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彦，这节课我们将看看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州寒食帖》有个大家熟悉的称号，“天下第三行书”，第一和第二大行书分别是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和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三大行书”这个说法是现代才出现的，但这三件作品的崇高地位，都在宋代就奠定了。对它们的推崇就反映出宋代书法的趣味，叫做“宋人尚意”――在书体上重视行书，在风格上强调“书为心画”，通过书迹表现个人性格和当时的情感状态。

▲北宋 苏轼《黄州寒食帖》卷 纸本 行书 全卷、苏轼书与黄庭坚跋　

本幅纵34.2横18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三件作品都自由挥洒，但都是开头写得比较端正，从书体上说算是行楷，后来逐渐放开，越来越奔放，变成行草。这反映了书写者情绪的明显变化，很好地体现了的效果。

《兰亭序》和《祭侄文稿》都有明显的涂改，《黄州寒食帖》“卷面”比较整洁，只有三个字，一个是漏写了加上，两个是写错了点去，应该已经不是草稿，而是作者自己謄抄的清稿。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认为书写的时间在苏轼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黄州以后，到宋哲宗元祐初年（1086）之间。不过，苏轼书写的时候仍然被诗情所推动，情绪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第二首诗不但书写节奏加快，而且字也变大了许多，与内容相呼应，显得情绪激越、意气挥洒。这样来对比看《兰亭序》和《祭侄文稿》还是有着更明显的克制感，而《黄州寒食诗》要自由随兴得多，更好地体现出了“宋人尚意”的特点。“宋人尚意”可以概括北宋、南宋和金代的书风，但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三人。

《黄州寒食帖》这个卷子就包含有苏轼和黄庭坚两人的作品，前后两段，前面是苏轼写的诗，后面是黄庭坚的跋。两个人都没有落款，就是没有签名，但是因为个人面貌突出，而且都发挥得非常完美，无论从风格还是水平，一看就是他们的真迹。

《黄州寒食帖》里第一首诗其实有点像苏轼写书札的字体，笔杆和纸面接近垂直，使用笔尖写字，笔划比较流畅、婉转；第二首诗有明显变化，诗情和心境忽然一变，纵横冲突地把字写大了才能抒发，但是他没有换笔，小笔写大字，就更多地使用笔肚，苏轼的执笔方法叫“单苞”，类似于我们今天拿签字笔的手势，本来就容易取斜势，这时候就放大了斜势，很多字的笔划是笔肚铺毫侧着写的特征很明显。

再看诗后面是黄庭坚跋，也是开头比较整齐，后面开始夹杂草书写法、大小错落，似乎是受到了前面苏轼的影响。黄庭坚的执笔法是双苞，和我们今天拿毛笔临帖的执笔法一样，而且尽量握着笔杆的上端，写中小字也把手腕完全悬空，只用胳膊肘支撑，这叫“支肘悬腕”，这种状态下控笔最为灵活，动作空间大，所以黄庭坚的笔法有着纵横奔突的运动感。这里黄庭坚用的笔要比苏轼那支笔硬，是一支兽毫笔，笔头不大，字的大小和苏轼第二首诗接近，但他不是像苏轼那样侧笔铺毫，而是靠手劲垂直往下压，笔毫弹性大，又储存不了多少墨汁，写几个字就变干了，所以出现很多干笔锋棱。加上黄庭坚特有的结体――中心收紧，边缘舒展，视觉效果令人过目难忘。

我们讲《黄州寒食帖》在书法风格上，通过苏轼和黄庭坚的个人风格，体现了北宋“尚意书风”的典型。这件作品呈现的另一方面的信息就是在内容上，反映了北宋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政治背景。

苏轼人生经历当中有一个著名的“黄州时期”，起因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杭州刊印的一些诗歌被人告发“谤讪朝廷”，就是表达了对王安石新政的不满，结果从湖州知州任上把他逮捕进京，关在御史台狱，御史台古称乌台，这个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因诗文致祸的第一例。当时的气氛很紧张，苏轼一度以为自己会被判死刑，写诗称自己“魂飞汤火命如鸡”。最后把他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是监视居住，薪俸约等于无，生活条件就很艰苦。他在黄州一共呆了四年多，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到，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离开，按古人的习惯，涉及的年份都算一年，就称为“黄州五年”。

苏轼到黄州第二年，跟地方官要到一片城东荒地，自己耕种。他把这片荒地称为东坡，东坡居士的别号就由此而来。后来他干脆在东坡搭了几间草堂，供自己写作和会客。元丰五年二月草堂落成，二月算春季，但天仍很冷，就在四壁画上雪景，命名为“雪堂”。《黄州寒食诗》就写在这一年的寒食，“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这是他在黄州过的第三个寒食节，实际上刚到了两年多。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诗和书法写于元丰五年寒食节。这时雪堂落成不久，诗中所写的破败屋舍，正是东坡雪堂。所以《黄州寒食帖》卷前有乾隆帝题的引首，是四个大字“雪堂余韵”。

