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星）

( 18世纪贺加斯系列作品《文明婚姻》中的一幅 )

无论在什么年代，任何想对简·奥斯汀说两句的人都必须记住伍尔夫（Virginia Woolf）1923年的警告：“我奉劝那些准备冒冒失失评论简·奥斯汀的人必须清楚两点：第一，她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最难理解的；第二，在伦敦某个街区有25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他们不能饶恕任何人对简·奥斯汀有不敬之辞，因为任何不敬的言论都是对他们姑妈的侮辱。”

几乎从简·奥斯汀出版第一部作品起，“简迷”与“反奥斯汀派”就随之诞生，而且阵容相当。一方面，有人强调“简·奥斯汀无奈地忍受着别人对她某种程度的傲慢”；另一方面，“温柔的简”（Gentle Janeism）的泛滥使哈丁（D. W. Harding）这样的简·奥斯汀研究者都开始抱怨：公众对简·奥斯汀的狂热崇拜使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法静心阅读她的小说。

倘若以齐泽克（Slavoj ?i?ek）的视角来看，简·奥斯汀的影响能够延续到今天，一定程度上倒是得益于“简迷”与“反奥斯汀派”之间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口水战。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书中，齐泽克借用拉康（Jacques Marie émile Lacan）的语句说：“真理来自误认。”又将《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初的相互厌恶与最终的结合解释为“双向的失败”与“相互的误认”构成的“双向沟通运动”（Double Movement of Communication）的结果：“伊丽莎白想在达西面前呈现出一个年轻的、有教养的、充满了才智的女性形象，但她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心灵空虚的、会耍各种手腕的生灵而已。’达西想在伊丽莎白面前呈现出一个自豪的绅士形象，但他从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你的自豪不过是卑鄙无耻的妄自尊大而已。’在中断了彼此间的关系后，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都发现了对方的真实本性——她发现了达西敏感、温柔的天性，他发现了伊丽莎白真正的高贵和富有才智的天性——小说到此恰到好处地收场，他们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