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通化市居民冒雪排队做核酸检测（张铁兵 摄/ 视觉中国供图）

养生馆里的“超级传播”

年过八十的姚惠芬没有想到，春节前这个每年最忙碌的当口，她居然被裹挟进新冠疫情，成了被隔离在医院里的无症状感染者。按照往年安排，她应该正忙着准备迎接孩子们回家过年。她会把家里打扫一遍，请一位保洁来擦擦高处的窗户玻璃，再从超市里买回两袋柿子和梨，放到阳台冻上，在南方工作的儿子冬天回来总爱吃冻柿子和冻梨。

姚惠芬是因为1月10日参加了一场养生馆讲座感染上的。之后的调查显示，这正是通化疫情暴发的源头之一，讲座的“专家”林某被确认为通化市疫情的“0号传染源”。

那是一家名叫“源升品质生活坊”的养生馆，位于通化的市区东昌区，离姚惠芬家只有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她告诉本刊，最早知道这家养生馆是在一年前，自己送小孙子上学后回家的路上，被养生馆的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告诉她店里正好有专家要免费讲课，教老年人怎么保养血管、防血栓。工作人员是个“大闺女”，一口一个“大妈”叫得亲热。“听听也没事”，姚惠芬跟着进了店。那次讲座推荐的产品是鱼油胶囊，一瓶30粒，价格800元，姚惠芬没有掏钱。不过，她在入口处的“签到本”上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后他们有活动会提前通知俺。”

一年里，她陆续参加过十几次讲座。女儿女婿上班时间早，姚惠芬包揽了送孙子上学的任务，其他时间里，她也只是回家看电视，等着做饭、接孩子。在养生馆里，她还认识了好几个住在附近的“老妹妹”。冬天的通化冰天雪地，姚惠芬没法在小区楼下找人聊天，养生馆正好成为老人们的一种室内社交场所。每次讲座前，她和老姐妹们还会心照不宣地早来半个小时，拿着工作人员倒的茶水暖手，坐在一起唠嗑，“唠唠自个儿和老伴的身体，还有孩子的事”。或许是疫情暴发之后，网上流传着“听课领鸡蛋，回家送新冠”的调侃之语，姚惠芬不太情愿地小声承认，“有时听完课是会送一些鸡蛋、面粉或者碗筷”。

通化是个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小城位于吉林省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市区常住人口只有40万。数据显示，10年里通化市人口数量逐年降低，减少了约10万人，但老年人口比例增长迅速，65周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市人口比重17.07%，远高于全国12.6%的水平。庞大的老人数量给“养生馆”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在通化，仅是地图软件上有记录的养生馆就有85家。这类养生馆主要针对老年人，常常举办讲座、培训，以养生之名兜售高额保健产品。

1月26日，通化市东昌区富通社区的工作人员刚刚结束核酸检测工作返回社区（中新社苍雁 摄/ 视觉中国供图）

新年以来，姚惠芬只听了这一次课。讲座前两天，她接到了“源升品质生活坊”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从外地请来了专家，讲老年人心脑血管健康的主题”。平日里，即使没有讲座，养生馆的工作人员也常常打电话来嘘寒问暖，和她拉家常。姚惠芬听说：“买东西多的人，那些闺女过年过节还会上门送米和面。”她只买过一双保健鞋和一个枕头，相比花了上万元的老人，“会员等级比较低”。那几天，姚惠芬的老伴正好生病住院了，家里没有别人，“在家也是闲着”，她参加了1月10日的讲座。

和往常一样，讲课的地方在二楼，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三四十张凳子，最前方是两张合并在一起的桌子。那天来了大约30个人，姚惠芬记得清楚，自己坐在最后一排，戴着口罩，“和旁边人唠嗑时都没有摘下”。按照惯例，“专家”林某在台上“激情澎湃”地讲了许多心脑血管堵塞的严重性，又往桌上摆上了三瓶食用油，推销起“减轻血管压力”的亚麻籽油。最后，他还走下讲台，用几个一次性杯子装了亚麻籽油，请老人们品尝。姚惠芬只有在那时候摘下了口罩。

