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受害人：地域贫困、身份贫困、性别贫困

“爸爸你快点来，晚了就见不到你女儿了。”解救拐卖拐骗人口的志愿者朱文光印象最深刻的一封求救信是上世纪90年代来自一个被拐卖到内蒙古的少女。他说：“爸爸为了救女儿，接到信就到处去凑钱。他卖了一头牛，卖了女孩睡的床铺，凑了1700块钱。”这些钱已经是父亲能够拿出的极限，却是杯水车薪。进村救人要租车，车费就要花掉千元左右，从四川省中江县到内蒙古的路费，也不是小数目。为了节省费用，朱文光帮女孩的父亲想办法，他们一共炒了7斤蚕豆，一路上饿了就用蚕豆充饥，渴了就喝免费的白开水，直到住进内蒙古，救人之前才借房东的锅做了两顿饭。

救人需要当地警方的协助，朱文光请队长吃了饭，还买烟送给他。内蒙古的警察很客气，有人还知道解救要去的哪一家。解救当天，警察带着朱文光直接上门救人。“那个女孩一看是来救她的，对我说，‘叔叔，我还有几十块钱、一块手表要进屋去拿一下’。当时困难嘛，这些钱能贴补家用。结果，就在她去拿东西的时间，我们被村里人发现了。等到我们刚上车，就遭到了围攻。”朱文光说。他被拖下车，打倒在路边臭水沟里，又从水沟里被拖出来继续打。直到当地警察和干部带来更多的人支援，他们才得以脱身。

这样的经历对朱文光来讲是家常便饭。他当过兵，退役之后在四川省中江县公安局的保安服务公司工作。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金玲的专著《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中的数据，朱文光所在的四川省与云南、广西、贵州是妇女和大龄女童被拐卖拐骗的主要流出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江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打击拐卖拐骗犯罪的办公室。1992年，朱文光主动申请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最高峰的时候，解救基本没有断过。“我常年就在外面跑，一个月出去解救两次的时候很多。全国大部分地区我都去过了，频率最高的是山西、陕西、内蒙古、江苏等。”朱文光说。

讲这些不是追忆往事。朱文光后来从保安服务公司辞职，但一直在做解救拐卖拐骗妇女儿童的工作。最近一次解救行动是2019年，受害人失踪了20多年，她父亲因为遭受打击早已去世。母女相见时，母亲已经是位70多岁的老人，女儿也在买家生下了3个孩子。解救拐卖拐骗妇女是一件很被动的事情，中国太大了，寻找一个失踪的人如大海捞针。朱文光说：“我们救出来的，都是能通过多种渠道写信出来向家里求救的受害者。有的人是拐卖之后几个月，有的是拐卖之后几年。有的是十几二十多年。”能够跨越山川河流、重重阻碍和意外，让家里收到求救信，几乎全靠幸运眷顾，并且受害者的神志清楚。朱文光曾经在内蒙古解救过一对姑侄，侄女成功地发出了求救信，她还知道姑姑的下落。朱文光跟家属赶到时，姑姑已经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并且大小便失禁，回到家乡治了5年，情况才转好。

这些受害者大多数是以招工的名义被带走的。中江县是贫困县，也是人口大县，外出打工的人如潮水，难以分辨出异样。朱文光跟被解救的受害者聊过她们被骗的经过。他说：“小女孩在镇上、街上走，人贩子就走上前去问。小妹儿，要不要出去打工？说什么一个月给多少多少工钱。人贩子扮作老板、经理，拿出来的证件都是假的。”人贩子还以办工作证为借口，把她们的身份证拿走。“有些还在学校读书，未成年。人贩子就说，‘小姑娘别读书了，你家里是不是很穷嘛，你跟我去打工’。这些孩子也就十五六岁，不懂事。人贩子说去哪里打工，她们都想去。我们这里被拐卖拐骗的人多，跟我们当地的经济、教育都有关系。”朱文光说。人贩子经常能一次性带走好几个女孩。朱文光说：“她们在路上吃饭，喝了一杯饮料之后，再醒来就到内蒙古、山西或者什么地方。有时候，她们醒来可能外面就是一片雪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