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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8日（不到一个月之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北京去世，享年103岁。

杨振宁在中国应该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我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看到学校走廊里挂有他和李政道的照片。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他们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但对于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却几乎一无所知。

上大学时，我选择了物理专业。与此同时，我还开始写科幻小说。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关妖精的瓶子》，就是一篇关于物理学家的故事。但后来，我没有选择继续做科学研究，而是转向文学艺术研究。如今我担任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主任，做科幻研究，同时也教授科幻课程。多年来，我穿梭在科技与人文这两个领域之间，也深刻感觉到，只有跨越这道边界，才能看到一个更开阔、更完整的世界。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杨振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各大媒体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大家可能对他的生平和成就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下面的时间，我想提炼一些关键词，分享杨振宁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科学精神。

首先，我们会聊到杨振宁人生经历中的几个关键词；接下来，我们具体说说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以及它在物理学史上的深远意义，聊聊他如何提出看似违反常识的假设，向那些被奉为“理所当然”的信念发问。然后，我们再讲讲合作的重要性，杨振宁寻找同伴，和李政道、吴健雄一起攻克科学难关，他们共同打破了人类对宇宙的固有想象，并掀起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最后，我们聊聊杨振宁所说的“taste”（品味），聊聊“认识自己”对于学习与发展过程为什么重要。这种“品味”从哪里来？

1 杨振宁的人生关键词

关于杨振宁的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

第一，是“西南联大”。杨振宁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正赶上抗日战争。北京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顶尖学府被迫南迁，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这所在战火中仅存续了不到九年的大学，堪称一个奇迹，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还有邓稼先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杨振宁就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学基础。

第二，是“诺贝尔奖”。杨振宁二十多岁的时候前往美国读书和工作，并与李政道展开密切合作。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震撼了整个科学界，并因此在1957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两人才刚刚三十多岁出头。当时的普林斯顿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曾说过，仅仅是看到杨、李两人一起走在校园里，他就会感到满心的骄傲，因为他总算看到研究所里有愉快合作的最佳典范。

最后，是“落叶归根”。杨振宁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后，在2003年选择回到中国，定居清华，将余生精力投入到推动祖国科学教育事业中。并在2017年，95岁高龄的时候恢复了中国国籍。

杨振宁曾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人的心态。这句话看似简单，分量却很重。不管身在何方，他在内心深处都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

2 杨振宁的重要成就——“宇称不守恒”

了解了杨振宁的生平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 “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究竟是一项怎样的研究，又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简单来说，这个理论揭示了一个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的真相，那就是，在微观世界里，自然规则并不是镜像对称的。

所谓镜像对称，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镜子里的你，和镜子外真实的你，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左右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都认为，所有自然规律都应该遵守“镜像对称” 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如果镜子中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撇子，心脏长在右边。但是在这个镜像世界里，水一定是往低处流的，地球一定绕着太阳转，水在零摄氏度会结冰，在一百摄氏度会沸腾。白天亮，夜晚黑；夏天热，冬天冷。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有二十四小时。所有这些规律都应该和我们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出现其他情况。

一个物理系统在另一个“镜像世界”里的行为，和现实世界中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宇称守恒”。“宇称”的英文是Parity。为什么要翻译为“宇称”呢？因为在中文里，“宇”指空间，包含“长、宽、高”三个维度，而“宙”则指时间。“宇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指空间和时间的总和。而“称”，则有对称和均衡的意思。“宇称”，顾名思义就是“空间对称”。这是一个很优美的翻译。

“宇称守恒”，听上去非常合理也非常完美。然而，杨和李却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在微观的粒子世界里，宇称是不守恒的。也就是说，一个原子和它的“镜像原子”，遵循的物理规律可以不一样。

实际上，在此之前，物理学家们已经发现，在微观粒子的世界里，存在一些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的奇怪现象。而杨和李则提出，之所以解释不了，是因为我们的前提假设，也即是“宇称守恒”，可能从根本上是有问题的。如果宇称不守恒，那么此前的不解之谜就变得可以解释了。而这样一个设想，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最基本规则的认识。