1月12日，通化市接到黑龙江省推送林某为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对林某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同一天，源升品质生活坊的4名员工也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据此后的调查，林某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也是通化市疫情的“0号传染源”。今年1月份以来，从事个体营销职业的林某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先后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了4次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

通化“0号传染源”林某也是一个典型的超级传播者。据1月17日统计，他于10日和11日两天在源升品质生活坊进行培训授课期间，就感染参与者及关联人员82人。截至2021年1月30日24时，全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307例。

姚惠芬作为密切接触者，也很快接到了社区的居家隔离通知，“让俺不要出门，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不要和老伴孩子同桌吃饭”。1月13日，女儿正好接出院的父亲回家，姚惠芬站在门口，没让他们进门。第二天，姚惠芬再次接到了社区的电话，“搁家里不行了，得去宾馆里隔离”。在宾馆里，姚惠芬完成了鼻、咽拭子采集，核酸检测呈阳性，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1月20日，东昌区滨江街道丽江社区的居民在公交车上做核酸检测（眼睛 摄/ 视觉中国供图）

“封户”

刘芸最早是从顾客口中得知疫情再起的。53岁的刘芸和丈夫张强在东昌区自家对面的一个小区里经营小卖部，1月12日傍晚，刘芸看店时隐隐绰绰听到人们在讨论，通化刚出现了5例无症状感染者。她有些恐慌，下意识地盯住了对方没有戴口罩的脸。“就在自己身边，都是无症状感染，我怎么知道进来店里的顾客是不是感染了？”

在此之前，这个吉林南部的小城已经近10个月没有新增病例了。“新冠”似乎离通化市民有些遥远，路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新增确诊病例的消息，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

第二天，刘芸的小店就“被疯抢”。小卖部只有十几平方米，规模不大，没有新鲜蔬菜，只卖一些生活用品和米、面、零食等便于储存的食品。即便如此，店里的东西还是被买走了一大半。不过，一小波抢购热潮过去后，暂时恢复了平静。那两天，无症状感染者分别增加了1例和7例，截至14日“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3例”。

情况是自15日开始急转直下的。这一天，通化市新增了49例无症状感染者，全都是源升品质生活坊培训活动引发疫情所产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当天，通化市紧急开始了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刘芸所住小区的检测点就在楼下，露天进行，“像排队买菜，都是一个小区的人，都彼此认识，站着聊天”。刘芸说，偶尔有一两个防范意识强的人，刻意与人群保持着距离。那天的气温是零下20多摄氏度，刘芸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做完检测，“冻得手脚冰凉，跟被猫咬了似的”。

逐渐紧张的气氛中，18日，通化市发出“封小区”的通知，城区以居民小区为单位，乡村以自然屯为单位，全面实行封闭管理。

刘芸是个急性子，从邻居那听说下午4点要封闭小区后，匆匆跑到小区外的超市“抢”了点米，又绕到自家小卖部里，拿回来几包方便面和火腿肠。平时，她和丈夫在店里做饭，家里连酱油和醋都没有。超市里人满为患，新鲜蔬菜虽然涨价了一两块钱，但还是能买到。丈夫张强跟她开玩笑，“老头老太太喜欢领鸡蛋占便宜，把这疫情领来了，现在又带头抢菜的话，只能是导致物价上涨了”。

张强还留在家对面小区的小卖部里。封闭小区后，通化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暂停了，街道上的超市大门紧闭，但小区内部的小卖部还没有接到关停通知。小卖部越来越忙，一面是小区居民的抢购，一面是货源无法进入。店里的物资在一点点减少，刘芸打电话叮嘱丈夫，“给自己家囤点米和面。”

