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子滨

常言道实事求是，可何谓 “实事 ”，无疑是首要难题。尤其在刑事治罪领域，特别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唯有弄清事实，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犯罪行为多数发生在过去，现场真相究竟是什么，需要一个还原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又非常容易出错。回溯性地重构一个案发现场，非常不同于认识并澄清 “这是一座桥还是一朵花 ”。

当然，能抓到现行犯是很幸运的，而所谓现行犯，不过是恰好有目击证人而已。没有目击证人的案件才是多数，这些案件需要串联其他诸多证据，形成完整的、闭环式的证据链，才能认定 “过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诸如事发突然或者与犯罪人并非同一种族等因素，都影响着对事的判断和对人的辨别，即使是当场目击者和被害者本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过去的犯罪真相难于查明，需要一场严肃的刑事诉讼对案情加以重构。这一过程非常类似考古，只能根据不断挖掘、打捞出的证据，像拼图一样逐步还原某个历史场景。拼图的意象将破案与考古勾连起来，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拼图越完整，就越接近真相，但实际上，一些拼片混乱无序，而另一些拼片则散逸难寻，从而干扰了拼图，甚至导向错误的拼接。而且，不是每个拼片都有同等价值，以人脸拼图为例，衣领、头发、胡须、额头的拼片再多，也不足以显现真面目，需要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缺失这些关键部位，比如抠掉双眼，便无从辨认，但若只剩两只眼睛，也让人无法识别。可见拼图的难题在于，拼片究竟多到何种程度才足以认定，少到何种地步便无复真相，简直不可言说。

拼图的比喻还有一个警醒功能：如果知道最后拼成什么样子，就更容易完成。正如在考古过程中对一座古墓的事先了解和预判，会影响对出土文物性质的认定一样，在刑事追诉中对犯罪真相的内心确信，会影响证据搜集和对证明力的判断，使侦查活动坚定地沿着预断方向进行，让证据及其链接为内心的既有结论服务，全不顾及辩护意见，以至于铸成覆盆之冤。在事先不知拼图全貌的情况下，拼图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余下的拼片可能并不唯一，选择往往不止一个。也就是，抽取拼片 A会呈现甲的面貌，抽取拼片 B会呈现乙的面貌。此时，侦查人员的个人欲望、情绪或者好恶都起很大作用，影响着案件走向，因为拼图不断扩大，真相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破案的冲动又让人欲罢不能，于是凭经验或直觉选择下一个拼片。

然而，拼图游戏可以不断试错，侦查活动却不能反复进行，一次选择就极有可能注定犯罪嫌疑人的未来命运。因此，刑事诉讼始于立案侦查，终于开庭审判，就是为了让后续每个诉讼阶段检验前一诉讼阶段，尽量减少人为因素。从侦查、起诉到审判，乃至上诉，每一步骤都应是障碍赛，而不应是接力赛，不能让后一程序沦为对前一程序的背书认可。

破案与考古的不同可能多于相似。考古没有时间限制，挖掘一旦无法持续，可以等待；而刑事程序则必须遵守法定期限，不能让案件在期限之外悬而不决，狱羁冤人，必须有一套对真相不明的疑难案件的处置规则。为文明诉讼所公认的规则，就是 “罪疑唯轻 ”“疑罪从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