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为止，拥有1.1亿人口的菲律宾仍然是全亚洲最不受外国资本青睐的国家之一。在2022年初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菲律宾的清廉感知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7位，低于塞拉利昂和阿尔巴尼亚，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垫底。它的经商容易度指数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低于不丹和尼泊尔；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高达42.3，与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处在同一水平，人类发展指数（HDI）仅稍高于内战中的利比亚。

2016年大选中，正是宿务省的坚决抵制导致了“邦邦”的落败；但这一回，格温多林决定调转矛头。她告诉《菲律宾每日消息报》记者：“马科斯已经承诺会继续投资改善宿务省的旅游业基础设施，我们也希望他会继续推进目前陷于停滞的联邦制改革。”

政治卡特尔主义、“王朝”传统以及文化气质的交互作用，使得马科斯家族成员重返政坛之路远比外界预想的来得顺畅。

不是所有菲律宾人都对老马科斯的时代心怀不满。越南战争的刺激一度导致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菲律宾经济迎来“小阳春”；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得益于外国资本的涌入以及条件优惠的国际贷款，菲律宾经济仍能维持高通胀压力下的高增长，这也成为小马科斯在选战期间为父亲辩护的理由之一。而多数菲律宾人虔诚信仰的天主教，则使得民间时常弥漫着宿命论气息和无原则的宽容。一位马尼拉出租车司机曾经告诉我：“费迪南德（老马科斯）在时，我们的城市可比现在热闹得多。”已故的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禁感慨：“只有在菲律宾那种过度宽容、毫无刚性的文化下，像马科斯那样的掠夺者才会被视为‘英雄’。”

从2004年到2020年，政治“王朝”成员担任菲律宾各州州长的比例从57%进一步上升到了80%，国会议员中政治世家子弟的比例则从50%上升到了60%。如今，在那一长串显赫的姓氏中又多出了一个杜特尔特：作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棉兰老岛的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当选为总统的同一年，便按照“王朝”家族的典型操作，支持长女萨拉竞选自己此前担任的达沃市市长。而在萨拉成为小马科斯的副手之后，她的弟弟塞巴斯蒂安·杜特尔特迅速补上了达沃市长的空缺。“杜特尔特的平民主义政治色彩似乎毫无障碍地转化成了常见的卡特尔主义。”海德里安告诉本刊，这在菲律宾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老费迪南德·马科斯对这一切难辞其咎。在他的20年总统任期内，菲律宾政坛始终被浓重的贪腐、暴力和享乐主义氛围所笼罩。老马科斯在1972年通过宣布“全国戒严”中止了宪法的正常运行，随后借助舞弊和政治暗杀继续维持个人统治。在他的决断下，菲律宾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表面复苏，但整个产业构成却变得日益“拉美化”——直到今天，商品出口占菲律宾GDP的比重依然停留在25%左右，主要是椰子、大米、蔗糖等农产品，有色金属镍以及小型电子元器件（占商品出口额的五成）；而“亚洲四小龙”在其鼎盛时期的比例是75%。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浪潮没有影响到菲律宾，超过1/3的国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日

以地方利益作为权力基础，使得菲律宾政治家往往在自己的“大本营”省拥有不受制约的商业版图、基层政治班底甚至私人暴力机器，彼此势均力敌，形成一系列互相制衡的政治卡特尔（Political Cartel）。由于卡特尔之间难以相互吞并，每次大选便成为政治再洗牌和利益交换的窗口。“我们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周期不是10年、20年，而是6年（一届总统任期）。”马尼拉名校德拉萨大学的一位学生告诉本刊，“你永远猜不到6年后上台的会是个什么人物，他又有着何种算计。”而在一长串政治家名单中，很容易发现世代相继、影响力超过50年的“王朝”姓氏：劳雷尔，拉莫斯，麦格赛赛，马卡帕加尔（前总统阿罗约系该家族成员），阿基诺……

被大海分隔开的岛屿地形，塑造了菲律宾人的经济、政治观念，使得该国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家往往首先以地方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其次才是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由此，一系列政治“王朝”应运而生：老马科斯夫妇是吕宋岛北伊罗戈省和中部莱特岛豪门势力的“共主”。

单看纸面上的经济数据是无法理解这种矛盾性的。在老费迪南德·马科斯治下的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已经实现了年均5.93%的可观GDP增长率。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GDP增长率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年均增幅分别是4.52%、4.49%、6.27%和6.34%，就连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只持续了两年。但从轨迹上看，菲律宾的经济成长曲线不是一道抛物线，而是呈现奇怪的锯齿形——每逢一次政府换届，经济增长率必然出现严重下滑，随后重新开始上升，再伴随新一轮政府换届周而复始。换言之，“政治决定经济”的倒挂现象，在菲律宾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在人口年增长率高达1.63%的情况下，1/4的国民依然生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