“封户”来得猝不及防。1月20日，通化市东昌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并开始第二轮核酸检测。1月21日晚上9点出头，刘芸在洗漱时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快让你老公关店回家，要封户了！再等下去就回不来了！”大约一个小时前，通化市发出通知，从22时起对东昌区居民住户实施贴封条封闭管控。刘芸小区的微信群信息显示，“各物业企业，接到紧急通知，现将小区居民门每户全部贴封条……有疑问让他们打110问，大概封3天，是为了全市消毒，包含楼道，避免病毒气溶胶。”

即使是去年全国疫情最严重时，通化也没有“封户”。刘芸慌忙打电话给张强，“不卖了不卖了！你快点回来！”还让他把米和面一起带回家。打电话的同时，刘芸手机里微信和支付款的收款声音疯狂响起，“手机炸了一样”。后来她才知道，小卖部里同时挤着十几个人买东西，“关门都关不上”。挂了电话已经是晚上10点出头，家门的封条还没贴上，一直到晚上11点半，张强才敲响了门。刘芸的心稍微放下来，但时间仓促，张强抱回了养在小卖部里的一只小狗、一颗白菜和一颗酸菜，唯独落下了米和面。

起初，群里发布的消息是封户3天，刘芸在心里盘算着，家里的米和方便面省着点吃，还能支撑得住。她看到微信群里有人说，“如果第二轮核酸检测后，整个小区都是阴性，可以拿出入证通行”。1月20日至22日，通化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基本结束，市区累计采集样本已出结果的36万人里，呈阳性的有88例。

刘芸家的小区没有阳性病例，但也没有得到解封的消息。1月22日，封户后第一天清早，她就在朋友圈里问，“谁有生活物资配送的电话号码？”好友给她发来八九个电话，还把她拉进了超市采购群里。刘芸挨个打电话，每个号码都能打通，但全都没有人接。家里只剩一点米和方便面，刘芸和丈夫改成了一天吃两顿。她已经三四天没有吃过青菜，开始口腔溃疡，“不停地喝水，为了解决饿，也是怕自己上火”。

按照政府设想，在“封户”之后，将通过两个线上App满足居民的物资需求，居民下单后，由志愿服务队免费配送，不会上网的老年人可以拨打网格员电话。通化市市长李平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解释，短时间内订单太多，线上拥挤，“网上平台就失效了”；线下配送，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封闭管理，比如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封闭在里面了，入户运力不足。

刘芸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慧慧一天到晚抓着手机不敢放，帮忙“抢菜”。两个App里的店铺全部显示“休息中”，从上午7点开始，慧慧每隔10分钟刷新一次。她曾经下单成功过一次，又很快被取消了订单，把她急哭了。刘芸安慰女儿，“很正常的”。她看到超市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说，开门10分钟的时间，涌进了3000多份订单。

那是许多通化市民最难熬的几天。每一个本地群里不停冒出信息，询问买菜的电话、从外地送菜的办法，以及“断粮求助”信息。刘芸曾听小区里的网格员说，自己已经5天没有回过家了。最让她心酸的是，微信群里流传着一张求助购买药品和鸡蛋的图片，上面写着门牌号和手机号：“家中有92岁老人卧床，我俩都70多岁，不会上网买东西，我拿300块钱求助帮买。”

压力

封户之后，通化像是被连夜按下了暂停键。刘芸也不知道自家的封条是几点贴上的，第二天醒来时扒着窗户往外看，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没有声音，像极了去年2月份在视频里看到的武汉。

不过，通化当地医生刘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无论从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还是全员核酸检测的安排，再到封闭措施，“都有些慢了”。刘浩觉得，长时间的无新增让人们多少有些懈怠。他提到，在医院，病人需要测量体温、扫健康码登记信息，自己出诊时也会戴上口罩，“但没法强制病人戴”，因为许多老人戴着口罩时，呼吸都不顺畅。

