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国功

生于一九一○年的费孝通先生，于九五高龄逝世于二○○五年。其二十卷全集四年后即编讫出版，而《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 2000）》（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竟在再过十年后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所谓晚年，从书名可以看出，即指一九八一年以后。在此前一年，“右冠 ”加身二十余载的费孝通，被正式宣布 “改正”,在七十岁时迎来可贵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也开始其 “老来不慕归田乐，随众奔波为国谋 ”(《和友人诗·三》)的“行行重行行 ”，不管是在书斋内还是田野大地上，创造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晚年难得的人生风景。令人敬服的是，“功成身退，得大自在 ”（270页）的费孝通，并没有如年轻一辈所批评的，风骨不再，“活成了明哲 ”。在这册姗姗来迟的《谈话录》中，可以集中地读到晚年费孝通念兹在兹的 “自知之明 ”。

之所以说念兹在兹，是因为费孝通对 “自知之明 ”的思考，并非如普通人渐入晚境时随兴所至的人生感悟，而体现出一位学者、思想者对这一问题自觉和系统的思考。作为民族学、社会学学者，费孝通似乎较其他学人更多有一种 “他者 ”意识，对知识分子更多 “反躬自问 ”。他晚年提出著名的 “文化自觉 ”命题，强调一个民族、群体要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 “自知之明 ”，明白其来历、过程、作用与意义等。至于个体如何认识自己，费孝通有个通俗的说法叫“人如何看待我看他 ”，为此他写了一篇《我看人看我》。在他看来，

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自我认知当然是学术反思。学术反思就是个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一脉相通。费孝通总结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认识自己。

费孝通对 “自知之明 ”的自觉思考，直接表现在对编选自己文稿的重视。一九八七年，费孝通应邀编定选集后，在序言中不禁 “笑我此生多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一介书生逢盛世 ”，自觉不应辜负这个时代。但是主观努力总是抵不过严峻的客观条件，以致到这时候不得不承认，“分数不高 ”。自己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这在同辈中屈指可数，但“产出看来很不相称 ”，费孝通自言有一种自责的心情，“皓首低回有所思，纸尽才疏诗半篇 ”，唯有在学术跑道上冲刺，用十年来追回逝去的二十年。及至一九九九年编好文集，费孝通声明，其主要目的是为一些想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素材。每次编定集子，都引发费孝通思考如何自我评价、后世如何评价自己，可谓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