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韩昇，今天起我将在三联中读开一门新课，《〈资治通鉴〉百讲》。

先来讲讲为什么要开一门《资治通鉴》课。

我们读历史，首先会选择《史记》，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把整个历史的沿革脉络讲清楚了；第二，它的文学笔法非常好，故事讲得栩栩如生。所以不管从哪个层面去读，《史记》都是一部很引人入胜的书：想要明白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规律，可以读它；想要读小说、文学故事，你也可以去读它。它有最多的观众，所以《史记》一直是很受欢迎的——《史记》课上线以来，全网的播放量超过1,000万。

然而，我们读了《史记》，理清了历史的脉络后，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历史）：如何从历史的演变里吸取对今天有益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应该很重视、也要很认真地去读好《资治通鉴》。

《史记》“珠玉在前”，《资治通鉴》的“定位”是什么？

《资治通鉴》和《史记》并称中国历史的两大名山，但它们的关注点很不一样。

《史记》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的故事，给我们树立中华民族的血脉源流；而《资治通鉴》更注重叙述从三家封侯（春秋战国的分界）到唐五代，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是如何演变发展的。

当时讲《史记》的时候，我注重揭示的一个问题是从“始祖”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想了解“最初”的那个人是谁。全世界的始祖传说都是神制造的人——第一个人是神制造的，人类从他开始繁衍，有了后面的人。我们以前当然地以为黄帝也是“第一人”，但是打开《史记》，它上面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是少典的儿子，怎么会是“第一人”？但中国人对此不会去质疑。所以我整理《史记》的时候，就感觉到中国人其实从本质上是无神论者。从来就没有认为人是神制造的，因为人一定是人生的，天经地义。从一种源流的角度来说，它没有走到本体、没有走到终极，但是它又符合中华民族是一个各民族融合而成的事实。

司马迁的一个很大贡献，就是把我们杂乱而成的民族理出了一个血脉。他真不容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最初之人”，他一定要把他们编进去。成功编进去以后，大家都认可，那么真的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到今天为止大家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在做通史。通史就是把从黄帝到汉武帝，在时间上理顺历史的演变，把时间线上的重要节点讲清楚。但是每个节点又是一个空间问题。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切面，每个切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有些切面十年里也没发生什么事，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有一年比前后几十年、上百年都丰富。有这样的空间，才构成了历史脉络的时间。所以我在讲《史记》的时候，既要在时间上把它打通理顺，又要把每一个变化的最重要的节点讲清楚，因为这些节点对后面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观念、行为。

从汉以后，很多人会读《资治通鉴》。

在司马光的时代，中国的史书已经非常丰富了，当时的史书太多，没有人能把它读完，也没人想把它读完，所以在很丰富的史书面前，重新写一部非常详尽的历史，就等于把这些史实全部吸收进来了，而这个工作司马光是做过的。

他先是做了一个长编。这部书不是他一个人写的，他请了几位助手，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都很有水平，这些助手和司马光本人，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史料逐年、逐月、逐日地放进去，像流水账一样放好，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就非常清楚了。

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要把一些历史的前后关系讲清楚。因为很多记载的时间线是混乱的，先后次序不同，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谁先谁后，把它搞清楚了，很多误传马上就迎刃而解了。这就能看出他是在还原历史真相，而且是细致地还原。

在还原的过程中，他又对这些记载进行考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做的考定，不是简单地说（这个史实）对不对，他会告诉我们自己认为哪一个更合理：把原来的各种记载排出来，说有这几种说法，我认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哪条）更合理，这就是他做的一个“考佚”。

这样，通过整理，他就把历史的具体过程理清了。理清楚以后，司马光进行了剪裁。

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历史，也不是历史？

有很多人把《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好的历史书来读。

从司马光展现给我们的历史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经过严格考定、认真核对，确实是一部良史，这也是为什么1000多年来在史学界、社会上、政治家之间都给予它很高的评价。

但是另一方面，我在研究《资治通鉴》的时候也深刻体会到，司马光对历史是进行过剪裁的。他并不是把历史完整的来龙去脉展示给我们。他经常把历史剪成几个重要的时段，或者说剪成几个重要的片段。每个片段展现出来的东西是真实可靠的，但也经过剪裁的，很多他不告诉我们的方面被剪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要光靠《资治通鉴》去展示中国的历史进程，一定是有误差、甚至有偏见的。

比如说三国时代的曹魏政权。曹操没有篡汉，他的儿子就改朝换代了，直接用魏朝取代了汉朝，司马光对这个过程并没有正面评价，他认为这是一个篡权行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治通鉴》对曹丕篡政以前的很多事迹直接剪掉。从一开始曹丕登场，很多记载就并不是正面的；这以后曹丕的政治生涯也是经过司马光的认真考定以后展现出来的。

这是一种很隐蔽的剪裁。如果你没有去把《资治通鉴》的记载和整个历史文献做全面的比对，很容易忽略被剪掉的地方，而这些剪掉的地方也是他有意识在传达一种信息。

司马光作这一部历史书，并不是要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而是要通过这个事告诉你（其中的道理）。比如魏篡这汉个政治取代过程，他更注重的是改朝换代这个事，对后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从这件事里要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他要通过这个考定的历史片段，串成一个有序的、符合历史脉络的进程。每一个片段都要告诉我们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这又是我们读《资治通鉴》时要非常留意的、也是不容易读懂的地方。

《资治通鉴》的不容易懂，除了这种取舍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司马光对历史的体会。这个体会往往会升华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变成一种政治原则，展示给我们。这件事做成了、做败了，为什么如此，他要把它讲清楚，（于是这些论述）经常以“陈光曰”的形式出现在理论层面。

比如他讲儒家的国家治理原理。说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就一定要人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要以和为贵，即儒家讲的“仁”。而没有“仁”，国家是治不好的。因为治理层面不是简单的个人关系。个人关系、直截了当的利益关系里，我们可以计较；可是到了国家层面，那是很多人（的关系），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计较，那一定是天下大乱。这样，就必须要倡导每个人互相关爱。所以儒家跟我们讲，一个好的乡村必须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我们之间彼此保持独立的生活空间，有事的时候互相帮助，没事就不要整天瞎关心，结果都成了一堆的八卦。这样有仁、有义、有情，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

像这样（的例子里），他讲了一个儒家的“仁治”，通过历史的事实来阐明这样的道理，这个过程的得失成败给我们一个借鉴。所以《资治通鉴》，重点落在“鉴”上面。

对当时的人来说，在这样丰富的史料的前面，重新去做一个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历史，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资治通鉴》的取舍也很清楚。像文学，它基本上不涉及。有人替李白喊冤，说李白诗写得这么好，《资治通鉴》提都没提，因为他跟国家治理的关系不大；经济也是，只讲了对国家治理起作用的部分，“经济”本身它并没有讲。我们不仅要替李白喊冤，还要替很多科学家喊冤，它科学技术也基本都不讲的，因为他（司马光）认为不关乎国家的治理。所以整部书重点是落在治国理政的借鉴上面，这就是《资治通鉴》的重点。

现在我们开“《通鉴》百讲”这个课，要尽量把它“以史为鉴”的这个特点给讲出来；同样，也本着司马光的方法，把历史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尽量挖掘出来，给今天更多的启示。

欢迎分享与转发
共读历史的典章之上，人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