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斌，欢迎和我一起重返文学的正典时代。

本次课程中的十位作家都是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说不近，因为从距我们最近的一端——我是说那个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与我们也有百年的距离了。当时的人们谈论“古典”，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今天在一般读者的意识里，十九世纪的文学也已经被归入到“古典”的范畴里。新文化运动以后，周作人在北京大学首开“欧洲文学史”(1918年）课程的时候，十九世纪属于“近世文学”，托尔斯泰甚至还在世，茅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力推介西方文学，像托尔斯泰、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人，都是当作挺“新潮”的人物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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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二十世纪小说家

要说二十世纪的作家，比如乔伊斯、卡夫卡  虽然实际上距我们也已相当遥远，但冥冥中感觉他们依稀是“在场”的，这一季中的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更不用说歌德、奥斯丁，其背影似乎已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他们的存在，更近乎一种雕像、纪念碑的存在，就是说，大体上，他们已被当作“古人”。对当今作家影响力的下降可以反证他们的古典性：从中国当代一些名作家关于创作的夫子之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直接刺激，提示他们“写什么“，特别是“怎么写“的，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以后的西方作家，十九世纪作家对新文学作家那样的感召力（狄更斯之于老舍，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左拉之于茅盾)，已经不那么强大了。我不是说影响根本不存在，事实上许多中国作家对十九世纪作家仍怀有深深的敬意，以这一季的作家而论，叶兆言曾经多次表露对巴尔扎克的膜拜之情，残雪甚至写过关于《浮士德》的专书。但是他们的影响更多是间接的，是在精神内核的层面上发生的，就“小说居然可以这么写”“小说就该这么写”这样的引领与发现而言，他们不能提供更多直接的借镜。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十九世纪作家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他们还没到全然被束之高阁的份上。实话实说，我们贴上“古典”标签的大多数作家，已不再被自发的阅读，他们或是在书架上供瞻仰，因 “百闻”而如雷灌耳而知其存在，却难得“一见”，少有真正自发的阅读行为发生，略知其内容，大多是通过各种改编，要不就是出于专业的需要，作为研究对象出现。经典作家当然中也有流行款，有的甚至是爆款，此如简·奥斯丁，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但大体而论，“古典”而对当今的读者仍具有亲和力的，大都出在十九世纪。对普通读者而言，《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有时候比二十世纪后的许多纯文学小说还更容易进入，至少更容易摸得着头脑。形成这种局面，当然有各种原因，宽泛地说，是因为十九世纪的小说与当代作家的写作虽已脱钩，与今天普通的阅读还能接上轨。能接轨，当然有各种原因，宽泛地说，是我们的欣赏习惯造成的：相对于更早的时代，十九世纪的小说更符合我们意识中“小说”该有的样子，可以说，关于小说的“基本面”，我们的概念就是以那个时代的小说为“原型”形成的。另一方面，相比作家，特别是具有先锋色彩的作家，我们的欣赏习惯是大大滞后的，二十世纪的小说经过现代派的洗礼，时空处理上做种种实验，已让文类变得相当复杂，大大超前于当代普通读者。

▲毛尖解读简·奥斯丁

不妨说，十九世纪小说大体上还处在“雅”“俗”浑沌未开的阶段，——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雅俗之分，只是二十世纪以后，商业化的力量以级纯文学创作的个人化使得小说的雅俗之界变得特别清晰，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完全分道扬镖了，极少出现雅俗共赏的局面，就像电影里的两极，商业化的好莱坞片与所谓“作家电影”。

而这一季里的许多作家，比如奥斯丁、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叫好同时叫座，其小说被论者叫好，当年又都是畅销的级别。后面还会提及，小说在欧洲原本也是较通俗的文类，后来升俗为雅，到十九世纪其高雅者已入庙堂，与诗歌、戏剧鼎足而三，却仍然可以保持与普通读者的密切联系。一位读者，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均不成问题。对同样文化程度的人，二十世纪纯文学的小说却很可能摸不着头脑，这样的小说，理想的读者是一些训练有素的人（未必和文化程度正相关），因此阅读也已经小圈子化了。

你可以举出反例，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译本都销量都过百万了，但这样“出圈”的情形是极少见的，马尔克斯已被符号化，其中还有营销的作用，真正的阅读行为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范晔解读马尔克斯

十九世纪的经典小说之所以能够雅俗共赏，与今日的普通读者的阅读仍有“接轨”的可能性，说到底是因为它所呈现的世界是有序的，其手法大体是写实的，还维持着故事的基本形态，虽说情节的组织淡化，却还有着可辩认的情节线——大多数读者对一部小说的期待，这些面相都是不可少的。

