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屠钧 摄）

讲述/王占黑  采访/孙若茜

在短篇小说集《空响炮》为王占黑摘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之后，“90后”的她就经常要面对这样的提问：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写点什么不好，写同龄人不行吗，为什么要一直写中老年生活？你在生活中还会用到方言吗，为什么要用方言写作？

她会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因为她从小的生活环境里，就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不怎么讲普通话的父辈。而这些人即使进入文学文本，也只能用自己的腔调说话，标准汉语和这样的人群以及空间是不匹配的。

王占黑是浙江嘉兴人，但是从最初的《空响炮》到后来的《街道英雄》，再到最近出版的小说《小花旦》，我们很难确定她笔下那些人说的就是嘉兴话，或者故事就发生在嘉兴。因为在使用方言时，她有意地过滤掉了一些特别有地域特色的词语，她不想把方言作为一种划分地域的标志，而是想让人感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使用吴语的地区概念，一种氛围。她说，方言完全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画圈的东西，相反它是打开的，有一种邀请你来看看这边的感觉。

以下是王占黑的讲述。

王占黑不想把方言作为一种地域的划分，她在写作中过滤了其中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词语。图为嘉兴月河历史文化街上的商铺（视觉中国供图）

“选择用什么样的语言，它也是一种本能”

其实像我这个年纪，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在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概率比方言要高得多，因为在学校里也被要求说普通话，我们早就习惯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当我用方言写作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挺新奇的，好像年轻人对方言就不那么感兴趣，也不会那么熟练地运用。

我对方言的运用是比其他同龄人稍微熟练一点。上学的时候，其他同学如果遇到一两句土话讲不好就会来问我，好像大家用方言都比我少。我比较能说方言，主要还是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的环境里父辈人比较多，大部分人文化水平都不是那么高，这就导致大家很少说普通话。他们说普通话的场景需要特别地正式或者重要，比如说有人来做采访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装扮出自己在一个很受尊重、很受重视的场景里，就会主动地讲普通话。或者是女儿、儿子结婚了，他要发言，这个时候他会拿出一张纸头，照着念。这种时候其实也蛮搞笑的，因为他的普通话是带着方言的味道的，有时候还会念不准。像我爸爸就经常念不准普通话，比如说“绿灯”，他会念成“六灯”，因为方言里“绿”和“六”的发音都是“六”；比如说“绕一圈”，他会说“尿一圈”，把这个“绕”字说到普通话里就说成了“尿”等等，有很多这样好笑的事情。

生活在这样的场景里，周围的人都不太说普通话，所以我从小用方言用得比同龄人要多一些。刚好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想法，就是我写的这些人即使进入了文学文本，他也只能说他自己那种腔调的话，因为普通话进入书面是标准汉语，但这个东西和人群以及空间都是不匹配的，你看了会感觉不到这个空间的生动和真实。我怎么才能让这个空间从想象中，包括真实中呈现到文本里，又不让标准汉语剥夺了这些人本来的色彩？最后我使用的是一种改良的方言，类似于一个转化，尽量地把口语的方言改造成书面的方言写进去。

用方言写作只是一种选择，我觉得因为它像母语，用或不用，或者怎么用，这件事情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写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发生了。母语就是一种本能和底色，就像你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句话喊出来的是什么。写作之初也是这样，选择用什么样的语言，它也是一种本能，是你抓起来就能用的，并不是什么策略，当然更不是责任之类的。写一些本来就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我当然就要用方言。但是当我现在有时候去写在都市里上班的人，当然也就不会用方言。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大部分场合是不说方言的，除非是回家或者在一些特别市井的场合，买菜什么的。

在生活里，如果别人跟我说方言，我也会去说，打车、买菜，跟家人说话等等。比如说，我碰到快递店老板有一些说西南口音，那我也就学着点说，要跟人家在一个频道上，是一种相互好玩，你只要不怕自己说错，而且即便说错了对他来说就是个乐子，这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基本上我去不同的地方，跟街上的人说话我都会学两句，去北方我就尽量把普通话说得标准一点，把我这种比较嗲的声音去掉一点。

上海方言的形成其实是特别有意识的，它趋于一种身份认同。图为上海顺昌路的居民在弄堂内晾晒衣物（拾越 摄）

“方言完全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相反它是打开的”

用方言写作的时候我会有一些考量。我不想把方言作为一种地方的标志、一个地域的划分，比如说这是嘉兴话或者上海话，这是宁波话或者苏州话，相反，我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使用吴语的地区概念，比如说江浙沪，所有这种老小区的生存空间里，人是什么样的。所以那种口头特别常出现的、特别能代表地域特色的字眼，我都会尽量换掉，比如说“侬”“阿拉”这种我都只放入了非常少的量。在书里我们对方言是做了一些注释的，但最后精简下来真正需要注释的大概也就10个词左右，因为大部分词语已经成为像东北话“唠嗑”这样全国人都懂的词。比如说我最常用的“白相”，就是“玩”的意思，我会觉得这个词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哪怕不是吴语区的人也都会知道它。但这个词又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对它熟悉，就会知道它说的那种好玩的程度比一个“玩”字要更有力一些，或者说更活泼一些。

