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古文素养课第94课。我是主讲人常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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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课文是朱之冯的《甲申绝笔》。这个甲申是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在历史上具有特出的意义，在这一年，李自成的军队占领了北京城，颠覆了明王朝，崇祯皇帝在景山上自缢身亡，史称甲申之变。朱之冯是一介普通将领，他临危受命，却发觉明王朝的根基早已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所以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在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以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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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原文：

吾弟吾儿读书须读经世书，呫哔之学无用也。吕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可不读，我以死报国，此心慊然。朝闻夕死，原无二也，勿以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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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一共就三句话。下面我们来看第一句。吾弟吾儿读书须读经世书，呫哔之学无用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弟弟和孩子们读书，一定要读经世致用的书，背诵八股文章是没有用处的。

“呫哔之学”，呫哔本来是诵读的意思，这里“呫哔之学”是指机械背诵的学问。

第二句话是。吕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可不读，我以死报国，此心慊然。

这句话的意思是，吕坤的《呻吟语》一书，内容切实，尤其不能不读。我身为大臣，不能救亡拯艰，只能一死报国，在我心中已无遗恨，非常满足了。

“吕新吾”，指吕坤，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呻吟语”，是吕坤的著作，全书为随笔式语录体。

“慊然”，是满足的意思。

第三句话是。朝闻夕死，原无二也，勿以为念。

这句话的意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训，总算“一是一，二是二”地照做了，你们不必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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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把这段文章从头到尾串讲一遍。

弟弟和孩子们读书，一定要读经世致用的书，背诵八股文章是没有用处的。吕坤的《呻吟语》一书，内容切实，尤其不能不读。我身为大臣，不能救亡拯艰，只能一死报国，在我心中已无遗恨，非常满足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训，总算“一是一，二是二”地照做了，你们不必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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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短笺，作者朱之冯在明史里面有传。他是天启年间的进士，为官清正廉洁，对家人有情有义，对国家忠心耿耿。在甲申这一年，朱之冯驻守宣府，面对李自成军队发起的强攻毫不示弱，把将士们都召集到城楼上，歃血为盟告祭明太祖，想要鼓舞士气。但队伍的人心已经涣散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监视中官和总兵甚至主动出城三十里去迎接李自成。朱之冯登上炮楼，对周围的士兵下达了开炮的命令，却没有一个人响应。他想自己开火，结果发现炮孔已经被人给堵住了，而且还有人拉住他，阻止他开炮。朱之冯见事已至此不可挽回，只好仰天大哭，然后他就向南面磕了头，留下了一封写给皇帝的遗表，就以身殉国了。他诀别家人、视死如归的一面，在这封短短的绝笔信当中已经有了非常有画面感的呈现。

遭逢甲申之变以后，有识之士一方面对明王朝的覆灭感到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在沉痛之余就开始反思王朝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朱之冯的《甲申绝笔》就属于后者。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空谈性理而无实学。《明史》里面就说，明代儒学的特点是“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既没有汉唐经学的纯粹笃实，又缺乏宋元理学的实际工夫。很多读书人又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做好八股文上面，学和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脱节。朱之冯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他就在绝笔信里面讲晚辈们念书，要多读经世致用的书，不要纠缠形式主义的八股文。这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时代共识，所以清初很多学者都转向了提倡实学的精神，在思想史上，明清易代之际的思潮转换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关于信中提到的吕坤《呻吟语》，之所以取名为“呻吟”，是源于作者痛感社会积弊之深，人在生病时发出疾痛的声音就是呻吟之语，写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治病疗愈，给已经病入膏肓的社会开药方。这本书有十七个主要议题，我们稍稍举几个他清理时弊的例子，比如，他说，“圣学专责人事，专言实理”。面对当时士大夫游谈无移的习性，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间，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他主张要“做本色人，说根心话，干近情事”。不过，这本书有相当多的篇幅还是集中在谈论涵养工夫、修心论道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吕坤澄澈深厚的人生感悟。《呻吟语》刊行以后，各方评价都很高，乃至于在整个东亚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之冯在绝笔信中单独标举这本书，可见吕坤所言种种都深得其心。

而从朱之冯这样一个普通人身上可以看出，甲申之变是人们内心的一大隐痛，但随之而来的政权更迭让明朝士民更加难以接受，那就是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政权很快就被入关南下的清军所击溃，这一次的改朝换代就变成了不得不接受异族统治的局面。事实上，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不是第一次把民族矛盾推到国家认同问题的前景。汉民族以外的民族首次统治中国，出现在南宋末年。当时，崖山海战失败之后，丞相陆秀夫背着九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投海殉国，后来在士民之间普遍都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关于这种提法是否准确或者是否“政治正确”，学界已经有不少较为成熟的讨论。基本结论就是，打引号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虽然很早就出现了，但它所指称的内涵却一直是变动不居的，而历史上用“中国”来自称或自指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在民国以后，中国成为国家的简称，在建国后作为国名沿用至今，所以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错觉。在宋朝人，他们对金元的看法也更具有包容性。元朝统治者在占领中原地区以后，也把自己当作“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元朝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权的延续。即便我们再退一步，把“中国”仅仅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概念，它也绝不是指向狭隘的汉民族中心主义的符号。

但是，明末的情况和南宋末年又有所不同。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很明确的异己的民族身份自觉，总体还是比较接纳在文化上被动汉化的进程，而不管清朝统治者如何宣称，却始终都是把“夷夏之辨”很当回事的，非常在意保存自身少数民族的身份，并且为此采取了很多高压政策。有人就说，宋遗民好做，明遗民难当。虽然南宋和明末都有很多汉臣拒绝出仕新朝，宋遗民相对来说还有很多选择，他们对元朝统治者的敌对情绪没有那么强烈，也很少有人真正心心念念要去光复宋朝，但明遗民的生存环境相对来说比较恶劣，他们有时候面对的不是出处的矛盾，而是生死的抉择，为此也涌现出大量反清复明的社群，酿成了更为激烈的民族冲突，也为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概念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