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

三联生活周刊：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有点“大器晚成”的意思，其实您很早就写小说，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自从1991年发表了小说《轻寒》之后，除了零星的几篇作品外，后来几乎停笔，直到《繁花》问世，所以有人称您为“潜伏者”。您潜伏的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金宇澄：我1988年到《上海文学》，一直做编辑。发现做了编辑再写小说，就会打架——白天认认真真挑别人小说的毛病，晚上有冲动自个儿写东西，第二天一早，编辑眼光回来了，看自己昨天写的，都什么呀？因此不写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的想法是永远弃笔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重新开始“写作者金宇澄”的身份？

金宇澄：当时就是随波逐流，假如没有后来这个很偶然的契机，我可能结束写作了。有一天，一位朋友说，某某人在“弄堂网”写真名真姓别人的八卦了，我好奇去看。这是一个上海本地的网站，基本是上海话写作，此人书写的对象，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我想，有名有姓写他人的私事——北方话说是“埋汰人”了，不大合适，内容也没多大意思，我知道的市民生活更有趣，所以开帖子写写普通民生。

这网站现在没了，但没这小插曲，不会有写《繁花》的冲动，这事情非常有可能刺激到我了。

三联生活周刊：做文学编辑好多年，暂时告别了写作。而看《繁花》的感觉是一股气贯通写下来，好像之前各种各样的积累在瞬间爆发，突然就酿成了酒。您在下笔之前就把文体或风格已经想好了吗？

金宇澄：这是一个全世界上海人用沪语发声、唱歌，晒上海旧照的论坛，我也就用上海话试着写，重要的是我用了假名“独上阁楼”，这也是《繁花》开篇第一句话，我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最自由的陌生人，没有任何负担，全新的写作体验，周围也都是陌生人，相互都那么新奇、好奇。我这个懒散的人突然警觉了，充满“我要打起精神来”的感觉。

小网站很稳定，每天100来个人看，心态都很放松。如果换成大网，每天无数人灌水，我可能早就歇菜了。当天贴了开场白，人人上来打招呼“爷叔侬好”等等，写了几天，就有人上来问：“侬到底啥人？你是什么人？到底谁的马甲？”坛主也悄悄问我，是不是某某人的马甲？

意思就是我写得好，获得这样的重视，对自己就不再怀疑了，写得很顺，每天更新一节，底下立马是各种评论，极为热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直播。兴奋的焦虑是，打个比方，等于人突然“怀孕”了，“不正常”，成天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发出一节，立刻就想明天的故事。

说起来我特别佩服“鸳鸯蝴蝶派”那些老作家，包天笑时代的那些传奇，以《广陵潮》出名的李涵秋，《江湖奇侠传》的平江不肖生，真名向恺然，都可以每天三家报纸连载三个长篇——当然每天文字只有豆腐干大，一般是下午躺在一烟馆里，门外三家报社小伙计等着，一筒烟抽完，“拿纸过来”，小伙计拿来一纸，立刻就在纸上写完，小伙计跑去排字，第二个伙计送纸上来……脑子里都想好了。

1992年《上海文学》组织作家在潞安煤矿写报告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您的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

金宇澄：记得是那年5月11号开的帖，早晨8点贴上去，状态很兴奋。为什么？5月份是上海最好的季节，天蒙蒙亮就可以起来写，气候不冷不热。写完天已经亮了，然后吃早饭，去上班。我的猫都知道了这节奏，有一天没起床它就过来不断地叫唤。上午10点打开“弄堂网”，看好多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很好，几秒钟的快乐，立刻想明天的内容……

每天写2000字、5000字、6000字。写完读者即看，完全投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因此特别理解年轻的网络写作，跟传统的面壁写作不一样，不再是等全部完稿，最终只是给一个编辑看，听这个读者的结论的写作。每天每一节，我都面对真正的读者，完全看得到他们的意见。因此这是“极豪华奢侈”的写作，这状态当然考验人，我经常会获得超常的发挥，内心也相当急迫，其他活动一概拒绝，这样一直写到10月底，统计字数二十几万，吓了我一跳——希望尽快结束吧。后有评论说，《繁花》推进得越来越快，现想想蛮后悔，实际是可以再放缓一些的。

