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彦。这节课我们将一起看一下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著作，与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它的主要作者、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和司马迁并称为“两司马”。除司马光外，另外三名作者刘恕、刘攽（音彬）、范祖禹，也都是著名史学家。这部书记录了总共1362年的史事，始于战国初期三家分晋，终于五代末年后周世宗时，共294卷，三百万字。徵引的史料，除正史外，还有杂史多至222种。

▲南宋人绘　《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司马光小像》　故宫博物院藏

编写工作历时19年，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是宋英宗去世前一年，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正好也是宋神宗去世前一年，几乎与宋神宗在位期间相始终。

宋英宗和宋神宗都对这项工作予以支持。宋英宗看了司马光进呈的另一部史学著作《通志》非常满意，下令司马光编写历代君臣事迹，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还将自己继位以前王府里的藏书都赏赐给司马光，并向他开放皇家和政府各机构的藏书。宋神宗登基后马上给此书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治国理政参考大全集”，亲自作了一篇序。后来宋哲宗亲政（绍圣元年，1094），蔡京之弟蔡卞等人打算销毁《资治通鉴》，另一位大臣故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宋神宗御制序，才保住了《资治通鉴》。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资治通鉴》作为帝王施政参考书并不是它的创举，实际上北宋已经有过一部帝王施政参考书，就是宋真宗在位前期命令大臣所编的《册府元龟》。《册府元龟》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类书”。“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思是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但是《册府元龟》多达一千卷，作为类书，它分门别类，保存了不少珍稀罕见史料。但是作为帝王施政参考，显然太过芜杂。

所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强调简明易览，结构精妙。它并不是一部从古至近的“大事年表”，而是按朝代分成《周纪》《秦纪》《汉纪》《晋纪》《唐纪》等篇，纲举目张，方便阅读。不为十六国和北朝列纪；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则不纪南方十国，这里面表达了鲜明的倾向性，被写成《纪》的政权就是北宋君臣所认为的正统。

另外，《册府元龟》名字里的大龟占卜，虽然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但是宋真宗确实是一个迷信道教的皇帝，再结合《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两部类书的内容，可以发现北宋初年的社会上层迷漫着浓厚的道教迷信色彩。

司马光活动的时间正好是宋代理学形成时期。王安石变法兴起后，司马光的官职外任到洛阳，之后有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居住在洛阳修书治学，直到神宗去世，《资治通鉴》就是在洛阳完成的。北宋的开封汴京称为东京，洛阳称为西京，是文化中心，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邵雍也定居洛阳，另外两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则是洛阳人。司马光在洛阳与邵雍、二程交往密切。不过对司马光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邵雍。邵雍写过一首著名的《安乐窝歌》，司马光在洛阳修建的宅园叫“独乐园”，或许就是受邵雍的《安乐窝歌》影响。

司马光在“独乐园”里奋笔修书，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司马光表达过阴阳动静、盛衰否泰循环变化的观念，明显出于邵雍的易学思想。因此他把历代治乱和世运兴衰看成反复的循环，史学思想不太关注“究天人之际”，也认为“古今之变”没什么实质可变的，应该关注的是人事。而人的区分在于贤愚善恶，首重德行，次重能力。君主要知人善任。所以《资治通鉴》注意在编年中归拢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具体人员的处置得失与后果，比起碎片化的类书，系统性和条理性明晰了许多。

因为自认为洞察了治乱的循环特点，所以司马光主张谨守北宋初年的“祖宗之法”，以不变应万变，这种观念既体现在修史当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当中。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将。修书期间，他以退为进，观察朝局，有时也上奏议政。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国政，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即所谓“元祐更化”。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连被视为旧党的苏轼也不赞同。

所以《资治通鉴》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与宋神宗变法前后的朝局、守旧派主将司马光的政见，紧密纠结在一起，应当算是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正史。

在元祐年间《资治通鉴》曾经有一个雕版刻印本，早已不存，南宋绍兴二年（1132）有重刻本，但现在存世的也不完整。再后来的元刻本经清人翻刻，保留了全貌。另外就是非常难得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卷手稿原件，本幅纵33.8横130厘米，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相当于现在通行本第九十二卷内容，但有很多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司马光此稿可能是《通志》草稿或《通鉴》初稿。

我们还注意到，稿子上每段史事开端只写提要性的几个字，以下接“云云”二字。因为司马光团队的工作方法是先编史料集，称为“长编”，手稿中“云云”就是提示从“长编”中采入相关史料。根据《资治通鉴》的编写内容进度，东晋这部分属于《晋记》，是在洛阳完成的，时间比郭熙《早春图》稍晚一点。这时司马光工作前期的两名助手刘恕、刘邠都赴外地任官，跟到洛阳的是他稍晚加入的年轻助手范祖禹，也是司马光的政治盟友吕公著的女婿。

那么我们怎么能确定国图这一卷是司马光的手稿，而不是范祖禹的手稿呢？是因为手稿是废纸再利用，纸的后部有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和他哥哥司马旦两人的信札，虽经涂抹，但字迹还清晰可辨：“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晚明汪砢玉的著录《珊瑚网》记载了全文，后面还有79字，但至清初已不见，大概是被清初人割除的。

黄庭坚说：“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其实他不是“尝观”，而是通观，因为《资治通鉴》出版以前，黄庭坚就是校订人之一。这个事实除了反映司马光的严谨个性，其实也有书体能力的局限问题。这件残稿的最后部分还有一项内容，是司马光手书的“谢人惠物状”，就是收到别人的礼物写的感谢信，也是楷书。一般这种内容都是用行书甚至草书写，但司马光显然并不擅长行书和草书。他还有另外两件书札存世，分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天圣帖》和上海博物馆所藏《宁州帖》，都是工整的小楷，而且书风更为拘谨。《资治通鉴残稿》和《谢人惠物状》因为都是草稿，体现的已经是司马光书写时比较放松的状态。

▲北宋 司马光《天圣帖》纸本 楷书 纵30·3横48·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学者书”的普遍具有古朴的书风，从科举到行政，从治学到通信，如果没有专门练过草书，往往就用比较端正的楷书和小行书，只取书法的信息交流功能。但是像另一位大学者欧阳修，个性就比司马光风流跳脱，他的手稿书风也比司马光轻松活泼许多。所谓书如其人，书法艺术也反映出人的个性。今天还能见到古人手泽，其珍贵也在于此。

▲北宋 欧阳修《谱图序稿》纸本 纵30.5横66.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下节课我们将一起看一看北宋苏轼《黄州寒食帖》，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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