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域，首先就是两个同种的生物之间的临界间距：标记出你的间距。归属于我的，首先就是我的间距；我只拥有间距。谁也别碰我，如若有人进入我的界域之中，我就会发出低吼，我树起布告牌。临界的间距是一种基于表达物质的关系。重要的是将那咄咄逼人的混沌的力量保持在一定间距之外。风格主义：ethos既是居所又是方式，既是故土又是风格。我们在被称为巴洛克式的（或风格主义的）界域之舞中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其中，每个姿势、每种运动都建立起这样一种间距（萨拉班德舞，阿勒曼德舞，布雷舞，加沃特舞……）。存在着一整套姿态、姿势、身段、脚步和人声的艺术。两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互交谈或闲逛，他们遵循着可能为我们所忽视的界域和边界的法则。当混沌形成威胁之时，勾勒出一个便 携的、可充气的界域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必要的话，我会将界域置于我的肉体之上，我将令我的肉体界域化：乌龟的壳，甲壳类动物的隐身之所，以及所有那些将肉体形成为一个界域的文身。临界的间距不是一种节拍，而是一种节奏。然而，准确说来，节奏被掌控于一种生成之中，后者卷携着人物之间的间距，使他们成为节奏人物——这些节奏人物之间存在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他们或多或少是可相互结合的（间隔，intervalle）。两个同性、同种的动物相对峙：一方的节奏“拓张着”，当它接近它的界域或这个界域的中心之时；而另一方的节奏则缩减着，当它远离自己的界域之时。在二者之间，在边界之处，一个振荡的常量被确立起来，一种主动的节奏，一种被动承受的节奏，以及一种目击者（témoin）的节奏？抑或，动物为一个异性同伴微微敞开界域：一个复杂的节奏人物在二重唱和交替轮唱之中形成，比如非洲的伯劳鸟。此外，必须兼顾界域的两个方面：它不仅通过将同一种类之中的成员相互分离而确保着、调控着它们的共存，而且，它还对不同的种类进行专化、从而使同一个环境之中有最大数量的物种得以共存。同种的成员介入到节奏人物之中，与此同时，不同的物种也介入到旋律风景之中；这是因为，风景之中栖居着人物，而人物则归属于风景。一个例证就是梅西安的《时间的色彩》，其中有十八段鸟之歌，它们形成了自主的节奏人物，同时也通过复杂的对位、隐含的或创造性的和弦而呈现出一片奇异的风景。

艺术不会等到人类出现时才开始；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艺术是否曾经在人类之中出现过，除了在那些后来的和人为的状况之中。人们常常注意到，人类艺术长期以来与具有另一种本性的劳动和仪式紧密联结在一起。然而，此种说法并不比那种艺术起源于人类的说法更有份量。这是因为，确实，在一片界域之中，两 种引人注意的效应发生了：一种是功能的重组，另一种则是力量的重聚。一方面，功能性的行为只有在获得一种新的形态之时才能被界域化（新功能的创造，比如建造一个居所；或旧功能的转换，比如攻击性改变了本性、变为种系内的）。这就像是一个有关分工或专业的新生主题：如果说界域性的迭奏曲常常转化为专业性的迭奏曲，这是因为专业存在的前提就在于，在同一个环境之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活动，并且，在同一个界域之中，同样的行为不得拥有其他的施动者。专业性的迭奏曲在环境之中彼此交织，就像商人的吆喝，不过，每种吆喝都标划出一片界域，在其中不能进行同样的活动或发出同样的吆喝声。在动物之中，正如在人类之中，存在着为竞争服务的临界间距：我在人行道上的一角之地。简言之，存在着一种功能的界域化，它构成了这些功能得以作为“职业”或“行业”而出现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种系内的或专化了的攻击性必然首先是一种界域化了的攻击性，它无法对界域作出解释，因为它就是从界域之中产生出来的。这样，我们随即就可以承认：在界域之中的所有活动都具有了一种新的实践的形态。然而，没有理由就此推论说艺术自身并不存在于界域之中，因为艺术呈现于界域化的要素之中，而此种要素是劳动一功能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考察结域的另一种效应，情形也是如此。这另一种效应不再与劳动相关，而是与仪式或宗教相关，它致力于此：界域将所有来自不同环境的力重新聚集于一个（由大地之力所构成的）集束之中。唯有在每个界域的最深层次，才能将所有那些弥散的力归属于作为聚合处和基底的大地。“周围的环境被体验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原初的直觉之中，很难将那些真正归属于大地的东西与那些仅仅通过大地而呈现出来的东西——山川、 森林、水域、植被——区分开来。”这样，气、水、鸟、鱼的力量生成 为大地的力量。而且，虽然从外延上看，界域将大地的内在之力与混沛的外在之力分离开来，但从“内涵”（intension）和深度上来看则并不是这样——在其中，两种类型的力在一场争斗之中彼此抱紧、结为连理，而这场争斗的唯一标准和筹码就是大地。在界域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场所，一棵树，或一片小树林，在其中，所有的力汇聚在一起，处于能量的肉搏之中。大地就是这场肉搏。这个强度中心既位于界域之中，但同时又外在于众多的界域——这些界域在一场浩大的朝圣之旅的终点处向它汇聚（由此导致了“故乡”的含混性）。在它自身之中或之外，界域与这个强度中心联接在一起，后者就像是一片未知的故土，所有友善或敌对力量的大地根源，在其中所有一切都得以确定。因而，再一次地，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宗教之所以占据了界域，只是因为它依赖于自身的必要条件：即界域化的、原生美学的要素。正是此种要素将环境的功能组建为劳动（职业），又同时将混沌的力量结合于仪式和宗教（即大地的力量）之中。界域化的标记自身展开为动机和对位，与此同时，它们对功能进行重组，对力量进行重聚。然而，正是由此，界域已然释放出某种将超越于它的事物。

节选自《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11章“1837年：迭奏曲” 

[法]德勒兹（Gilles Deleuze）加塔利（Félix Guattari）著 姜宇辉 译