可以再打一个比方：在很久以前，人们看到日月星辰东升西落，就认为所有的天体都在绕着地球旋转，这就是所谓的“地心说”。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之上，天文学家们总结出一套天体运动的规律。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现有一些观察到的现象和现有的解释框架对不上。直到哥白尼提出一个对当时的人来说惊世骇俗的假设：会不会“地心说”从根本上是错的呢？假如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呢？

杨和李提出“宇称不守恒”，就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一样，乍看之下是“违反常识”的。但也正因为质疑常识、颠覆常识，才能突破常识所带来的束缚，让人类的科学不断发展，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类似于这样的发现，被称为“科学革命”。它不是在前人的建造的房子上修修补补，而是要彻底推翻旧房子，为建造新的房子做好准备，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一种“不破不立”。

可以想象，要做出类似这样的发现是非常难的。难就难在，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常识”都显得那么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常识所限制。这就像鱼一辈子生活在水里，根本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也就无法想象水之外的世界。

类似这样“不破不立”的时刻，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界，也存在于人文领域，更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许也会不止一次意识到，此前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常识，是值得质疑和挑战的。早在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就在《狂人日记》里提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一种勇于质疑的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这也让我想到2024年高考北京卷的作文题目：以“打开”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个人成长需要打开视野，人际交往需要打开心扉，科技创新需要打开思路……”在了解“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之后，或许你会对“打开”有些不一样的想法。

3 杨振宁的合作者——“科研离不开合作”，李政道与吴健雄

“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并不是杨振宁一个人独自做出的成就。他的两位重要合作者，李政道和吴健雄都不能不提。

李政道出生于1926年，比杨振宁年轻4岁。他也像杨振宁一样，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后来又与杨一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两个人经常一起讨论问题，相互启发。

1956年4月，杨和李对宇称问题发起挑战，并合作完成了论文 《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文中不仅提出了假设和论证，还设计了五个可以验证他们想法的实验。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句话：做研究，需要“大胆猜想，小心求证”。这就像侦探破案一样，推理和搜集证据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福尔摩斯给华生介绍自己的哥哥迈克罗夫特，说哥哥的推理能力比自己更强，自己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还会向哥哥请教。华生很吃惊，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迈克罗夫特没有成为比福尔摩斯更有名的侦探呢？迈克罗夫特回答说，因为他只喜欢坐在家里思考问题，而不喜欢跑东跑西搜集证据，所以当不了侦探。

杨和李都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就像迈克罗夫特一样，善于依靠逻辑推理提出想法。但想要破案，仅靠他们两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位擅长动手的侦探，也就是实验物理学家，来帮他们找证据。

然而，由于“宇称不守恒”的说法太过违反常识，当时很多物理学家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也不愿意去做实验验证，花钱花时间不说，还有可能被人嘲笑。幸运的是，就在此时，一位大名鼎鼎且经验丰富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向杨和李伸出了援手。

吴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简单来说，她把一种叫做“钴-60”的放射性原子，放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环境下，并用磁场约束它们的自旋方向。这些钴-60原子衰变时会发射出电子。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原子就像许多小小的陀螺一样，一边旋转，一边沿着陀螺“轴”的方向，向“上”或者向“下”甩出小钢珠。如果宇称守恒的话，那么陀螺向上或者向下甩出钢珠的概率应该是相等的。然而在实验中，吴却观察到，这些陀螺只向下甩出钢珠，而不会向上甩出钢珠。这个结果既让人大跌眼镜，又可以说在预期之中。因为这就证明了，自然界仿佛存在某种对于方向的偏好。

杨振宁，李政道与吴健雄，这三位华人物理学家，就这样联手破获了“宇称不守恒”这桩奇案。

杨和李的论文于1956年6月发表，1957年1月，吴用实验证实了他们的想法。这一年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就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

然而，这个关于合作的传奇故事，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遗憾之一，就是诺贝尔奖没有颁给吴健雄。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有许多人为她抱不平。但无论是否获奖，吴健雄都是一位成就不在杨和李之下的杰出物理学家。如果说杨振宁帮助人们打破了“中国人做不好科学研究”的偏见，那么吴健雄就打破了“女性做不好科学研究”的偏见。如果以后你再听到家长或者老师说出“女孩子天生就不适合学理科”或者“女孩子天生动手能力就差”之类的话，就可以用吴健雄的例子来反驳他们。