单行本从头到尾，完整保持了连载时期每天每一个自然段突然结束的特点，预留“且听下回分解”的余味，这是面壁写作难以达到的节奏效果。

三联生活周刊：我还好奇一个技术性问题：书里这么多的人物您怎么记得住？作为读者阅读的时候，可能还经常都忘了这个人物是谁，要重新回头再找线索。您在写作上是怎么解决的？比如列一个提纲，还是这些人都活在您的脑子里，他的身份、他的腔调……不需要这些提醒？

金宇澄：网上写一个礼拜觉得不对了，不是“开无轨电车”，是小说，这就要人物表、提纲，要安排结构——开帖是随便聊大天，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然后提到了上海男人陶陶卖大闸蟹——就是《繁花》开头一节。“大闸蟹”这节是上帝给的礼物，门忽然开了，进入到过去的上海，联系到记忆和许多熟人，一切突然打通了。

像一副牌一下子理顺，人全罩在里边，可以一眼望到头，因此停了两天，结构是用两种颜色的笔，红字算一章，蓝字一章。比如红字大闸蟹，是一种提示，几个字就知道是写谁，包括其他关键字，都可以一看就知，就这样提示，红字蓝字，完成就划去，其中如果有不能预想的变化，我在一旁列出，或另贴一纸，但到了结尾，竟然完全按照了预设。读者稍微用心一下，会发现《繁花》里的人其实并不多，一眼就知道哪几个人最要紧，其他很多人也就是风景，环境、气候是风景，周围的人群，其实就是各种的景色。

沪语写作与被标签化的上海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要写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还是说一直是无意识的，但这个念头根植于您脑中可能二三十年了？

金宇澄：我这年龄的作者都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文本实验热潮。可以说当时的写作者们，特注意实验、摹写各种文本，特在乎个性，因此创作呈现的样式千奇百怪，什么表达都有。

这种文学趣味环境，与“80后”“90后”作家不一样，是一个恶补和照搬的时代，突然出现大量仿西方流派的作品，法国新小说、“垮掉的一代”时期……强化“个性化表达”、写作辨识度……然后，我暂别了小说，是休眠状态，也有那种不甘心、“没有完成任务”的心情，这次一旦触碰到了立刻就回头了。

另一原因是，受论坛沪语的启发，心里知道，很少有作者用所谓“上海官话”写小说，在北方语系方言的大背景下，上海话一直是小众、边缘的。《上海文学》的作者们，最多点缀几句上海对白，以示特色——编辑还得十二分注意它们是否通文。我的工作，就是修订到让所有华文读者都能懂，因此我对于沪语，一直有潜移默化的敏感，知道沪方言很有魅力，也容易“隔”。其实文学并不承担传播方言的任务，方言就是好看，标准普通话，客观上是“人造”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解释就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它进入了词典，就没变化了，而任何地域自然生成的方言，原汁原味，活泼接地气，也随时间一直活泼地变更，它们从不固定，因此小说和影视都喜欢方言对白，因为它们更生动。普通话对于国计民生来说，功不可没，多少也切断了地域水土的显著特征，包括人耳听觉的敏感度——比如我爱去广州，一听见出租车里的电台，就知道广州到了。城市之味，通过语言声音，露出了地域的特征，普通话，等于千城一律的城市高楼，而我最想看的却是属于本土的房舍，比如看到了上海的石库门，就知道到上海了。对上海话，我没有自恋，我在北方生活了多年，我在小说里慢慢改良和修订它，目的就是尽量让非上海读者了解这地域。

现今回想，上海这个本地网站，启发了我的沪语写作兴趣，网站里以上海话写作、倚老卖老的各种能人，对我也产生很大影响。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我是上海人，母语是上海话，但数十年写作，一直是用普通话思维，所以初用上海话写，磕磕巴巴，经常文不达意，心里坚持用上海话，知道有些可用上海话表达，有些就要改换，比如不用“侬”，我改为直呼其名等等，读者看不出来35万字的小说，没有“侬”——就是“你”——这第二人称词，因为这是常用字，如果每一页满满的“侬”，读者肯定受不了的，如果改用“你”，也就不是上海话了，这就是转换。

