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对谈。

周飞舟：刚才渠老师谈了一下社会学学科的来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随着西方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产生的学科。刚才渠老师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整个生活社会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动，也发现了新大陆。不同的文明开始交汇在一起，同一个社会里面，社会开始急剧分化成不同的群体，这种分化是一种新的分化，比如在它之前，也有贵族、平民，甚至奴隶——也有这种阶层，但是那个社会是相对静止的。

工业革命来了之后，分化成新的不同的人群，这些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交汇和互相作用，刚才他谈到齐美尔，就是一个人突然会觉得过去稳定的状态没有了，我被抛在了一个新的剧烈变动的社会里面，所以我很困惑怎么会成这样，未来会是怎么样，社会学这个学科从它产生的背景来说，天然就具有一个历史感，就是刚才渠老师说的。

▲工业革命时代的铸铁工坊

渠敬东：其实我们人人都得有这体会。

周飞舟：纯粹谈现代社会的一个学问，它有历史感，其次因为它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就是众流汇聚，相对来说你感觉比较混乱，就像本来是平静的一滩水，现在搅浑了，你就有一种想要把它整体性搞清楚的愿望，所以社会学这个学科还有一种整体观。

刚才我们说它有一个历史观，还有一个整体观，其实这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根本性质，就是刚才渠老师提到的这些经典的社会学家们，他们的抱负或者他们的初心。其实社会学是一门总体的社会科学，我是要研究整体处境的，我不是要研究其中的某一个东西。

渠敬东：我们（社会学）不只是怎么把企业管理好，或者是怎么赚钱，或者是怎么能够让法律使我们的行为更公平，就不止这些。

周飞舟：社会学是要搞清楚“我”是谁，“我”在一个什么处境当中，“我”应该怎么办？

你看，你要回答“我”是谁，“我”应该怎么办，首先要清楚，“我”处在一个什么处境当中，其实这个是社会学当时它产生的时候，所有的雄心和抱负。来到中国最早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其实人们的处境，人们的想法有点迷失感。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东四牌楼

社会学来了之后，所以中国社会学一开始从西方引进，然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这个思想，就有这么一个和社会学当年在西方产生的时候，它的整个宏观的社会背景是有相似之处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社会里，坐在书斋里要专门研究某一个事，这样一门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就不一样。

社会学最早进入中国是我们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有一本书叫《社会学研究》，英文叫THE STUDY OF SOCIOLOGY，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当时没有这些词儿，所以他把社会学（sociology）翻译成《群学肄言》。这本书很出名，这是所以社会学最早在中国，它其实是以叫作群学首先为人所知的，后来翻译成社会学是借用了日本人对“sociology”的翻译。

▲严复

我们社会学的前辈潘光旦先生，他就认为社会学其实是研究“群”和“伦”的，所以翻译成群学或者翻译成伦学，“伦”就是我们说的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整体的一个关系。

“群”这个词着重谈的是很多人在一起就叫群，“伦”的这个词谈的是很多在一起的人里面有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结构叫“伦”。这两个词有的时候也在一起用，比如说领袖群伦。其实这个意思和刚才我们讲的社会学的抱负或者社会学的初心其实是很接近的。

社会学来到中国，其实因为中国当时是那样一个状况，所以社会学刚刚出现的时候，接受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多都是在西方第一批出去留学的。严复先生（就是）第一批出去留学回来的人，他在外面学了社会学，他回来在大学或者机构里教书，或者是成为像政治家一样的人物，当时他们觉得社会学是一个用来认识中国社会，甚至可以用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别好的学问。

当时北大最早在1916年，那个时候严先生在做校长，他的学生叫康宝忠，1916年开第一门社会学课，当时叫《社会学概论》还是《社会学导论》，这是最早的当时社会上的社会学，就是中国社会流行的对社会学的认识，其实知识分子是有共识的，就是说要改造中国社会，先要了解中国社会，要用社会学的方法来了解中国社会。

然后刚才渠老师谈了社会学当时出现的时候，处在一个那样，其实是历史的交汇点，各种力量的汇聚点，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第一代社会学家们，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抱负其实也是和这个有关，比如说严先生翻译《群学肄言》，他在开头有一个序，序的开头说，什么叫群学？群学就是用“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干什么？“以明既往、测方来也”。

▲严复先生翻译的《群学肄言》书影

“明既往”就是我们说要清楚以前是怎么回事，现在是怎么来的，将来会怎么样，你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社会学有很强的历史感，你要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

我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来研究我身处的社会，叫“民群”，所以第一批回国的人最早也是我们北大的先驱人物叫陶孟和，陶先生。他在北京首先主持了关于北京的民群（人群）的一些社会调查，比如说北平市的人力车夫，比如骆驼祥子，北平市工人生活费水平的调查，大家的生活水平怎么样？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月挣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这就是所谓用社会学的方法来了解社会。这种调查以前也有，中国传统社会也有，但都不是用科学方法的。

比如说以前采风，比如说明末大儒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坐驴车，一个个地方跑。到了民国时期，社会学首先出现形成“大兴社会调查之风”，是在这个背景下，因为当时有特别多的调查，我们现在数的话能数很多，主要是在城市，后来也有在农村，也是我们最早“老燕大”的前辈叫李景汉先生，他在定县做的调查，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讲了，这是大概上个世纪10年代。

渠敬东：李景汉写过一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就在讲为什么中国现代的学问开始的时候，就是现代社会科学开始的时候，掀起了整个各行各业的社会调查，这非常重要。

▲李景汉

周飞舟：社会调查运动，当时是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比如说我专门针对一个职业，针对一个问题，针对一个人群，我去挨户走访，这个统计做一下，这个其实有很强的社会改造社会、了解社会的含义，因为社会调查在西方最早的起源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处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大家“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心态特别强，我这个东西要有用。比如说我想改善人力车夫的状况，我得先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是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的背景，这是以社会学为核心的。

192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成立，到了1927年，吴文藻先生当了燕京大学的系主任，他开始改造社会调查方法，其实他当时叫“社会学”，他第一个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这就有了后来我们所说的他的社区研究法和研究学派，接下来渠老师来讲，渠老师是社会史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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