另一个遗憾，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这对黄金搭档，后来却决裂了，一辈子都没有再和好。具体原因，存在许多不同的说法，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个人对此的一个感触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这两件事，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如何跟别人建立友谊，如何交流合作，如何维持公平，如何宽容，如何自省，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和实践一辈子的事情。

4 从杨振宁的“科学品味”或“学术直觉”，青少年能学习到什么？

最后，我想再谈一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杨振宁所说的taste。

杨振宁常说：“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有taste。”他用的是一个英文单词，还特别强调，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可以勉强译成“品味”或者“喜爱”。其实，英文中的taste，可以理解为“味道”，也可以理解为“品尝味道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吃一桌菜，能尝出哪个菜好吃，哪个菜不好吃，包括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食材是不是新鲜，盐是不是放多了，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有比较好的taste。此外，taste还可以体现在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方面。一个人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读哪位作家的作品，这也是一种taste。

然而，与文学艺术相比，科学似乎是更加客观的。通常我们只会听到别人问：“最喜欢哪个颜色”，而很少会有人问：“最喜欢哪个数学公式”。

那么，杨振宁为什么认为taste对于做科学研究很重要呢？

他曾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年仅15岁的非常聪明的学生，来我这里面试。我们聊过之后，却对他未来的发展前途不是很乐观。虽然他很聪明，我问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他都会回答。但我问他：这些量子力学的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然而他却讲不出来。对他讲起来，整个量子力学就像是茫茫一片。我对于他的看法是：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成一个taste。

杨还说：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他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他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很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一个人有没有taste，主要表现为他是不是对某些特定事物有明确的喜好。这种喜好似乎来自于直觉，说不出什么道理。但如果没有喜好，那么在这个人眼中，就会觉得什么都差不多，干什么都行，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

taste不仅包括“我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也包括“我不喜欢什么，不想要什么”。两者同样重要。

再举一个杨振宁的自己的例子：在他读博士期间，曾经有一阵时间跟随实验物理学家艾里森学习。然而杨从小动手能力就比较差，在实验室里总是闯祸。当时艾里森还专门发明了一句俏皮话，叫做：Where there is bang, there is Yang（哪里有砰砰啪啪声，哪里就有杨振宁）。后来杨振宁就放弃了这条路。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杨没有认识到，他其实更喜欢、也更适合做理论物理，而是劝自己说，“我搞实验物理也行”，那么他后来的科研道路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taste如同每个人自己的微型导航系统，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指引方向。比如，是选文科还是理科，选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做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 不仅仅是做科研，任何人想要过好这一生，taste都很重要。

说到底，taste的本质就是“认识你自己”。并且“认识自己”是一个持续不断，时时修正的过程。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中，小猪妖最开始不喜欢在大王洞里做杂役的生活，他认为假冒取经人就能成仙成佛，过享福的日子。但当他为了救小孩子而与黄眉怪战斗时，他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取经成功后获得的回报，而是为了正义降妖除魔。因此他喊出“我想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么，应该如何培养taste呢？我想，taste或许主要靠“发现”和“鼓励”，而非“培养”。这一点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尤其重要。当青少年表现出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时，应该得到更多鼓励，而不是批判和漠视。如果青少年长期以来从周围得到的反馈是：“你自己喜欢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按照老师和家长期待的去做就可以了”，那么即便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也很可能成为杨所说的那种“学了很多知识，但说不出自己喜欢什么”的学生。

一百多年前，杨振宁出生时，中国还处在战乱和贫困中；而他去世的时候，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

此刻正在听我们这档节目的听众，应该大多都出生于新世纪之后。但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杨振宁身上学到一些对你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思考题

2012年，杨振宁90岁生日时，清华大学赠予他一块黑色立方体水晶作为纪念。这块水晶侧边的四个面上，依次刻有他对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等物理学4个领域的13项重要贡献。上平面则刻有杨振宁很喜欢的一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句诗来自于唐朝诗人杜甫晚年创作的《偶题》，讲的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心得。

在了解杨振宁的故事之后，能否请你说一说：杨振宁为什么喜欢这句诗？在他看来，“做文章”和“做科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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