做小说编辑，做梦都想着明天上班收到一篇语言特别的小说——不是说语言“好”，而是“非常特殊”，有非常独特和个人的气息，小说最要紧的是语言、语感。拿到稿子、拿到书，看第一个十行，就能感受到这是一般还是特别的语境，不是等看完整个作品，了解全部内涵才下结论。第一个打动你的就是文字和语感，这一块儿一直是我特别看重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得承认在最初读《繁花》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上海方言让我感觉有点吃力。我在揣测作者在写的时候，是否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为了保持上海方言表达的完整性，而主动放弃了一部分北方读者？

金宇澄：刚才说过，我是对文本、文体有兴趣，80年代第一次接受“原来小说有这么多个人色彩”，努力营造个性表达欲望等等，都包含其中的某个结果。《繁花》密集的句式，是一开头无意中写了陶陶卖大闸蟹这一节，一来一回不分行、紧密文字段落，引起我的注意，我发现，这是上帝的礼物，看了多年稿件，我没见过这种文字状态，也就是说，人很容易疏忽上帝的礼物，很多作者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的样式，突然被我发现了。

不少读者，都被这密密麻麻大块儿文字吓到，而民国初年，我们的文章和小说，都是这样密排的传统，紧密排列，《红楼梦》一章就是一大节，没任何分行。100年前仍然不排标点符号，靠读者“可圈可点”的中文传统，如今所谓的重起炉灶，文学的趣味和实验，我看读者是否能接受。也因此有读者说，看了小说，再去看报纸、看文章，也用《繁花》的口气去读，是非常难受的。

接受“五四”之后西方小说频繁分行的阅读影响，再回头一看会如何？我承认是有故意的成分，我需要繁复、词汇量，这还包括多年前，我看到一英文译者表示，如今他翻译的中国小说，已不用查汉语词典了。我只想写一本给华文读者的书，我需要大量复杂词汇，甚至列出繁体字，人物翻动旧版书、读旧诗，都用繁体字，这之后出了台版，繁体特征就没了，我对《印刻》总编初安民说，原来繁体字也有简化作用。《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先生也问过我，你小说里怎么不用问号，怎么还用繁体字？然后，他笑笑说，小说可以这样。

有一次王家卫导演对我说：换个人写《繁花》，那么多内容可以写5本书，你都一勺给烩了。我说，我喜欢这样，喜欢这么密集。

三联生活周刊：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制造一种独特性？

金宇澄：美术、音乐，包括文学，个性独特最重要。我可以用各种办法实验，看读者是否能接受。语言学家沈家煊先生特意写了一册关于《繁花》汉语的分析，分类很多，其中有一点最好玩，是说《繁花》的标点“一逗到底”，他统计过，最长的一逗到底，大概是47个逗号，我自己都没注意到。但我确实对标点符号有意见，也是那一次，我问了《咬文嚼字》的郝铭鉴先生，为什么中国最经典的唐诗宋词，也要用西式标点？等于我们中国的老古董贴西洋标签。唐诗里为什么还有问号和感叹号，缺少标点，我们中国人不会读古诗了？他说，你怎么又提这老问题呀，50年代有几个老教授争论好久，不了了之了嘛。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经常没标点，三四页都是句子——西方文学做了很多这样的事，90年代《上海文学》都发过这种匪夷所思的探索小说，以后就没人做了，所以我的感觉，是一下子回到80年代，总算找到一个东西，要大动干戈，要告诉读者我在这么弄。

当初在网上写了两个礼拜，就有网民上来说：“求求你，可不可以不这么一大块儿到底，分一下行？你不分行，我眼睛实在受不了。”我不理，于是，他自个儿给我分行贴出，甲一句乙一句，完全成剧本了。我仍然坚持不分行，“一逗到底”，后来发现，他们都接受了。

回到问题：是否准备放弃一批不习惯上海话、看不懂上海话的读者？不是这样，《繁花》的写法和形式，对于惯读西式长篇的人来说，可能像冬夏那样完全不同，不单是沪语问题，是对整体的不适应。

也因为最后成稿阶段，我已无数次编辑《繁花》，每一句用普通话念一遍，用上海话念一遍，其实完全是为非上海读者做沟通，因此出版的初期，立刻获得肯定的是北京和广州的非沪语读者。《繁花》单行本出版最好玩的是什么？上海以外的读者先予认可。《南方周末》盘点收了它，“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也列榜首，它确实得到许多非上海读者的喜欢，直到如今。