这一季讲到的十位作家放在一起，是因为时间设定的上下限，事实上他们相差很远。他们是因为我们的阅读选择偶然坐到一起的十九世纪文学大神。文学家、艺术家原本就是特立独行的，比其他人群更有“散装”的性质，由他们标记的十九世纪欧美文学也注定是“散装”的。一百年的跨度非常大，这份名单里最年长者歌德去世时，托尔斯泰还是低幼的四龄童，王尔德、亨利·詹姆斯则还没出生，老的老，小的小，差着几辈。一代和一代不一样。几世同堂，当然也有“隔代亲”的说法，只是这里也用不上。跨越年代国别来“合并同类项”，相当困难，事实上既使是同一国度同一时代的人，甚至一个对另一个表达了欣赏之意（比如巴尔扎克赞赏过司汤达），也还是面目各异。

当真让他们聚起，场面一定很尴尬，因为彼此的文学主张，个性气质、写作风格，差异太大了，不是一个意思各自表达的问题，是各人都抱定自己的“主义”，都愿意开口的话，是真正的“众声喧哗”。我们很难想象歌德与王尔德坐到一起是什么场面，虽然两个人都是社交场上的明星，假如谨守社交礼仪的话，他们的聊天多半是一场尬聊。

倘若勉为其难，就着这份名单，来给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列出几个关键词的话，大约“现实主义”和“小说”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很显然，这份名单上的歌德、爱伦·坡、王尔德，远远溢出这两个概念之外，尤其与“现实主义”不搭界。若需找个标签的话，“浪漫主义”更合适。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有两次浪潮，前有浪漫主义，后有取而代之的现实主义，用麦丹文豪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话说，就是“对十八世纪的反动以及这反动的被压倒”。话有点绕，意思很清楚：十八世纪在文坛上一统天下的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后来现实主义又成为了主流。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产物，可称德国浪漫派的先声，但他很快就进入了他的“古典”时期，就精神气质而言，他更属于十八世纪。歌德在1832年去世，从时间上说是个跨世纪的人物，而且他的集大成之作《浮士德》到他去世前一年才完成，把他看作十九世纪的作家似乎并无大错，然而他的精神塑造，在他完成从“狂飙突进”时期到“古典”时期的转换后，实际上已经完成。在他的晚年，年轻一辈像施雷格尔兄弟、诺瓦里斯等人已经把德国文学带到另一方向，他们的浪漫主义，接续的是歌德早年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精气神——歌德高寿，他的《浮士德》还在“进行时”，英国的拜伦、雪莱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演出，过早地谢幕(雪莱1822年溺水身亡，拜伦1824年在希腊病逝)，歌德甚至在《浮士德》里写到了拜伦的过早夭折（欧福良实为拜伦的化身）。可以说，歌德的晚年，浪漫主义已经席卷整个欧洲，他此时的创作，却在这个潮流之外。几十年前，《少年维特之烦恼》引领潮流，越出德国，影响一代欧洲年轻人，那时的歌德是与时代共振的，《浮士德》却不是时代精神的产物，“结束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在浪漫主义已成燎原之势的背景下，《浮士德》更像是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结果。

▲胡蔚解读歌德

王尔德最标准的标签是“唯美主义”，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唯美主义看成浪漫主义在世纪末的转世投胎也并无大错，他唯一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从小说的角度说，与浪漫派小说一脉相承。王尔德对小说这种样式并不在意，他不过是为他的唯美主义人生观、艺术观，还有他的抖机灵的机智谈吐、他的“毒鸡汤”找到一个容器，究竟是小说还是戏剧，他是并不在意的。

说起来许多浪漫派作家都写过小说，荷尔德林写过《许培里安》，缪塞写过《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斯达尔夫人写过《柯丽娜》……不过浪漫派文学最钟情的文类是诗歌，即使写小说，他们骨子里也还是诗人，诗情渗透于小说之中，抒情主人公牢牢占据中心位置，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自我的投射。可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小说而非小说家的小说，其特征是抒情压倒叙事，而我们知道，小说是以叙事为主导的文类。即使雨果那样写出了《悲惨世界》那样鸿篇巨制的浪漫派宗师，对小说艺术的贡献也不大，其成功来自雄浑粗犷的风格和雄辩色彩，戏剧化的情节安排，叙事上他是不讲究的。

▲陈以侃解读王尔德

浪漫派作家的小说大都是断魂枪，基本上后无来者。这也不难理解：他们的小说和他们的个性气质浑然一体，很难分离出一个技艺的层面，也就难以追随，他们的小说笼罩在他们整体的诗性光辉之中，将小说看作其诗情的延伸和移植更合适。爱伦·坡也许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有《乌鸦》那样的杰作，其小说却并非诗歌的余兴节目，不过作为纯文学，引人注目的乃是怪诞诡异的美感，阴森恐怖的氛围，以及背后的神秘主义，没想到他诡异的侦探故事为后来的侦探小说打开无限法门，以至被尊为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纯文学作家频频被通俗作家“抄作业”，文学史上似乎也仅此一例。

▲马凌解读爱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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