“去年12月中下旬，大连和沈阳已经出现了疫情，那时候就应该警觉起来了。”沈阳离通化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许多通化人在沈阳工作、求学，人员往来极其密切。“一开始应该是没有想到情况的严重性，对密切接触者只是安排居家隔离，这是非常不妥的，无形中又增加了次密接触者。”刘浩告诉本刊，全员核酸检测的原因之一，就是已经无法精准排查出密切接触者，只能将所有人都作为可疑对象。“但检测期间出现了扎堆的情况，封小区之前也没有采取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很容易使感染者继续传给他人，导致传染链进一步延长。”

这种担心是自然而然的。通化是座“山城”，被群山环绕，市区人口高度集中在东昌区。城里老人多，在刘芸的小卖部门口，常常有四五个老人坐着唠嗑，冬季则转向如养生馆一类的室内场所。通化市卫健委发布的流调信息显示，多名无症状感染者在被隔离管控之前，曾有乘坐公交车、到商场购物、在外就餐、接送孙辈等活动，一位年仅5岁的无症状感染者，就是其中一位老年感染者的孙子。

缪晓辉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他向本刊记者分析，当地采取封户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彻底切断人与人的传播。“封多久？理论上应该是想封两周，争取缓冲的时间，先把一切暂停下来，把传染情况搞清楚。”缪晓辉说，目前我们周边国家深陷疫情之中，在国内的发生也几乎是必然，只是规模有大有小，“一个小城市突然多了上百例阳性，可能一下子比较慌乱”。

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后，姚惠芬被送到了通化市传染病医院，1月17日又被转送到通化市中心医院。这是当地唯一一家三甲医院，1月17日和18日两天，该院腾空了所有院区，分流住院患者，改造为救治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基地。这在通化还是头一回，2020年疫情中，通化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例，均在通化市传染病医院治疗。

今年通化市的疫情规模远远超过去年，给医疗系统带来的压力瞬间增加。1月21日全市共有确诊病例132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2例。“这个数量，对通化市的压力肯定很大。如果这就是最终规模，应该还能消化得了，因为现在的诊断、治疗方案都是成型的，物资也随时能从外地获得援助。”刘浩说，更棘手的问题在于，许多确诊患者的年纪大，往往伴有其他并发症。同时，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中依然出现了大量阳性病例，“这就说明前期的管控措施没有起到效果，传播还是蔓延开了，难以预测病例的增长趋势，什么时候会彻底压垮医疗系统”。

缺乏实际救助经验是另一个大问题。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通化市各个医院都进行了应对新冠的培训，刘浩所在的医院开展的培训包括如何处理体温高的病人、如何设置隔离条件、如何规范发热门诊。“但很多人没有上手治过，对新冠肺炎还是有点恐惧。如果让我直接到传染科救治，我肯定不行。”刘浩是中医科医生，从1月15号正式通知全市第一次核酸采集开始，他所在的医院除了值班人员外，全部参与到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中，并抽调呼吸科、ICU、传染科医生，参与中心医院的一线治疗。

缪晓辉告诉本刊，判断公共卫生体系的承受能力时，有没有床位、存留病房，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不能有人员应对。他曾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自“非典”以后，上海每年都会有市疾控中心或卫健委开展的传染病防范教育。“换言之，通化市的医疗系统有没有这种常规教育？如果让一名外科医生、内分泌医生、血液科医生上场，能不能很快知道怎么去穿防护服、怎么戴护目镜、怎么去接触病人，包括如何治疗、用什么药物？在公共卫生医疗体系里，能力建设最重要，而能力建设中，自上而下各类人的能力最重要。”

重启

“通化市的粮油储备绝对是够的，东西都在商超里，真正有困难的是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通化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下称“青协”）的志愿者范子歌告诉本刊，封户之后，商业化的跑腿组织无法继续运营，“专业的骑手都困在家里了”。而青协的一线志愿者需要拿到政府下发的通行证，整个青协陆陆续续领到了约200张大学生通行证，“很多志愿者出不来门”。