三联生活周刊：《繁花》里的语言十分特殊，这也是一种刻意的表达吗？

金宇澄：交了《繁花》初稿，听到有不同意见，比如《繁花》一开场陶陶老婆出来“轻摇莲步”，“现代人怎么可以用这种语言？”。如果编辑要我改，我不会答应，好在没提出改动。

但这种对“鸳鸯蝴蝶派”文风的警惕，传统半文半白的中文词汇，出现了意味深长的话题——这恰是中文的凝练优点。最后使用这类“鸳鸯蝴蝶派”词汇的老先生们，一直就是被批判的对象。包天笑、周瘦鸥、秦瘦鹃这些老先生，最后要么是去文史馆，要么养老或者到地方戏班子修改旧戏本，有魅力的传统中文，生孩子当洗脚水一样给倒了。这中文的局限，从《诗经》开始就字短情长，例如“明眸善睐”，翻译腔中文要费多少字才能解释啊。它们沉寂了数十年，我再拿出来看，中文的老物件，仍然闪闪发光。为什么我们新房子要摆老物件？因此收集了大量“鸳鸯蝴蝶派”四字句，装饰这部小说，这棵圣诞树可悬挂各种饰物，有种装配意义的快感，我几乎修订到最后一分钟才给《收获》。

三联生活周刊：《海上花列传》被认为是海派小说的一个起源，现在您也被列为海派写作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被归在这个序列里面，您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金宇澄：我没觉得这是一个荣誉，每人有每人的说法，有一条是对的，《繁花》是绕过新文学的白话文，或连接自然主义这一块儿云云。我确实有这兴趣，目的只是记录时代，继承一种中国主题，也是传统的主题，所谓“花无百日红”，国人血液里的元素，不解决什么问题，是发现，不是解读，没有解读责任的记录，是往后看，回顾中国人“一生一世”这题目。

从头到尾，《繁花》是一人说话的话本体，这个特点很突出，却不大有人议论。当编辑这么多年，我知道这方式少见，这个小说往往采用一个世俗故事，引发各种独立的言论，我特别喜欢这样衬托众说纷纭的环境，假如读者只着眼于世俗故事本身，忽视后续那些人的表达，这就是读者的喜好，我无能为力。《海上花列传》的讲故事方式给我养料，第一个人出场带出第二、第三、第四个人……一个个出来，最后收官——只能解释为，有些人，上来一下就走了，那是一道风景，上海的风景。这小说有主要人物，部分像《海上花列传》《金瓶梅》那种传统，人物比西方小说范围略大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导演王家卫选中了这部小说，同名剧集和电影也已开拍；您书里的前言正好引用了《阿飞正传》的场景，这是一种巧合吗？似乎小说和电影里那种暧昧不清、灯光摇曳的感觉非常契合。

金宇澄：有一次我被媒体问，上海有哪几个特点？我只能说上海是西风东渐的集大成者，中国城市的典范，这当然没错，正也因为这样，它才可以汇集大城市奇境，想想任何最八卦的城市细节，发生在上海都觉得自然合理，换别的地方就不合适。

《阿飞正传》结尾那些镜头，特别上海，狭窄居住空间，人的行为样式——梁朝伟的梳头方式，我仿佛见得很多、很熟。意思是，只有在上海才会有这样特别的私人镜头，才会有专在半夜出门的人，各种夜不归宿的人——像张爱玲说的，上海是最能隐藏躲避疗伤的地方。大城市功能等于大森林生态，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隐私。上海的夜色，不是村里一片漆黑，仍然会有弯弯曲曲的个人路径，可以找到气味相投者，有秘密，才有个人魅力，努力逃离众乡亲眼皮底下那种生活。《繁花》开头的姿态，强调了上海特有的这种气质，这和导演的气质合拍。

我有不少朋友住那种典型的上海老弄堂——《乌鸦与麻雀》黑白电影中下层市民的那种老房子，窗子打开，上海一层一层黑色屋顶，不远处又有霓虹灯景象，越到深夜，前景和远方越有意味，高低错落，华灯闪烁……感想难免复杂，当然，我同样熟悉山峦叠嶂、蛮荒冰雪，毫无灯光也好看，但我喜欢前者，喜欢热闹的上海旧城区，最好是没小区的，出来就是小店，小马路，那才是上海。写这个小说，我觉得就是自己不断向读者、向东北嫩江时代的那个我招手：快到上海来，进来看看？是这意思。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你有期待，希望王家卫导演还能拍出上海的哪些日常？

