》，41页）。

在《真想读一点马一浮》（《浮世绘》，一九九七年）中，刘东谈到前期的陈寅恪不过 “清俊书生 ”，而后期的陈寅恪肖像之矜重、孤愤，“简直就是中夏文明整个命运的写照 ”。可以说，至少在二十年以前，刘东便开始思考 “前期与后期 ”这个问题了。而到了二○○五年的 “知天命 ”之年，刘东则于年末放慢脚步，回顾了彼时彼地所处的 “盛年 ”：“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这一年，我的咏叹之年》）在这一年，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也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二○一二年，在《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一文中，刘东指出梁启超 “后期”自我变法、退而著书的重要内因，便是 “追溯到自幼就潜伏在他心中的、来自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 ”。四年前，在《引子与回旋》中，刘东更是在与访客的谈话中有过一段 “六十述怀 ”：“六十岁的他有一种 ‘晚期写作 ’的紧迫感，也有一种 ‘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落。”（《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循着对 “后期 ”问题的一贯思考，二○一八年，《天边有一块乌云》著成。刘东在书中说：“既然转瞬间也已到了 ‘晚期写作 ’的阶段，自己的这次充满紧迫感的写作，就绝不是为了什么与时俱进的 ‘创新 ’，恰恰相反，倒是为了退回到孔子当年的语境中，以便同情地理解他原有的问题意识。”至于今年新版的《前期与后期》，则直面 “充满挑战与变数的晚期 ”，重新去体认了 “三不朽”的文化传统，声倡学人应具备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做足准备、高歌猛进、发挥出毕生积聚的学术功力，从而涵养一个创造性的 “后期 ”（《前期与后期》，169页）。

许多人会认为，就像古语所说的 “人书俱老 ”那样，“后期写作”也许具有瓜熟蒂落的自如自在。可实际上，刘东在书中指出，“后期写作 ”恰恰也是充满了病痛、危机与不确定性，而人文学者正是要在这样一朵乌云的不确定性之下，担荷起弘扬传统与价值的使命感。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乃至更早的阿多诺的《贝多芬的晚期风格》。阿多诺曾指出，人文艺术晚期风格的成熟，并不像果实基于生命韵律的甜美成熟，反而，它是具有“褶皱 ”的，甚至是 “毁灭性 ”的；更进一步，那是作者对于平庸的时代精神的憎恨和鄙弃。黄德海于此概括说，这就是过去中国士人所讲的 “苦词未圆熟 ”（《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主要还是迹近 “以偏概全 ”的西方世界的 “晚期 ”：晚（lateless），并非指暮年（senility），因为生涯的中期，就会有 “晚期风格的影子或种子 ”；更多的，是指一种 “不适时 ”甚至是 “不合时宜 ”（untimely）—这种 “不合时宜 ”与之前的作品构成一种 “本质有异的风格 ”。是故，刘东并未将萨义德意义上的 “晚期 ”取来作为本书运思的范导。本书认可的是，贝多芬式的 “义无反顾 ”“我行我素 ”的紧迫感，这种面对 “天边乌云 ”的紧迫感对后世的启发作用都是深远的，无论西东。

由此，我们也可发现人文学者“后期写作 ”的另一重特性，那就是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后期写作未必是与现世的人对话，其笔触直指绵远的未来，诚如陈寅恪所谓 “托末契于后生 ”“后世相知有别传 ”。后期写作，不再是为了赞美，甚至也已不再为了认同，就像本书评价贝多芬的最后高峰那样：“它不仅不再打算取悦大家的耳朵，也不再愿意具有明澈的表象了。”（《前期与后期》，83页）作为比较，刘东提到了李商隐的《锦瑟》—一首有着非花非雾、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患意识的诗作。

那么，当如何才能辨察 “前期”与“后期 ”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边界呢？在《前期与后期》中，刘东认为，理解一位人文学者的方法是 “沿着他特定的生命轨迹，找到划定其 ‘前期与后期 ’的那个分界点 ”（《前期与后期》，14页）。本书曾提及中国传统士人的 “衰年变法 ”现象，如果我们对这四个字详加思绎的话，也许可以体会到，“衰年变法 ”之说，对人文学者的前期、后期作品并未下轩轾之判，前期可以风神俊朗，后期可以澹泊高远；前期写作可以自得天机，后期写作可以老到浑成；前期与后期也可以一以贯之，诚如章学诚所言：“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一位人文学者的前期、后期之界，有时与时代变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陈寅恪那样，陆键东的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已然界画出了陈寅恪转向后期写作的二十年。陈寅恪在晚年数次引用项莲生的牢骚之语：“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的 “后期 ”，于时世看似无益，实则是内心慎重思考后的果决实践。这种基于内在理路而生发出的对 “前期 ”“后期 ”判定的清明智慧，中西皆不乏其例。本书枚举了柏拉图《对话录》、海德格尔、朱子晚年定论等例，认为在是否应该有一个后期的问题上，关键是需要 “跟从自己内心的感觉，并表现出作为思想者的真诚与胆略 ”（《前期与后期》，56页）。如果循此加以延展与扩充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后期 ”边界的探寻，实际蔚为风气：少作不存、五十以前不著书、折节读书之说，自然屡见载籍；述而不作、得意忘言，不在写作的 “无穷盲动 ”中，弄丢了正在写作的这个 “自我 ”，皆是历代士人以 “不被决定 ”的坚毅精神来守护学术生命的行止（《未被决定的 “例外 ”》）。

当然，还可补 “嫁娶既毕，敕断家事 ”一语。这句话尤其可以见出，古代士人站在儒家伦常与释道修为的边沿上，对另一种为己之学 “后期 ”深造的自觉期待。卢照邻在《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中转述了乔师望 “婚嫁已毕，欲就金丹 ”的志愿，实际也内聚了一层 “齐家 ”与“敕断家事 ”不可调和的张力。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刘东曾数次谈到美国攀岩大师亚历克斯·霍诺德的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 Solo），后期写作，又何尝不是去攀爬一座 “壁立千仞 ”的酋长峰？就像卢卡契，为自己生命晚期拟定了三卷本《审美特性》的宏大写作计划；但在写完第一卷后，他又转向了更为高远的《伦理学》。梅洛·庞蒂的语言学论著深受索绪尔的影响，在晚年的后期写作中，他思考的核心层面却又回归到早年所深思的索绪尔 “差异意义 ”理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后期写作堪称是个人心史意义上的尤利西斯之旅 —在曲折险阻之中一往无前。后期写作，无论是音乐还是文辞，往往会浸入一种始于悲壮、收于悲悯的宽容感，前者如贝多芬式的激越与自由，后者如施特劳斯式的翛然与中和。

我读《前期与后期》，也从中获得了这样的阅读体验。

在知天命的前一年，黄宗羲在《喜邹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一诗中写道：“书到老来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上联典型且到位地写出了中国古儒的 “生命节奏”，黄宗羲也以自身为示范，让后学一窥什么是渐老渐熟的 “生命打开 ”。刘东初见此诗时，唏嘘良久，于是请书家抄录，裱挂书桌之侧，霜晨月夕，与之晤对。（《前期与后期》，刘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