封户之后，“断粮”的恐惧让通化市民集体在微博上求助，话题一度上了热搜。1月24日，通化市副市长蒋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道歉，承诺按每户5天需求量半价配送“蔬菜包”，将在第二天早上6点全部送完。

那是忙乱的一晚。范子歌记得，当晚从通化市下辖的两区三县和其他县级市临时增调了大批公职人员，参加工作的人超过了1万人，比之前增加了大约一半。范子歌也在这天拿到了通行证，此时距离封户已经过去了3天。

范子歌是大三学生，在1月13日加入了青协，和他同期报名的大学生有33人。“那时候还不怎么缺人，没有对外招人，也没有具体的组别划分。”在第一轮全市核酸检测中，他和其他志愿者的工作是在社区里“用大喇叭喊着居民下楼检测，给检测试管挨个写名字、贴条”。

但人力缺口越来越大。18日小区封闭后，原有的人手已经无法满足卡点执勤的需要，有其他县市的公职人员被陆续抽调到通化。范子歌告诉本刊，青协也开始不断招募人手，在1月20日第二轮核酸检测之前，大学生志愿者的数量达到了1200人。那时，市青协已经细分为外联组、民生保障组、信息处理组、新媒体组和一线服务组，其中一线服务组的规模最大，组内按全市小区数量再划分小组，日常行动的有三四百人。范子歌是外联组和民生保障组的组长，负责物资募捐和接听市民的电话。

封户之后，通化市曾对外公布了10个求助电话，由范子歌的小组接听，“很快就被打爆了”。按照计划，接到求助电话后，范子歌会将信息转给一线服务组。但一线服务组自顾不暇，范子歌很快也加入了一线配送工作。“我们只能送完一单再接下一单，两个任务没法同时进行，许多电话就接不了。”药品类的求助优先于食物，那几天，他开着家里的车往返在商超和各个小区之间。

25日凌晨5点多，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终于把蔬菜包送到刘芸家楼下，一棵白菜、几个白萝卜、一个包心菜，装在蓝色大塑料袋里。那天晚上，夫妻俩“吃上了一顿饱饭”。刘芸把菜拍照发到朋友圈里：“感谢政府的救命菜，感谢‘大白们’不辞辛苦的奔波！感恩！”

仓促运转起来的物资配送系统依然遗留下不少问题，有的小区收到的蔬菜包数量少，只能“紧着没有食物的人家”，有的蔬菜包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足以支撑5天的量。一名参与送菜工作的志愿者告诉本刊，自己在下午3点接到给某社区派送蔬菜包的任务后，连续工作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多。他还记得现场的慌乱。蔬菜批发市场里人来人往，起初，工作人员还能按照政府统一规定的数量打包，但等待派送的人越来越多，打包速度完全无法跟上，后期只能把蔬菜、挂面等食品随机凑齐数量，才会出现不同小区收到的蔬菜包内容不同的情况。蔬菜包的原定成本价是40元，但只有最早派送的一部分蔬菜包收费了，不少居民被告知过后交钱，最后不了了之。一直到1月26日，第一轮派送才基本结束。

或许是新增病例的趋势开始放缓，或许是这个瞬时形成的庞大配给体系无法长时间维持，通化市开始尝试解封。小区内的便利店可以“不开门营业”，每栋单元楼中选出一名楼长，在线上与便利店沟通下单后，统一到店里提回居民的物品，放置到每家每户门口。刘芸的小卖部也开放了，从早到晚，订单不断。她在忙碌间隙给本刊记者回了几条语音消息，气喘吁吁但又语气轻快，“我们能自己买到东西啦！”

很多人最担心的还是一线工作的人。最近几天，通化常常下大雪，刘芸发来一个在通化人当中热传的视频，从窗户看出去，五个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踉跄着走到小区外的栅栏边，一屁股坐下，躺倒在厚厚的雪地里。“东北很多地方自顾不暇了，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支援，换一换连轴转了十几天的人？”

（文中姚惠芬、刘浩、刘芸为化名，实习记者张宇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