《黄州寒食帖》一共17行，127字，写了两首诗，最后写标题。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第一首泛写气候环境和自己的心境都很恶劣，第二首具体写自己生活条件艰苦，发出垂死的哀叹。虽然使用了不少典故，但是不着痕迹，明白晓畅，或者说就是明明白白的发牢骚。最后一句“死灰吹不起”似乎是说自己已心如死灰，其实前面有一句“君门深九重”，还想着皇上，说明他并没有真的死心，还希望皇上垂怜，把他从这个坟墓一般的贬谪地拯救出去。

不过，这时候已经是他状态的低谷，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之后随着天气的转暖、生活的改善，苏轼的心态变得放松、开朗、达观，并用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帮助自己排解。这一年的初秋和初冬，他和友人两次游赤壁，写下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大家都知道黄州是现在的湖北黄岗，和三国赤壁之战的湖北咸宁不是一个地方，水路差不多有两百公里。但是苏轼不拘泥于实际地理，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通过人事、功业的短暂，和自然的永恒形成对比，归结于道家虚无思想。所以黄州后期不但是他文学上的高峰期、丰收期，当时形成的道家达观心态，对他后来的文学，尤其是晚年再度贬谪时期的创作，也有很深的影响。

那么黄庭坚是什么时候跋《黄州寒食帖》呢？他没有署年款，从成熟老健的书风上判断，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大约七月，这时苏轼远在广西贬所，黄庭坚在四川戎州（今宜宾）贬所，应此卷的收藏者――蜀人张氏之请所写。宋哲宗初年、高太后听政时期，司马光主持废除新法，苏轼和黄庭坚等“旧党分子”都被调入东京获得升职。在宋哲宗亲政后，“新党”重新得势，他们共同面临一连串的打击和贬谪，至死没有翻身。

▲元祐党籍碑　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即高太后听政时期）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司马光、文彦博、苏氏兄弟及“苏门四学士”等无一遗漏，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称《元祐党籍碑》，但因高层意见混乱，不久皆毁，广西桂林和融县（邻近桂林）现存两处，皆为南宋人据拓片重刻，具有纪念意义。此为桂林龙隐岩摩崖的一处及其局部图，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刻，蔡京书。

与黄州时期和新旧党争相关的还有一件作品是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烟江叠嶂图》现存有两卷，公认可靠的一卷使用的技法是小青绿，既想表达当时新出现的大青绿山水那种仙境色彩，又不失传统“丹青”和浑厚朴拙，以及文人的淡雅情趣。这件青绿本《烟江叠嶂图》卷后来进入宋徽宗内府，还残存内府装裱“宣和装”。

王诜是贵族，开国功臣之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娶了神宗的妹妹蜀国长公主，封驸马都尉，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十二年。元丰二年王诜受苏轼“乌台诗案”连累，次年恰好公主病故，虽然公主临终时请求予以复官，但是公主去世后，宋神宗就把王诜贬到均州（今湖北武当），直到高太后听政时期才把王诜召回京，与苏轼等好基友重逢，还有另一位政治上的旧党盟友王巩。王巩也被列为“乌台诗案”的苏轼同党，贬到广西，差点病死在那里。

《烟江叠嶂图》是王诜为王巩画的，经过“几年飘泊江汉上”，他饱览壮丽江山，画艺大进。苏轼看到以后，赋诗一首，王诜也以诗步韵唱和，苏轼再和诗，王诜又再和诗，一共两个回合，四首诗。这四首诗是严格的“步韵”，都使用了相同的韵脚和韵字顺序，属于宋人所用“广韵”下平声“一先”和“二仙”韵部，这两部韵字平正悠长，气象端庄，不像《黄州寒食诗》那样使用入声的韵，章节短促跌荡。

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政治极化使得斗争更加残酷，失势一方的首要任务成了“活下去”。苏轼提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点明了这次文化活动具有纪念乌台诗案受害者的含义，旧党成员劫后余生，抱团取暖；接下来四句还用优美的意象，描述了黄州的春、夏、秋、冬，归结为“桃花流水在人间，武陵岂必皆神仙”。可见苏轼在黄州时期已经完成了一种转换，将儒家的基调转换成道家的出世、观世，追求心中的自由仙境。

▲北宋 王诜《烟江叠嶂图》卷 绢本 设色 纵45.2横16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烟江叠嶂图》中王诜将山画成江上的仙岛，与此岸的观众隔着一段距离，并且无路可达，只能看见山间烟霞缭绕，想象或有神仙出没。这种主题，和苏轼黄州时期的前后《赤壁赋》所表达的旨趣，是相当一致的。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下节课我们将看一看北宋李公麟的《孝经图》。我是邵彦，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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