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和他的著作《大转型》 )

在不久前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块地方支持留在欧盟：牛津、剑桥和伦敦。对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那是因为当地人大多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属于英国，而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谈及早期现代的情形时所感慨的：“安特卫普或者汉堡、威尼斯或者里昂的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荷兰或者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伦敦也不例外。”的确，伦敦着眼于世界，它只是碰巧坐落在英国的土地上，但伦敦向来自成一体，正如当年曾有一位瑞士来客说的，不是“伦敦在英国”，相反，倒是“英国在伦敦”。

毫无疑问，英国之所以能在各大国中率先实现现代化，与伦敦有着莫大的关联。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秘诀之一，就是像运营一家公司一样管理一个城邦乃至一个国家。在威尼斯、荷兰之后，英国能接过近代世界经济的霸权，除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之外，很大程度上恐怕也要归因于它有一个大得不成比例的首都，可以在几乎没有内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汇聚并优化配置所有资源，而这一整合又是通过伦敦与生俱来的市场机制达成的，不像巴黎、莫斯科或马德里那样依赖于低效的行政手段。在这一点上，这个“新罗马”甚至比永恒之城罗马更为成功。

自罗马帝国以来，再没有任何西方城市像伦敦这样能够如此长久地主宰一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巴黎兴起得略迟，而君士坦丁堡则衰落得太早。1600年伦敦已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虽然仅有20万人），占全国的1/30，但100年间就增至近1/10，比任何一个外省城市都要大10倍以上——可以想见，和它一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像是乡下。按笛福的话说：“整个王国的每一个部分，百姓、土地，以及海洋，都忙于为伦敦城供应必需品，或许我该添一句，都是最上乘的东西。”在它全盛期的18世纪，英国的贸易量和商船队吨位高于英国其他所有港口的总和，控制着英格兰3/4的进口和60%的出口（见保罗·布特尔所著《大西洋史》）；在1879～1980年，伦敦的税收占英国全部税额的35.1%。也无怪当时的伦敦商人和银行家们普遍持有一种特殊的信念：有利于伦敦的就有利于英国，甚至有利于世界；那起先是一种世界观，继而成为一项政策，最后变成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