金宇澄：我第一次和导演见面，他说，你写了我哥姐的生活。他幼年去香港，他的哥姐在上海，是我的同龄人，意思就首先落实到了具体历史和人物上，这确实也是《繁花》的本来冲动，也是我对上海书写的某些不满——上海太容易被复制，标签化，拆白党、法租界、洋房、旗袍，《繁花》是具体落实的个人情感。

我也常常怀念小说90年代部分。那年代的上海黄河路，现难以想象真有所谓的辉煌，如不记录下来，真就没了。黄河路乍浦路大年初五“接财神”，路旁每个饭店老板大肆燃放鞭炮烟火，像比赛。记得有个店家抬出单人床那么大的烟火，难以想象这种场面，一晚上放下来，整条马路堆起小山，清扫工最忙活的一个早晨……这种夜景是某种象征，某种《金瓶梅》场面。和平年代古今都一样，一定的空气光照温湿度下，所有五花八门的动植物、微生物什么的都出来了，就是上海话说的“市面”，一旦市面不对了，气候不对了，动植物、微生物最敏感，首先缩回敏感触角，偃旗息鼓……

这些画面可以文字表达，也该用镜像表达。也许口头表达最有想象力，包括90年代的繁华，就是饭局，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话，都是只在饭局上说的，中国人的客厅就是饭局。我跟导演说过，最难的是镜头的表达，说和写，随便多了，镜头实实在在，黄河路乍浦路夜景，那种金碧辉煌和粉色灯光交替——金碧辉煌是饭店，粉色的是按摩店……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照片了？

三联生活周刊：《繁花》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描写。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稍微那么一点犹豫：这么多的细节，这些男男女女，这些芸芸众生，貌似琐碎的东西，其意义或目标究竟是什么？

金宇澄：有个北方作家朋友数落《繁花》：“你写的什么呀，男男女女，黏黏糊糊的，看都看不清楚什么关系，黄梅天那样——上海气候虽然如此，北方可明亮得多了，行还是不行，行就行，不行拉倒，一目了然，干脆麻利不好吗？”说了半天，结束时他却说：“我也要来上海生活。”对这部小说，我从没有过怀疑或犹豫，把曾经的事——当然是个人主观意义的——尽量形成一种貌似的观察记录下来。

比如说，普鲁斯特经常（是这样），他写得最好的就是聚会，听到周围两个女人在说别人的八卦，飘过来，然后声音又没了。经常是所谓众生喧哗环境里一个真实的人。《繁花》写那么多饭局，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还有所谓上海话“不响”两个字，实际《繁花》最特别要说明的，是某种国民性，可以沉默，可以大声喧哗，大量沉默、不语，日复一日的聚会、饭局，也许是国民特点。90年代，好不容易装修完客厅，就没人在家接待客人了，客厅再好，都在外面吃，有事没事就是局。很多洋人一年几趟到上海，可以一晚上两个局，三个局都可以，那就又和《海上花列传》有遥远的联系了。喧哗之下的人生状态，人生的大部分就是闲聊。“你不要不高兴，喝一杯怎么样？”人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无意义的状态下，大部分的局，其实都没有什么紧张目的，生活就是在这无意义的平缓环境里延续。比如现在，要你看一个90年代某饭局录像，你肯定是不屑的，还有这局吗？因为完全忘了——因为有意义你才记得，但你一看，意义就来了，里面那些面孔、打扮、语言、气氛、情感等都回来了，让你想到了许多往事，甚至一夜失眠，意义就在这里。无意义里显示的风土和人情，那些八卦，那些小动作，那些发型、眼神……那些琐细的特征，才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内涵，从90年代一直拉到现在，基本的场景真都是这样延续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给小说取《繁花》这个名字？

金宇澄：到《收获》即将发表时，还想不好名字，都没招了。翻一本时尚杂志，圣诞节专辑题目“繁花似锦”，觉得就是它（繁花）了。这么简单的成语，怎么就没注意到？多合适呀，我怎么就没想到。也暗合了我喜欢的两本书：《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录音整理 杜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