我愿意加上的还有那种表现氛围的词语，就像看电影一样，你即使听不懂，也可以进入它的环境，知道这些人所在的氛围。音乐也是这样的，你去听一些小语种的歌，即便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那个旋律在，你也能够get到他想要传达的情绪等。我觉得方言也是有这种魔力或者说能力的一个载体，它能让即便听不懂、看不懂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个空间的氛围。说一个人“游手好闲”，通常我会把它改成平时我们口语里面讲的“吃吃荡荡”，当然不能说它是一个方言词，因为“吃”和“荡”这两个字在标准汉语里的本意也是这样的，但是合起来，即便不是南方人，你也能感受到它所形容的无事可做。方言里这些词的面目非常新鲜，也很准确，这种东西就很适合用到写作里去。

我也特别喜欢写人物不会讲普通话硬讲的这种场面。我写过老人不会说英语，只能把英语转换成他自己的方式，像ATM机，“ATM”对他来说就有一些难，他就会说成“阿嚏机”，“阿嚏”就是打喷嚏的意思，对他来说就会更好记。他们和普通话打交道的瞬间，普通话和方言交融的时候，有一种碰撞，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所以我觉得用方言完全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画圈的东西，相反它是打开的，有一种邀请你来看看这边儿的感觉。很多的方言词汇，如果你能找到与它对应的书面词语，会是一个很丰富的表达，它的精彩和新鲜的程度，是很可能超过标准汉语的形容的。这一点也让我更愿意去使用方言——你既能做到准确，又能做到准确之上的精彩，为什么不去用呢？像“凑热闹”，我通常会用方言里的“轧闹猛/莽”，“轧”字本身也有在人海里钻空子的意味，“闹”跟热闹的“闹”一样，再加上一个“猛”或者“莽”，就会有那种很糙又很密集的字面意义。

这其实是一种翻译，如果现在拿一段白话文，要你用方言念出来，你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去念的，语法结构不一样，有些没法念，你只能做意译。我觉得把方言写到标准汉语里也是一种意译，不是创造一种语言，只是尽可能地找出一些可以把它书写成文本的方式。之前我有一次做播客，要用自己的方言读一篇文章，我选了几篇，发现如果要读我就得先给它翻译一遍，10个字的一句话，我得给它改成15个字才能用我的方言念出来。后来我选了一篇丰子恺的散文，丰子恺本身是浙江桐乡人，跟嘉兴是一块儿的，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方便，结果确实有一些词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书面和口语还是不同，能把那样一篇书面文章念出来，还是得做非常多的转译工作。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写作一开始就是书面的，不会先说一遍再把它记下来，它不是一个听写的过程，这个转译的过程是在脑子里完成的。转译不是写作的过程，方言也不是写作的目的，写作本身也不是要去处理语言的问题，这两个都不是主要问题。

“方言的共性，其实及不上一个人自己说话的腔调”

如果一个人有方言的话，他（她）最先接触方言，再接触学校里的普通话，方言其实会更像母语，包括语法、句式等等。这些东西应该更能塑造他（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在口语对话之外的文本上表现。通常我们使用方言最大的表现就是在对话里面，人物用的语气词、人称代词，也包括动词、名词这些词汇组成的句子，它能够展现一个地域或者一种文化的特色。但在写的时候，我更多感觉到的是对话之外的一个语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是你读，甚至包括你默念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语感里面带着的逻辑。很多江浙沪地区的人都告诉我，我的小说是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方言念出来的。这其实也是我以前在写一些小说的时候自己会用的方法，句子是从方言的逻辑里产生出来的。像上海这个地方，大家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会翻来覆去地讲，可能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你确认是两点采访，我也确认是两点采访，就这么几个关键字，可以来回讲很久，类似于“两点，对吧？”“对的，两点。”“好，我们两点见。”“好吧，就是两点。”反复地这样讲。如果他们吵架，也会反复，会不听别人怎么讲理，反复地讲自己的道理，反复地描摹一个情景，反复地强调自己的感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比如说写到公交车上有人在说一些什么话的时候，所谓的简洁就不适用了，因为这种对话的重复和累赘其实不来自于信息，而来自于说话方式本身所展示的情境，这种时候如果要追求简洁而把那些好像没有信息量的话砍掉就不合适。

上海方言的形成其实是特别有意识的，它趋于一种身份认同。上海是移民城市，所以在讲上海话的人里面，有些人有苏北口音，有些人有宁波口音，有些甚至是广东口音，等等。但是不管哪里移民来的上海人、上海后代，最终讲的上海话都有一种口音上的一致，这个一致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认同——我们在构成一个共同的城市。你会发现上海之外的地区，比如说嘉兴、苏州，还有上海周边像崇明、浦东的一些以前是农村的地方，真的都是十里不同音的，哪怕是一个镇和一个镇、一个村庄和一个村庄都没有一个完全高度相似的口音，因为每一个地方的话都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但是所有来上海的人都是主动地融入，要创造出一种有共识的语言，所以上海话是有一个标准的，是非常有都市的人为色彩的。而且现在的上海话越来越趋同，你听老人的口音，移民的地域特色很明显，但现在就越来越相同。

我有时候觉得，一个地区的人的共性，比如说方言的共性，其实及不上一个人自己说话的腔调，那个东西的重要性或者它的优先性是超过地域共性的。如果写三四个人坐在一起说话，即便都用普通话，每个人身上携带的东西也都不一样，他可能有自己的地域、身份，有各种情绪，那个声音就是很复杂的口音的构成。你不用方言写，还是会有地域色彩在里面。我之前说过我和金宇澄老师是在同一条河里捞鱼，我们捞的是差不多的方言词汇，当然我的方言色彩肯定比他要少很多。如果是普通话的话，就是有无数的人在捞差不多的鱼，但是做出来的菜还是不一样，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趋同，声音只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